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聪：20世纪北京的城墙、王府、教堂、交通与商业

从1900年到2000年整整一个百年，中国社会制度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型，即从专制王朝变为共和政体，再由中华民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首都的北京城也经历了从王朝帝都，1912年变成中华民国的首都，1928年迁都南京以后成为市民的都市，再转变为1949年以后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国家体制的巨大变革给北京旧城带来了许多影响，其中最直接感受到的变化莫过于众多曾经为前朝体制服务的建筑物虽然继续被使用，但是其功能和主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而也改变了北京城市的功能布局。

1920年代的西直门

城墙

老北京城有着800多年的建都史，截止到1967年以前留下的城墙，依然保持着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框定的内外城基本格局，内城9门、外城7门，周回40里，成为北京城隽永的地标，能够在城墙内居住，也就获得了北京城里人的身份。我们从北京大学去城里称作“进城”，“进城”曾经是居住在城外的人们到北京城内去时最常用的词，而今天，北京城已经没有完整的城墙，缺少了地标，80后的北京人很少有懂得“进城”的含义和空间尺度。

王府

1948年我随父母从四川搬到北京，居住在西城翠花街3号的北大医院第六宿舍。那是一座带假山池塘的王府大院，分东、西两组院落，东院是敞厅、戏台，西院是进深三院的住宅，朱红色的大门有5级台阶，配4个门当、2座石鼓狮子门墩，十分气派。民国时期，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曾经住在这里，以后房产归了北京大学医学院。清朝王公贵族的宅第“王府”，最能体现百年来北京城内功能布局的变化。王府是北京城内具有特殊建筑风格的居住类型之一，王府占地广、布局规整、用料讲究、造型轩昂，不同于一般的民宅。清朝王府的建筑布局规模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将军等12等级宗室爵位制度划分，其府第依宗室世系的聚合配置，带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传袭宗室贵族府第的制度随着清王朝解体而不复存在，由于王府的房屋和庭院较多，保存较完整，适合公共职能机构的选址，因此大部分王府被改作政府机关、学校或公共部门。仅举数例如下：

改作政府机关或公共部门的王府：庆亲王府，曾改为原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部（今北京卫戍区）；顺承郡王府，曾改为张作霖帅府（今全国政协礼堂）；郑亲王府，曾改作中国大学（今教育部）；德贝子府，曾改作中国电影制片三厂（今新影制片厂）；豫亲王府，改为协和医院；和亲王府，曾改作陆军部（今中国人民大学分部）；醇亲王新府（北府），曾改作卫生部、国务院宗教局；棍贝子府，今北京大学积水潭医院；荣寿公主府，今北京中医医院。

用作学校的王府：礼亲王府，曾改作华北文法学院（原内务部）；果亲王府，曾改作工业学堂（今中国儿童中心）；涛贝勒府，改作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松公府，曾改作北京大学文法学院（今国家文物局）；和嘉公主府，改作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今高等教育出版社）；醇亲王旧府（南府），曾改作中华大学（今中央音乐学院）。

清朝入关占领北京城时，规定内城（或称北城、满城）由旗人按满、蒙、汉八旗旗籍分区居住。正黄旗居址，位于内城西北部；镶黄旗居址，位于内城东北部；正红旗居址，位于内城西部西直门与阜成门之间；镶红旗居址，位于内城西部阜成门内大街至西单牌楼之间；正白旗居址，位于内城东部东直门与朝阳门之间；镶白旗居址，位于内城东部朝阳门内大街至东单牌楼之间；正蓝旗居址，位于内城东单牌楼与崇文门之间的东南部；镶蓝旗居址，位于内城西单牌楼与宣武门之间的西南部。老舍先生家族属于正红旗，所以他的家曾住在西城小羊圈胡同。凡未入旗籍的汉官、商、民皆迁至外城（南城）居住，设东、西、南、北、中五城坊司管理。由于清朝能够获得王公府第者必须是具有八旗旗籍，所以王府全部坐落在内城里。这样一来，到清王朝解体以后，原属皇亲贵戚八旗宗室的王府，纷纷改作机关、学校。因其位置并没有改变，于是绝大多数政府机关、学校、公共部门就集中在东、西两城区，数目远超南城。以王府为代表的北京旧城功能空间的分布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影响了北京的房地产。

