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近代东亚国际贸易中亦商亦盗是常态

关于16世纪、17世纪中国人和西洋人在亚洲的活动，已有大量的专门研究，特别是西方殖民者对亚洲进行侵略的历史，更早已进入中学教科书，一般人也都耳熟能详，因此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我将谈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时期，除了中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外，还有什么人活动于东亚国际贸易中；第二，上述这些人在当时的东亚国际贸易中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三，这些商人与海盗有何关系。许多人对这些问题可能比较生疏，或者理解不够全面，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谈谈。

东亚国际贸易中的日本人

第一，在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以前的三个世纪中，除了中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外，其他亚洲人如日本人、朝鲜人、琉球人、安南人、暹罗（泰国）人也程度不等地参与了东亚国际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日本人的海上活动自13世纪日益活跃，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倭寇”的出现。倭寇事件首次出现于史册是在13世纪的上半叶。到了1350年以后，情况大变，不仅倭寇人数大为膨胀（1351年在朝鲜仁川附近就出现了多达130艘倭船），而且活动范围扩大到几乎整个朝鲜半岛西岸地区，有时还达到半岛东部沿岸地区。从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山东出现倭寇起，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几乎每年都会有倭寇袭击沿海地区。到明代，倭患更甚，这已众所周知，毋庸赘叙。

由于倭寇等问题，明朝政府禁止中国与日本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部分开放海禁，允许沿海一带的居民驾船到南洋从事贸易，但禁止前往日本。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商人与中国商船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如琉球、台湾或东南亚各地进行第三地贸易，或通过当地居民购买中国的产品。为了购买中国产品，日本商人纷纷到东南亚各地与中国商船进行贸易，许多人因此侨居东南亚各地。 17世纪初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实行“朱印船”制度以管理日本的海外贸易。自 1603年开始，幕府签发朱印状，到 1635年共颁发了三百六十道。朱印船贸易范围波及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 19个主要贸易港，每船搭载的日本商民数以百计。于是出现了许多日本人社区，被称为“日本町”。在台湾、澳门、马尼拉、阿瑜陀耶、万丹、马六甲等东亚重要贸易港，都有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日本商人和浪人聚居。例如在澳门，万历三十八年（ 1610），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王以宁奏说：澳门的葡萄牙人“借口防番，收买健斗倭夷以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在暹罗的阿瑜陀耶的日本人有 1000～1500人。而在海外最大的日本人侨居地马尼拉，日本人最多时据说达到 3000人。 1635年，幕府全面禁止日本人出海后，朱印船贸易也宣告结束。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海外日本人也有家不能回，最后消失在所在地的土著之中。

进行东南亚贸易的朱印船

因此，在东亚国际贸易中，活跃着的不仅是西欧人和中国人，而且还有日本人等。

海上贸易的竞争与合作

第二，在东亚的各国商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彼此之间有竞争，同时也有合作。以往许多人都从教科书里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西方殖民者来到东亚世界后，似乎都是“联手”对这里（特别是东南亚）的人民进行掠夺和侵略，而中国是主要的受害者之一。除了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外，还对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进行打压。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也有偏颇的一面。

西欧殖民者来到东亚后，对活跃在这里的华人海上贸易商业进行打压，这是不争的事实。还应当注意：贸易不同于单纯的掠夺。在贸易中，不仅有竞争，而且也需要合作。因此各国商人在东亚，除了竞争，也有相互合作的一面。例如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力图建立和中国、日本直接贸易的渠道。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后，西班牙当局大力招徕福建商人和日本商人直接到马尼拉进行贸易，于是大批中国商人蜂拥而至。1571～1600年，平均每年季节性到访的中国人达7000人次，而当地的西班牙人还不到 1000人。1570～1600年，定居菲律宾的中国人，从不到40人增加到15000人。他们大多数是从事贸易的，因此菲律宾西班牙语中“华人”被称为sangleye，源自福建方言中“贸易”的发音。西班牙当局因为惧怕中国人的势力过大，周期性地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其中以1603年和1639年最为严重。然而每次屠杀之后，又招徕华人来经商。在马尼拉，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商人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日本商人。16世纪初，在暹罗的阿瑜陀耶城有华人、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聚集区。住在这里的葡萄牙人约有300人，日本人1000～1500人，而华人更多，17世纪中叶时达3000～4000人。这些商人一方面彼此展开商业竞争，另一方面也相互合作做生意，总的来说是大致相安无事。

