美军祁观 |冰火铁血（四）： 老炮与菜鸟

军种层面的指挥差异在长津湖战斗中有着明显体现。被戏称为“四等人”的美军陆战队，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了比陆军更加成熟、可靠且更具适应性的作战和指挥能力。抛开军种政治在长津湖指挥、后勤等方面的影响不论，长津湖水库一战，“四等人”在“三等人”（陆军）面前是有骄傲资本的，尤其是在指挥官的能力与经验上。当然，若将视角拉长至整场战争，陆战1师在志愿军面前更多的也是狼狈吃瘪，这是后话。

“四等人”的骄傲本钱

美陆军第7师第31团级战斗队（RCT31，以31团北极熊团为基干）溃灭时，31团3营、32团1营、57野炮营以及15防空炮营D连的所有车辆、装备均在长津湖以东被遗弃或损毁。同时在水库西侧的陆战队两个团，同样遭到志愿军部队的沉重打击，但在相似的作战环境下，被击溃的陆战队保持了建制和多数装备，后运了多数尸体以及几乎全部伤员。

较之水库东侧内洞峙、新兴里的RCT31，水库西侧柳潭里的陆战队5、7两团在防御和后撤中都更有章法。战斗中，当陆战队步兵被志愿军制高点的火力所阻，并被山地鞍部火力杀伤时，会首先召唤后方迫击炮支援，而榴弹炮会对志愿军前方阵地和后方山脊进行打击。每一个陆战队步兵连都配有航空管制官，协调空中火力支援，首波次空中支援一般在最后一轮炮火之后到来，对同一个位置进行打击。空中近距离支援的同时，陆战队步兵便继续发起冲锋。对于柳潭里的陆战队而言，这种步、炮、航空兵的协同是常规操作，优于水库东侧的陆军。陆战1师的警戒哨布置也使得志愿军的突袭效果小于其他战场。

如以记录失踪人员占总伤亡比例作为不同部队表现得参考，长津湖美陆军部队的一半以上伤亡记为失踪，这个数字在陆战队那里连3%都不到，如下表（美军统计数字谨供参考）。

当然，造成战斗结果不同的因素有很多，如陆战队与陆军在前线的兵力火力差异，志愿军重点攻击方向和兵力部署等。且在水库东西两侧，志愿军都承受了很大的牺牲，由于前期情报问题，对两个方向的兵力使用不完全符合之后的战场形势，加之缺少通讯能力以及后勤能力的限制与巨大损失，作战计划的调整也十分困难。但总体说来，美军在水库两侧的表现还是有差别的，且内因大于外因。一个主要内因，便是陆战队与陆军各级人员的差异。

陆军的营长们

在营一级，陆战队比陆军的指挥官更加成熟。在长津湖战斗中，陆军基本是各自为战，陆战队各营则打出了火力与机动的配合。陆军这边，RCT31唯一拥有战斗经验的是31团3营营长雷利中校，他在11月27-28日的战斗中负伤，29日便被后送。57野炮营营长恩布里中校在志愿军发起突击的27日夜便失去了对部队的掌握，他本人负伤，副营长被击毙，麾下一个炮连所有火炮被缴获。且恩布里未在营部与A、B两连之间建立有效通讯，战斗发生后，它们彼此不知道对方情况，在后面几天的战斗和撤退中，57营也没有提供任何统一协调的火力支援。

再说回长津湖东侧美军的“男主角”，32团1营营长费斯中校。美军战后对他的英勇没有任何怀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位置上。

费斯1942年进入陆军服役，二战期间担任李奇微的助手，没有前线指挥基层部队的经历。二战后，他未像许多基层军官骨干那样到陆军指挥参谋学院进修——因为在战时的工作为他获得了“免修学分”，而是加入了在华军事顾问团并成为巴大维的手下。1949年，费斯调入朝鲜成为第12骑兵团第1中队指挥官，这支部队在1950年成为32步兵团1营。朝鲜战争前，他在8年的服役经历中没有任何一线作战部队指挥经历。