教堂

我的祖父曾在北京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亚斯礼堂工作（1869年由美国美以美会Methodist Mission创建），并兼任汇文小学的校长。祖父家住崇文门内盔甲厂汇文小学旁边，1958年兴建北京新火车站征用盔甲厂一带的土地，搬家到亚思礼堂门外孝顺胡同1号。记得祖父曾经带我去过几处基督教堂，一是东单北大街西侧的基督教米市胡同教堂、一是前门外大街珠市口教堂，还有一处是灯市口大街油房胡同基督教公理会。这种经历对1994年以后开展北京城内西方教会建筑的调查很有帮助。

早在元朝时大都城里已经有基督教堂，十字寺遗址位于今鼓楼东南方砖厂胡同内。明万历年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1605年在北京城宣武门内建造了第一所天主教礼拜堂，又称“南堂”。元、明两代西方教堂虽已在北京城内出现，但西方教堂在北京城内大量出现还是清晚期到民国时期的事情。据1918年统计：北京城内外共有东正教修道院、礼拜堂39所，信徒5587人。民国十年（1921）调查北京地区共有天主教大堂60处，信徒26.8万人。据1938年统计，北京城内共有耶稣教堂53处，信徒12440人。

由于顺治、康熙、乾隆等几位皇帝曾与来华耶稣会士有过友好的交往，因此清朝前期天主教在北京获得发展，天主教堂主要分布在北城（满城）内。顺治七年（1650），赐地重建宣武门南堂。十二年（1655）又赐许耶稣会士利类思（Lodovico Bugli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在王府井大街甘雨胡同西口建圣若瑟教堂，即“东堂”。康熙三十二年（1693）因耶稣会士张诚、白晋进西药为康熙医治疟疾，特赐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广厦一间，改建救世圣堂，又称“北堂”；光绪十三年（1887）以天主教北堂与宫禁过近，妨害慈禧太后修建苑囿为由，将北堂迁往西安门内西什库。雍正元年（1723），随铎罗主教来华的德理格神父购得西直门大街路南院落建天主教西堂，以上为北京著名的天主教四教堂。1900年以后，天主教在南城也陆续建堂，如：南岗子天主教堂，由东交民巷圣弥厄尔教堂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筹建，是外城占地最广的天主教堂。

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的传布约始于1861年，英国圣公会、公理会、长老会，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陆续在京城开办教堂。清末民初是其布道发展最快的时期，不仅被毁的教堂均被修复，而且随着王朝解体与新共和体制的建立，新、旧两教均有更大程度的发展。