1619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建立统治中心后，也千方百计招徕中国商船到此进行贸易，甚至还使用武力迫使在下港的中国商人迁往巴达维亚。1620年5月3日，荷印公司指示其属下的北大年商馆：你们必须劝诱北大年、宋卡、那空、博他仑等地的中国商船，载运大批生丝、绢绸以及其他中国货物前来雅加达，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不缺乏现款，也不缺乏檀木、胡椒，他们可以不必缴纳任何税款，一切捐税全部豁免。

此外，在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各国商人集聚的港口城市。例如在17世纪初，安南的庸宪和会安已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庸宪的贸易主要由日商和华商经营，葡、英、荷、西商亦间或前来交易。会安更是如此。一个当地日本人1642年在写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说：当时会安的中国人约有4000～5000人，日本人40～50人。荷兰商人也于 1633年来到此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国商人和平共处的国际商港。

在中国舟山群岛的双屿港（今舟山六横岛），16世纪20年代葡萄牙人到来之后，特别是著名的以汪直为首的徽州海商集团来到之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为“16世纪之上海”。这里麇集了大批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特别是葡萄牙人，因此也被称为葡萄牙人的侨居地，“就好像位于里斯本和圣塔伦（Santare，葡萄牙本土的一个港口）之间”。葡萄牙人平托（Fernam Mendez Pinto）于1541年（嘉靖二十年）随葡萄牙的印度总督法利亚船队游历了双屿港。他后来在其《远游记》中写道：“在海上航行六天后，来到了双屿的大门。那里是距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地方三十里的两个岛屿。双屿是葡萄牙人在陆地上建立的拥有上千户人家的集落，由市参事会员、陪审判员、地方长官和其他六七名共和国法官及官员统治。城镇上有3000人，其中的1200人为葡萄牙人，剩下的是各个国家的基督教徒”，“这村落中，除来来往往的船上人员外，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议员及孤儿总管、度量衡及市场物价监视官、巡夜官、收税官及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有两所医院，一所仁慈堂。一般通行的说法是，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丽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据许多熟悉这里事情的人讲，葡萄牙人的贸易额超过 300万葡元，大部分买卖都是两年前发现的日本白银，无论带什么样的商品到日本，都会赚回3～4倍的利润。他说当时葡萄牙人每年在双屿岛的贸易额超过300万克鲁扎多。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前面已经说过，葡萄牙国王每年从香料贸易中大约可获得100万克鲁扎多，而在葡萄牙一个有钱人家的佣人每年才挣4个克鲁扎多。当然，《远游记》是一部游记，像那个时代欧洲人的大多数探险游记一样，所说常常有夸大，所以不能过分相信其所言。不过双屿贸易规模很大，应当是无可置疑的。

明代双屿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

由于频繁的贸易活动和长期相处，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商人往往会使用多种语言。这种情况集中地表现在明末福建海商领袖郑芝龙身上。他不仅会闽南话、广府话和官话，而且也会葡萄牙语、卢西塔尼亚语（一种犹太商人使用的犹太-葡萄牙语）和日语。此外，他也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通事”（翻译），或许懂一些荷兰语。

