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三十）︱现代思想契机：姜沆与朱舜水

重思东亚在近世的命运，不但需破除制度上“闭关锁国”的神话，还需要反思另一层关于思想和文化的定论。

和“闭锁论”一脉相承，多数当代论点，假定在17到19世纪的东亚（清代中国、江户日本、晚期朝鲜王朝），学术和思维日趋停滞、僵化，以致无法抵御西欧工业化、新技术、新思想在现代的冲击。和西欧和北美同时期自由、民权思潮的汹涌澎湃相比，三个东亚社会则像是死水一潭。宋明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系统，是三国一致的官方意识形态；礼教一统天下，压制异见与“人性”。清朝则更因满人大兴文字狱和刻板的科举制度，而“万马齐喑”。

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认识不可谓没有道理。但是目睹东亚世界在20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当发现它的内核并未按照“脱亚入欧”的逻辑延伸，而是很大程度上延续本土框架、从历史命题中找寻因对现代挑战的途径，我们就知道“停滞”一说并非全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有失偏颇。

清代中国、江户日本以及李氏朝鲜，都并不缺少新鲜思想的迸发。不论是否处于官方认可的主流学说之内，这些思想都未停止生长，且对19、20世纪的东亚世界恰有极大的塑成作用。因此要查考东亚在现代的“发现”，就需追根溯源，对早期现代的思想状况有所反省。

目光再次回到17世纪，我们先来看两位桥梁性的人物，他们是对日本近代思想影响深远的两位儒者：朝鲜的姜沆（1567-1618）和中国的朱舜水（1600-1682）。

1597年，姜沆在全罗道海上被二次侵朝的日军俘获。就在几天前，朝鲜名将李舜臣在鸣梁海战中阻击日本水师先锋，但终究寡不敌众，没有阻挡日军继续北上。姜沆本来在全罗道组织义兵抵抗，但队伍四散，他只好携家小，分乘两船投奔李舜臣，仓皇之中又和父亲失散。他后来自述，在寻父过程中，遭遇日船，全家蹈海而逃，结果不但自己被抓，而且家人死散无计。最惨的是刚出生小儿子被弃之沙滩，“潮回浮出，呱呱满耳，良久而绝”。

姜沆的悲惨境遇却造就了一次重要的文化相遇。同不少朝鲜人一道，他被押送到日本，辗转几个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学者藤原惺窝。藤原最早学习佛教，后来通过朝鲜通信使接触到了朱子学，从此致力于儒学研读，还一度想到中国求学。通过和姜沆的接触，藤原惺窝系统学习了朝鲜儒学以及儒家礼仪制度。姜沆则在藤原的帮助下，最终回到朝鲜，并撰写了记述乱中见闻的《看羊录》。他在书中并没有提及和藤原的交往，倒是提到了日本与葡萄牙、中国等频繁的海上商贸往来。

姜沆的时代，朝鲜儒学已建立起自己的体系。李滉（退溪）和李珥（粟谷）在16世纪中后期双峰并峙，开创颇有特色的性理学派。姜沆深受李滉学说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了藤原惺窝。藤原此时受聘于德川家康，专门讲授儒学，为后来江户幕府确立朱熹理学为官方政治理念，起到关键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日本儒学得以摆脱佛教的影响，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问。也因此，藤原被尊为日本近世儒学的开山鼻祖。

藤原的学生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林罗山。林罗山由藤原推荐，仕于德川家康，前后辅佐过四任将军，参与编写文书，制定制度法令，将所学与政治实践相结合。他继承老师对理学的阐释，希望调和儒教与本土神道思想，以此排斥基督教。林罗山对幕府官学影响巨大，整个江户时代的“大学头”一职，全部由林氏一族担任，林家成为世袭的官学领袖。林罗山创立的私塾，后来发展为幕府直辖的教学机构——昌平坂学问所，无数名儒出自林氏门下。朱熹的思想，经李滉阐发、姜沆传播、藤原与林的消化，成为德川时代日本思想主流。如果说，江户幕府奉朱子学为官学，是在此前长期变乱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权衡之选，那么姜沆与藤原惺窝的相遇，则极大促成了这个选择。