当然，费斯的履历并不意味着他对部队的掌控能力很弱。事实上，他在1营的人缘和威望颇好，且作为一名家族传承的标准职业军人，费斯执行任务的决心很强。1营在他的带领下也有一种敢打的态度。不过，RCT31长津湖战斗的过程证明，仅有基本的指挥、管理能力和人望是不够的。

前面的文章提到过，RCT31的撤退命令并非由费斯上级发出，费斯在其助手支持下做出了不得不撤的决定。他下令摧毁了所有火炮，却没有对步兵和车辆分队进行任何通讯安排，未派出巡逻警戒和侦察分队，也未向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该区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的陆战队飞行员了解沿途情况。RCT31建制内有些部队甚至不清楚撤退的决定——事实上，费斯在接替麦克莱恩成为RCT31指挥官后，与57野炮营的军官之间自始至终未进行过任何口头、电话或无线电通讯联络。

陆战队的团长们

长津湖美陆军的18名团级军官中，15人在之前没有任何作战指挥经验，其中7人在朝鲜战争的头半年便被解职。RCT31指挥官麦克莱恩上校在1950年10月成为7师31团团长，而他在二战时期的主要任务先是在英国军校读书，后为欧洲战区司令部参谋军官。在成为31团团长之前的一年半，他先是32团团长，后在第8集团军作参谋。直到长津湖战役打响，麦克莱恩都只能说是战场上的“菜鸟”。而和他类似的营团级菜鸟被大批送到一线基层部队，是陆军当时人事和官僚政策的结果。

陆战队则全然相反。如果说陆军的营团级军官多为“菜鸟”，那么陆战队的同级军官便多是“老炮”了，以陆战1师三名团长为代表。1团团长普勒上校在瓜岛时是营长；5团团长莫里中校作为营长曾在在瓜岛、塔拉瓦和塞班作战；7团团长李森伯格上校在马绍尔群岛时先后为营长和副团长。这三人可以说都是陆战队的明星。

普勒（外号“切斯迪”）算是美军历史上最有名的陆战队军官之一，海军最高荣誉十字勋章获得次数最多的人，在当时是活着的传奇，从两次世界大战到朝鲜战争是无数陆战队员的标杆。李森伯格是为数不多同时拥有欧战和太平洋战场经历的陆战队军官，作风凶悍，同时又非常体恤士兵。莫里虽仅为中校，但依然从“上校如云”的陆战1师脱颖而出，相比另两位团长，莫里更加内敛，但不乏果决。

比起水库东侧，陆战队在水库西侧柳潭里所面对的初始指挥条件问题更多——突前的1师5、7两团团长莫里与李森伯格之间并没有能够进行统一指挥的上级指挥官。但两人还是进行了协调行动，包括建立联合指挥所、共同拟定防御作战计划，对火力、后勤进行统一调度，形成了前、后、侧翼的动态防御，使陆战第11炮兵团的105、155毫米榴弹炮得到了较为合理的使用。加之志愿军攻击部队对柳潭里美军力量预判出现错误，兵力配置不足，使得很难在美军防线打出突破口。

动态防御也是陆战1师在进至柳潭里过程中边打边学的结果。对比陆军而言，山地作战对陆战队更加陌生，但是以李森伯格为代表的这批陆战队“老炮”做到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与志愿军部队的小规模接火，陆战7团观察和学习了志愿军穿插、分割、包围的战术要点，并对自身战术进行调整。

使兵力火力更加集中、统一，这不单是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谨小慎微的结果；看似猬集一团的作战序列，也和九兵团在解放战争华东战场遇到的“结硬寨、打呆仗”不同，不论在指挥、火力还是士气上都是升级版本。

与此相比，在水库的另一侧，31团团长麦克莱恩对RCT31的兵力配置则是头脑发热、“你追我赶”的武装行军。志愿军发起攻击之时，RCT31各部队分散在10多公里山区中6个彼此相隔的区域，这并不能全然归责于麦克莱恩上级的头铁。他与这些部队未建立可靠的通讯联系，在27-28日志愿军的攻击中，他也只了解自己所在32团1营的情况。

别人家的师长

在师级指挥官层面，美陆军1950年的政策同样是塞入“菜鸟”。朝鲜战场最初的6位师长中有4人没有作战指挥经历，这6人在战争最初半年都被解职，而7师的巴大维便是第一个。