亦商亦盗的海上商人

第三，海商与海盗。我在上面已经提到倭寇，亦即东亚海域猖獗的日本海盗。除了倭寇之外，在许多教科书中也谈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在东亚海域的海盗行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要问的是：1．在当时的东亚海域中，除了日本和西方海盗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海盗？2．这些海盗和当时的海上贸易以及海商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就不难看到在14～17世纪中叶的东亚海域，海盗绝不止倭寇和西方海盗，来自不同国家的海盗也横行在这一海域。这其中，华人海盗又占有特殊地位。

东南亚的本地海盗，最为有名的是苏拉威西南部的布吉私掠船，其活动范围西至新加坡，北至菲律宾。另一恶名昭彰的奥朗劳特海盗，则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上的过往船只以及新加坡周围的海域。马来亚和婆罗洲的海盗，从婆罗洲出发抢掠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海域上的商船。不过这些海盗与活跃于东南亚海域的华人海盗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有更好的装备和更好的组织，华人海盗比东南亚本土海盗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所以在东南亚海域的影响力也更大。

东南亚的华人海盗活动始于中国元朝。这些海盗大多数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他们也招募东南亚本地人来修建堡垒。这些海盗大多都在苏门答腊和爪哇附近海域活动。到了明初，在活跃于东南亚地区的各国海盗中，最出名的是陈祖义为首的华人海盗集团。陈氏是广东潮州人，洪武年间逃到南洋，入海为盗，盘踞马六甲十几年，在其鼎盛时期成员超过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在日本、南海、印度洋等地。在当时的世界上，这可能是最大的海盗集团。陈氏自立为渤林邦（位于苏门答腊岛）国王，东南亚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后来陈氏集团与下西洋的郑和舰队发生冲突，发生激战，陈氏武装被击毙五千余人，被烧毁战船十艘，缴获七艘，陈祖义等首领三人也被生俘，该集团随之瓦解，华人海盗活动暂时消减，但是到了明代中期，华人海盗又活跃了起来。他们与日本有密切关系，成为倭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倭寇侵扰地区范围图

依照学界较新的看法，倭寇包括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前期倭寇主要活动在14世纪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成员基本上是被称为“西日本恶党”的日本人；而后期倭寇（日本通常称为“嘉靖大倭寇”）是嘉靖三十一年活动的海盗，成员不仅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不仅如此，中国人可能还占多数。《明史》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其中“从倭者”就是中国人。明代小说《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里，对这些“从倭者”的情况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凡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小说里说“从倭者”是被胁从的，但事实上有许多则是自愿的，甚至是自己主动去当倭寇的。参加过平定东南沿海倭寇战斗的明朝官员郑晓说：“近日东南倭寇类多中国之人，间有膂力胆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躧路踏白，设伏张疑；陆营水寨，据我险要；声东击西，知我虚实。以故数年之内，地方被其残破，至今未得殄灭。缘此辈皆粗豪勇悍之徒，本无致身之阶，又乏资身之策，苟无恒心，岂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鸱张，是以忍弃故乡，幡从异类。……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

有一个江苏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后逃回来，向官府诉说自己的经历，说船上大概有两百个倭寇，多为福建、温州、台湾、宁波、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而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

这些真倭、假倭相互利用，共同作案，正如郑晓所说：“倭奴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另一位抗倭有功的官员宗臣说：“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埤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也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