丰臣侵朝让姜沆被俘日本，满洲崛起则促成朱舜水东渡扶桑，它对日本的影响同样巨大。朱舜水原名之瑜，“舜水”是60多岁后在日本用的号，但因为他的主要著作皆在日本完成、流传，“舜水”反而更为知名。他是浙江余姚人，1644年后致力反清复明，奔走于闽浙沿海和日本、安南、暹罗一带达15年。安南国王曾强留他入仕，但他不愿行臣子之礼，坚辞不就。1659年，他参加郑成功攻打江南的战役，失败后来到日本求助，此后就在长崎定居下来，传授学问。

一开始，朱舜水在学生安东省庵的接济下生活。1665年，水户藩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仰慕朱舜水的学识，聘他为宾师，执弟子礼。朱舜水于是移居江户，名声日隆。他现存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和日本士人的通信、问答，也可见日人对他的零星写作都十分珍视、详加整理。直接受他影响的著名学者，除了安东省庵、德川光圀外，还包括安积觉、山鹿素行、木下顺庵、伊藤仁斋等等。

明朝覆亡、过去被视为“蛮夷”的满洲居然成了新的“中华”，这一政治巨变，给整个儒家世界带来极大的心理和文化震撼。朱舜水和他的同乡黄宗羲一样，一方面坚守明朝正统，另一方面深刻反思有明一代儒学的问题。他认为明亡之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的腐坏，尤其是读书人的腐坏，致纲紀疲敝、民德沦丧。所以和姜沆不同，朱舜水虽然也尊奉程朱，但反对明朝后期朱子学堕入空理。对于朝鲜人厌恶的王阳明心学，他倒是有所吸纳，不过他也不满后期王学的虚空，强调学问应经世致用。这种实学思想，启发了日本“古学派”的兴起。

他带给日本的儒学，不是姜沆那种成体系的性理之学，而是带着沉痛的亡国之恨的批判性儒学。在他眼中，故国因内败外虏，已经彻底沉沦，反而是收留了他的日本，能够看到延续文明正脉的希望。此时的岛国，竟也成了某种理想寄托。在给安东省庵的信中，他说“贵国山川降神、才贤秀出，恂恂儒雅、蔼蔼吉士，如此器识而于学焉，岂孔、颜之独在于中华，而尧、舜之不生于绝域？”

须知在此之前，中国士大夫眼中的日本，一向是蛮夷倭种。因为明亡清兴，日本就从岛夷倭寇，一变而为域外尧舜了。这样一种思想，更加促发了日本重新认定自己在中华文明统续中的地位。儒家本强调华夷秩序，但由于有了满洲这样一个夷狄，日本反倒从夷狄的身份中解脱出来了。朱舜水鼓励日本儒士认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成为“中华”。日本所谓“脱离中国的中国化”，由此展开。

明末清初的浙东一派学者，极重治史，有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传统。朱舜水尊王攘夷的史学思想，是日本近世史学的精神坐标。德川光圀在江户设彰考馆，编纂《大日本史》，第一位总裁，便是朱舜水的得意门生安积觉，而前六任总裁，竟全是朱门弟子。《大日本史》是日本“水户学”的奠基之作，其思想主轴就是维护皇朝正统的“大义名分”。“大义名分”之论直接导引出19世纪倒幕、维新时“尊皇攘夷”的政治口号，也成为此后日本亚细亚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朱舜水与林氏一派幕府官学也有交集。林家第二代掌门是林春胜（鹅峰），其子春信便受学于舜水，可惜早夭。春胜的另一个儿子、后继任大学头的林凤冈，则和木下顺庵等朱门儒生常有往来。林春胜、林凤冈父子利用职务，收集整理了当时由到长崎的商船带来的中国情报，并以《华夷变态》命名这本口述资料汇编。很明显，这体现日本学者对中国“是华变于夷之态”的认定，与朱舜水的思想高度吻合。

17世纪以来有关“中华”和“夷狄”的身份重塑，是东亚思想开始走向现代的一大刺激因素。经过丰臣侵朝、满洲崛起和西学渐入，东亚的知识界因应时变，产生了一次集体震荡。面对时代冲击，中日韩的思想者重新解释自身、他者和历史，寻求解答。此震荡之所以会差不多同时发生，则因海洋交流网络的扩展，人文碰撞在短期内突增。姜沆、朱舜水和日本的相遇，虽属偶然，却串联起本地早期现代的多重历史背景。他们的相遇能成为东亚现代思想兴起的契机，这些背景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