西方教堂在北京城内的选址和分布。东正教堂和天主教堂南、北、东堂的选址都与最初安置俄罗斯人或耶稣会士的住所有关，没有特别的规划，天主教西堂的建立可能考虑到分布的均衡。民元以后，新教基督堂的选址值得研究，一方面由于在北京的耶稣教会派别颇多，除英、美教会各派占数目最重，还有属于瑞典、挪威的神召会，故各教堂分隶不同的教派，总堂之外，又设分堂，分布零散。北京城内的西方教会组织常常附设学校、医院、文化“慈善”机构，如：灯市口“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北京众议会教堂，附设印书局，以后又创办贝满女子学校（原北京市女12中）和育英中学（原北京市第25中学），现合并为北京景山学校。崇文门内的卫理公会亚斯立堂，在船板胡同附设怀理（汇文）书院，1904年改名汇文大学，兼设汇文中学部（原北京市第26中学，今恢复汇文中学）。1872年在孝顺胡同创办慕贞女中（即北京市女13中前身，今第125中学）；1886年创办美以美会医院（今同仁医院），1903年在东交民巷东口盖新医院楼，成为北京城内最早出现的欧式建筑楼群之一。西什库天主堂附设孤儿院、图书馆、印刷厂及光华女中（今北京第39中学前身）等。1902年，法国天主教会在北京平安里前毛家湾创办“万桑医院”，后改名为万生医院（即北京医学院平安医院前身）。王府井天主教东堂，附设惠我女校。属于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的六部口教堂，1910年在西绒线胡同创建崇德中学（今北京市第31中学），校舍为英国传统建筑风格。1921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珠市口教堂，附设汇文二小。1901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建立交道口教堂，附设安定医院和妇婴医院，1917年两座医院合并成北京道济医院。1906年由基督教新教英国伦敦会、美国公理会和长老会等在东单北大街西侧兴建北京协和医学堂，主体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廊柱庑殿顶、白石栏台基与欧式砖楼结合；街东的教师、医生住宅则完全采用欧式独立的小楼，外置草坪，风格迥异。

由于西方教会在中国的传道与学校、印刷、医院或福利慈善机构共存，对下层市民有更多的吸引力，大、小教堂与教会学校渗透到北京全城的街巷胡同，无论官绅富户宅院集中的地段，抑或贫民杂居的巷尾，皆有福音堂、宣道所、青年会或家庭分会做礼拜的堂院。从建筑风格来观察，北京基督教堂除了保持欧美教堂式样外，附属的学校、医院、神职人员住宅注意吸收中国传统砖木结构的建筑样式，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也吸引更多中国人从感官上获取认同的意念。

西方教堂与中国寺庙共同组成了老北京城市市民信仰空间分布的地域结构。

1901年的西什库天主堂

交通与商业街

我们家住在西城，祖父母家在东城，记得孩提时探望爷爷奶奶来往都要乘坐有轨电车。北京城内的公共交通建设创自民国建立以后，1919年以前北京城内没有近代公共交通设施，1921年开始筹建有轨电车，1924年通车。第一条有轨电车线，南起前门，经司法部街、西长安街、西单、西四、新街口至西直门，全长9公里。此后，又陆续开辟了六条：1路电车，由天桥至西直门，全长 9.886公里；2路电车，由天桥至北新桥，全长 8.066公里；3路电车，由东四至西四，全长 7.389公里；4路电车，由北新桥至太平仓，全长4.658公里；5路电车，由崇文门至宣武门，全长5.255公里；6路电车，由崇文门至和平门，全长4.533公里。1935年，北京开办公共汽车，最初开辟四条营运线：1路汽车，由东四至虎坊桥；2路汽车，由鼓楼至菜市口；3路汽车，由东华门至南苑；4路汽车，由东华门至八大处。北京的公共汽车发展缓慢，截止到1949年，仍然仅有五条线路。

我们去看望爷爷、奶奶，从翠花街出门向东跨过北沟沿，走过受壁胡同，坐1路电车至前门棋盘街，再换乘5路电车，经东交民巷抵崇文门下，过街百米就是孝顺胡同东口的亚斯礼堂了。这样的交通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我们家门口通了7路汽车（西直门至前门），汽车、电车混乘，可以少走些路了。那时候，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爷爷奶奶带我去王府井东安市场吃起士林餐厅的西餐。