明代嘉靖年间画家仇英所绘《倭寇图卷》

倭寇的大头目也往往是中国人，最有名的就是许栋、汪直（亦作王直）、李旦等。其中汪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率走私船五百余艘由日本驶抵岑港并踞守该港，以后常据九州的五岛列岛和平户，成为当时东亚最大的海盗集团。据明朝后期文人田汝成写的《汪直传》，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对这些人的经历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首先，他们不是单纯的强盗。他们与明朝政府的冲突，主要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致使他们的海上贸易难以进行。例如汪直本是徽商，后来参加许栋的海上走私集团。到浙江巡抚朱纨发兵攻剿许栋集团，李光头被捕，许栋兄弟逃亡，汪直收其余众，进而发展成为海商武装集团的首领。其次，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超出中日之间，可以说囊括东亚海域。例如许栋（许二）与弟许三先在马六甲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网，然后与留在国内的许四、许一等合伙进行走私贸易。汪直当初南下广东，造巨舰贩运硝黄、丝绵等抵日本、东南亚各地，他本人也“历市西洋诸国”，在暹罗的阿瑜陀耶、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由此结识了才到达东南亚不久的葡萄牙人。嘉靖二十年（ 1541），他和两名葡萄牙人带领着上百名番商从暹罗乘船北航向双屿港进发，结果被暴风雨冲漂到日本种子岛，和日商初步建立起贸易关系。第二年南风汛发时，他又和葡萄牙人一起从日本返航驶抵双屿，并加入许栋集团。此时恰好遇上日本的朝贡使团，于是他们便同当时在双屿的中外商人交易。交易完后，许栋即派汪直率“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四年（1545）汪直到了日本博多津，招诱日本商人来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泊客拥有徒众万余人”，或五艘十艘，或数十艘，分泊各港。不少葡萄牙商人也开始将双屿作为同日本贸易的中转港。双屿一带的许多当地百姓也卷入了这种国际贸易活动，有的为番商充当翻译、向导，有的为之造船、修船，有的竞相贩售酒米、时鲜等食品。福建同安人林希元记述道：“（葡萄牙人）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因为这些百姓“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所以在官府眼里也是“从番者”或者“倭寇”。由此可见，许多倭寇实际上是一些对国家没有固定归属感的人。郑晓说：“昔也夷人入中华，今也华人入外夷也。喜宁、田小儿、宋素卿、莫登瀛皆我华人，云中、闽、浙忧未艾也”；“武健才谞之徒，困无所逞，甘心作贼。非国家广行网罗，使有出身之阶，恐有如孙恩、卢循辈出乎其间，祸兹大矣”。这些人浪迹于国际间，唯利是图。借用一个日语名词来描述这些人的特征，可以说他们是一种“国际浪人”。晚明的郑芝龙就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浪人”。他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年轻时到过马尼拉，后来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 Nicholas Iquan）。他发迹于日本平户藩，娶平户藩家臣田川翁昱皇之女田川松为妻。田川翁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国侨民（一说是在日本的泉州海商），在日本改姓为田川氏。还有人说郑芝龙也娶了葡萄牙女子为妻。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人。

因为在当时的海上贸易中尚未有国际安全机制，所以商船出海，大多需要配备武器自卫，或者寻求拥有强大武力的海上武装集团的保护，成为这些武装集团控制的商船。不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商人也常常借助武装集团的力量劫掠对方的商船。当然，这些武装集团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一些海上武装集团属于国家拥有或支持的武力（例如在东亚海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当局的武力），在本国政府的眼里他们不是海盗。另外一些得到当地政权的支持（例如倭寇得到日本沿海诸藩的支持），他们通常只被受害国视为海盗。还有一些完全是私人武装（例如中国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往往被所在国视为海盗。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商船与形形色色的海上武装之间存在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海商和海盗之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区分。

到了明末，这种亦盗亦商的海商武装集团发展得愈加强大，以致出现了郑氏集团这样的超级海上强权。郑芝龙集团纵横东亚海域数十年，成为17世纪世界上最强悍的海商 /海盗集团。虽然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仍主要从事贸易而非劫掠。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崇祯十二年（1639）驶往长崎的郑氏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四年（1641）夏，郑氏的22艘商船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1/5以上，其运载的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了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葡萄牙人控制下的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人。郑芝龙的船只也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地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

因此在当时，海商和海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的角色是经常在相互转换着的，正如谢杰所言：“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事实上，在近代早期的国际贸易中，这种亦商亦盗的海商乃是正常角色。

（本文原题《李伯重：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商”与“盗”》，选自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年1月。文章原发于微信公众号“三联书店三联书情”，经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