二战期间，巴大维是盟军第六集团军群司令德弗斯的参谋长，之后成为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49年成为7师师长之前，巴大维没有任何战斗指挥经验，上下级都认为他不具备必要的指挥和领导能力。巴大维不懂得如何管理和指挥一个庞大的师，他的角色更像是上级的传声筒，并强压下级完成任务。

相比之下，7师副师长霍兹在战斗中的判断和表现要更为清醒，但在调配弹药补给空投的问题上，他同样犯了错误——由于这个错误，RCT31包围圈内的部队自始至终未得到40毫米防空炮的弹药补给，而这是被围美陆军部队对志愿军最具杀伤力的装备。

陆战队这边，1师师长史密斯与10军军长阿尔蒙德之间关于在下碣隅里修机场的矛盾已成为正史、野史、路边史的著名桥段——事实上，两人的矛盾从1师奉命登陆元山港向北推进的那天起就存在。有观点认为这是军种政治所致，也有观点认为恰恰是史密斯的谨小慎微和缓慢前推造成陆战1师被困，而美10军失去了与第8集团军钳形压迫我志愿军西线部队的机会。抛开这段公案不谈，史密斯在对一线情况的把握、对战场变化的判断、对后勤补给的重视以及在不利环境中多任务的统筹协调上，都要做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还有史密斯对基层官兵，特别是伤员的态度。陆战5、7两团从柳潭里撤下抵达下碣隅里时，基本维持了部队建制和士气，与水库东侧陆军突围部队的溃散形成鲜明对比——这与1师前线士兵相对较少的后顾之忧是有关系的。史密斯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调动的直升机与运输机进行伤员后送，甚至为此事又与阿尔蒙德产生了争执。而陆军那边，前后只有四个直升机架次，从前线接送阿尔蒙德与巴大维以及死伤团营指挥官之外，仅有极少的伤员得到后送。不能单纯以陆战1师与陆军7师所能获得的后方支援来解释这种差异。当RCT31的士兵看到他们的营长负伤后送，一颗军心“泄气弹”在美军中炸开。此外，史密斯具有那种在战前做最坏准备，而在最坏情况到来时保持乐观的特质。而这一点又是巴大维所不具备的。

11月30日早8点，阿尔蒙德将RCT31的指挥权从7师移交陆战1师。巴大维在这之后先后在下碣隅里和新兴里与史密斯、费斯会面。巴大维与史密斯都认为RCT31当时只有独自突围这一条路。同样在这个早上，位于新兴里与下碣隅里之间后浦的7师副师长霍兹做了最后一次救援尝试，依然未能突破志愿军阵地。当巴大维面见费斯时，原本是有些作为老长官来稳定军心的意思，但最终什么也没做到——他既未明确后撤命令，对前线疲劳且悲观的士兵也表现得非常冷漠。

这之后，巴大维命令后浦单薄的31团团部及直属部队特别是坦克连南撤至下碣隅里。这些部队在之后下碣隅里美军的防御中发挥了作用，但从当时的战场态势来看，费斯对后浦部队的撤离及后续安排全然不知，而这就基本断绝了RCT31残部的最后逃生希望。

各级指挥官素质和战场经验在长津湖乃至整个朝鲜战争中都非常关键。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助指挥官在迅速变化、充满意外的战场相对冷静和周全地寻找解决办法。除此之外，一名有经验的指挥官可以使指挥链条更加健康，特别是在面对上级的错误指令时。缺乏经验的指挥官，如巴大维、麦克莱恩和费斯，都既缺乏有效的自我判断，更没有底气在面对上级命令时给予合理和有益的补充意见甚至质疑，包括阿尔蒙德对麦克阿瑟同样如此。

服从命令当然是军人的天职。但在这天职之外，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保障了军人之可以为人而非机器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是更具现代性和先进性的军队特征。而不具备这一条件的西方军队则只能依靠下级指挥官的经验与判断来保障战场适应性和行动合理性。与陆战队相比，长津湖东侧的陆军自上到下便只是一部执行命令并确保自身职业前途的官僚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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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