北京城内公共交通线路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连接城内几处繁华的商业街。商业街的分布也是老北京城功能布局重要的空间表现，其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元大都城的设计规划是“面朝后市”，商业中心有三个：“钟楼市”、“斜街市”在皇城的北面，运河终点积水滩码头附近，也就是今天的鼓楼周围；另两个分别是“角市”（今灯市口以北）和“羊角市”（今西四牌楼）。明代北京城，放弃元大都北半城，将南、北城墙分别南移，由于“京师侯门大宅尽在中三线”，即北京官家贵室的宅院多分布在东单、东四、北新桥，西单、西四、新街口，地安门至鼓楼及正阳门外大街这三条南北大街两侧的胡同里，因而在这三条南北大街的十字路口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北新桥、新街口、地安门外大街、正阳门外大街渐渐形成店铺林立的商业街。清朝之初，因实行满、汉隔离居住的政策，内城的商业活动一度凋敝，清中叶以后才逐渐恢复。前三门外工商业发展迅速，人口剧增，行业店铺与摊贩杂处，特别是前门外大栅栏、粮食店、珠宝市、煤市街、廊房、鲜鱼巷等数条街巷，不仅云集了以经营绸缎皮货名扬京城的“八大祥”（瑞蚨祥、瑞林祥、瑞生祥、瑞成祥、谦祥益、益和祥、东升祥、丽丰祥，八家带有“祥”字的绸缎店）百年老店，而且还集中了：广和园、庆乐园、三庆园、同乐园、广和楼等五家戏园，是北京外城最热闹的娱乐场所。上述繁华的商业街分布一直保持到民元以后。

“八大祥”之一的瑞蚨祥

与此同时，随着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划定，靠近东交民巷东口的崇文门内大街、台基厂北口的王府井大街，陆续出现为外国人服务的洋式店面，如：永昌洋行（英商经营铁床皮箱）、梦景洋行（法商专营女服）、礼和洋行（德商专营化妆品照相器材兼火灾保险）、义利洋行（德商专营毛货鞋袜杂货）、日华洋行（日商经营磁器杂货）、加藤洋行（专营杂货）等，在街东开辟了东安市场。1902年，法国商人在王府井南口始建五层楼的北京饭店，1917年又由中法实业银行出资增扩，盖成七层具有巴洛克及欧洲折衷主义风格的法式新楼，成为当时北京最高级的饭店。西式旅馆、专放外国影片的电影院、中外文书店也相继出现在王府井大街，1934年10月《北平市商会会员录》登录王府井地区中外商号达到136家，其中主要有：英商新华洋行（经营呢绒绸缎鞋帽）、恒顺洋行（专营拍卖、保险业），美商慎昌洋行（专营机器电机化学品）、美孚洋行（垄断燃料油），法商利威洋行（经营钟表钻石金银器），俄商吴鲁生洋行（专营高级衣料女服化妆品），德商西门子洋行（专营机电电料）、美最时洋行（经营钟表杂货），日商三菱洋行。金融机构也落户王府井，中资有中国银行、大陆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外资的美国花旗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均在此地设店。许多中国的“名字号”商店：中原公司、仁立地毯公司、陈振倡西服店、徐顺昌西服店、盛锡福帽店、同升和鞋帽店、亨得利钟表行、大明眼镜店、永仁堂国药店、萃华楼饭庄、起士林饭店、四联理发店等，今天依然在王府井挂牌。据截止到1950年代的统计，王府井地区的西服店共有22家，几占全北京城38家西服店的百分之六十。北京曾流行一首《竹枝词》唱道：“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说明王府井新式商业的繁盛已变为北京城区之首。

1914年前后，北洋政府对北京皇城改造的同时，对南城也作了一定规模的市政建设。主要是在宣武门外万明路、香厂一带规划建造了一个“新市区”，铺设了十字交叉的柏油路，道边植树，十字路口为圆形的小广场，周围两层的砖木建筑，上为住宅，下作商店。还仿照上海大世界游艺场，营建了一座四层楼的娱乐性建筑“新世界”。新区南部修建方格网形的街道，安置医院、旅馆和里弄式的居民建筑。1916年，拆除先农坛的北墙，先后建起先农市场、城南商场、天农商场等市场，并开设了北京电车总站。天桥市场区的特点是融汇市井百业，民间百戏，其商业以小货摊为主，兼有各色吃食的饭馆、酒铺、菜摊。而且集中了11座戏棚、7座落子馆、23个相声、武术场地等娱乐场所。天桥市场能够吸引失业的城市贫民来此谋生，成为北京外城有特殊风貌的地段。此种世风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不显。

新世界游艺场

正是20世纪塑造的北京城商业娱乐中心地布局，使北京城内最初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线路设计就是为了将内城的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北新桥、新街口、鼓楼和王府井，外城的大栅栏、花市、珠市口、虎坊桥、菜市口和天桥串联起来。这样的格局也只有当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打破了封闭的皇城限制，才能够为便利北京城市交通创造条件。1926年，打通南城墙，开辟兴华门（今和平门），从皇城根、府右街南口穿过西长安街、南城墙，开通了南、北新华街，使南城虎坊桥至北城德胜门之间出现了贯穿南北的通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期间，在东、西长安街的延长方向上，开辟启明门（今建国门）和长安门（今复兴门），但是与东、西长安街之间仍然只有小胡同联络，路口十分拥挤。1959年，开通建国门内大街、复兴门内大街，十里长街才终于彻底贯通。

以上仅仅从城墙、王府、教堂、交通与商业等方面，叙述了20世纪百年北京城功能建筑布局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今天北京的城市功能布局既有历史上的迟滞影响，譬如政府机关、中小学校在北城区的集中分布，始终制约着北京城内“学区房”的房价高攀不下。同时，新商业购物中心及连锁店的兴起和广泛分布，又使原先著名的商业街区相形见绌，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北新桥、新街口已经淡出人们心目中的商业中心感，今天还会有多少北京人会去大栅栏、王府井购物？恐怕也只有外地人才会去光顾。造成这种城市空间布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北京城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作为王朝帝都标志的紫禁城，永远屹立于城市的中心；今天的中央政府机关多数集中在城内，这些建筑都是首先需要考虑保护的对象。北京城市居民的成分也已经发生根本的改变，许多北京老住户迁到城外居住。像我们家就是从二环以内的城里，先搬到城外的魏公村，“失去了城里人的身份”；再搬家到三环路与四环路之间的黄庄，又搬到四环路以外的北京大学宿舍；而父母的家甚至搬迁至五环路以外的西二旗。这一步步的向外迁徙既有乔迁之喜，又饱含着难以名状的“思念之情”。

老北京城市建筑的文化特征是非常鲜明的，但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四合院式的平房难以适应人口压力对住宅的需求。政府不断地拆除一些四合院，改建高层住宅楼。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改建从未停止过，但是截止到80年代末，北京城市的传统文化特征还没有被破坏。这是因为过去四十年迁入北京城市的人口，在经济收入、政治地位、社会威望和文化水平方面基本上是协调的、均质的，与北京城市文化特征基本上是和谐的。近20年来，情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打破了城市阶层与城市文化的均质性。这种变化不仅导致对住房和购物有高标准的追求，而且追逐与市中心接近的良好区位，造成现代风格的政府大楼、高层写字楼、宾馆饭店在老城区内争相建造，车辆在城区的拥堵。尤其那些象征金钱与欲望的全金属玻璃外壳式建筑，不仅消耗大量能量，而且同北京传统的城市特征是极不和谐，它们不仅蚕食着北京城的传统文化风貌，也夺走了北京人追求静谧淡雅的情怀。

当今天的城市迈入发达的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走向自身现代化时，随着成片居住了几代人的传统房屋建筑的拆毁，不仅给市民送来乔迁之喜，也带走了祖辈传下的文明。面对越来越失掉中国风格的“家”，将不只是情怀的失落，也产生着困惑：是否旧的建筑都应该或迟或早地被拆掉？什么才是我们生活的城市的特征，哪些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应该被保留呢？城市文明的盛衰具有哪些特点？只有明确这些，才能在社会转型期，当城市面临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时，有意识地保护那些代表城市历史文化特征的建筑与结构，使中国城市不会失去民族特点和文化魅力。

（本文刊于11月18日《文汇学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