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古都”争夺战：不只是成都，从杭州起每次增设都有争议

“提到中国的历史古都，你会想到哪座城市？西安？北京？还是开封和洛阳？”

近日，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报道称，中国古都学会在成都达成《中国古都学会·成都共识》，“将成都列为中国‘十大古都’之一”，“似乎刷新了小伙伴们对古都的定义”。

中国古都学会方面向澎湃新闻（www.thepapaer.cn）记者否认称，学会从未有过“九大古都”、“十大古都”的共识、宣言或决议，而《成都共识》对成都历史地位的准确表述是“实堪跻登中国大古都之行列”，代表了大部分参会学者的意见。

中国古都学会相关负责人强调，中国古都学会是学术民间团体，无权认定并宣布谁是第几大古都，相关讨论仅作为学术研讨。该负责人婉拒对成都古都地位的置评，“学理上要讲清楚，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

澎湃新闻记者采访的多位古都学者认为，成都符合学会通用的大古都标准，且以西南少数民族政权都城身份，丰富了大古都内涵，顺应了学术界由“中原中心论”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转向的趋势，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事实上，“大古都”之说源起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国内学界视线，九十年代成为正式学术术语。从“五大古都”逐渐发展认定到如今的“八大古都”，一直伴随着有关“大古都认定标准”的学术争鸣。近年来，亦不断有学者及地方政府推动大同、大理、成都等地加入大古都行列。

“学术团体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各人对大古都评价标准有一定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称。

一本书牵出的“大古都扩围”

“古代对古都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对前朝建都不同选址的综合评价，还未能提出古都的等级差别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毛曦对大古都认定的来龙去脉有过深入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民国时期才开启了“大古都”认定的先河，成为今日大古都问题的学术源流。

毛曦介绍，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界先后出现过“五大都”、“历史上之六大都会”、“中国五大名都”、“四都”等说法，直到30年代后期逐渐趋同于“大古都”一语。而这些学说涉及的城市一致，仅有排序上的些微差异。“四大”包括西安、北京、洛阳、南京，“五大”加上了开封，“六大”加上了杭州。

“民国时期讨论大古都，大背景是传统王朝结束了，把之前的历朝历代放在一块来看，总有一些更重要的城市。这是很自然的事。”毛曦说，“大古都”说的流传有一定偶然性，当时各种各样的学说纷纭，但都没有就大古都标准问题作出说明，也没有出现专门集中的学术讨论和争鸣。

1976年，台湾学者王恢出版发行《中国历史地理》（上册），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五大古都”，该书副标题即为此。不经意间，该书竟牵出了中国大陆学界 “大古都”问题近30年的纷纷扰扰。

1980年初，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在台湾作学术交流时看到此书，回国后专门带信给历史地理学家、时任杭州大学教授陈桥驿，希望他主编一套类似的书。

2011年，89岁高龄的陈桥驿在给毛曦的复信中，详细回忆了这段故事的始末：“侯先生几次嘱我写，我推不了，但由于长期在杭州执教，我感到杭州曾为吴越及南宋国都，而后者是中国传统的正式王朝，由我写，如不列杭州，我是无法向杭州人交代的。”

值得一提的是，“六大古都”说最早源起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地理大纲》，著者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开山大师张其昀，和陈桥驿一样，也是浙江人。

谭其骧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要加上一个杭州成为‘六大古都’，是因为注意到了杭州尽管只做过半个中国的都城，其城市的繁荣昌盛程度，却不亚于、甚或有过于全国性的五大古都。并且和五大古都一样，到今天还是一个大城市。”

陈桥驿与侯仁之和谭其骧商量后，经出版社同意，将书名更改为《中国六大古都》，并增加古都杭州的相关内容。1983年4月，该书出版，“六大古都”随之广泛流传开来。

同年9月，中国古都学会在西安成立。“中国历史地理学三驾马车”齐聚，史念海任首任会长，侯仁之、谭其骧被推为名誉顾问，陈桥驿则任副会长。

作为获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古都学会在日后多次“大古都扩围”中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代表着学界权威的声音。

安阳PK杭州：“七大古都”出炉

就在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8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开始对邺城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邺城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六朝古都，580年杨坚的一把大火使其沦为废墟。曾长期管辖临漳（邺城遗址所在地）的邻省城市安阳，携商朝后期都城“殷墟”所在地之势，看准这一机遇，将目标瞄准了中国“七大古都”，开展了一系列公关和社会活动。

1988年，由于“六大古都”影响扩大，与六都有关的几家电视台设计开拍一部《中国六大古都》电视系列片。

据陈桥驿回忆，当时的安阳市委宣传部部长从河南赶到杭州与他商量：安阳能否算作“大古都”，能否再写一部“七都”，电视片也相应名为“七都”，一切费用均由安阳负责。此后，安阳方面还邀请其与史念海到安阳考察近十天，一直由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陪同。

据一位安阳方面亲历者2012年撰文回忆，当时安阳市地方史志办人员多次拜访该电视系列片顾问史念海、陈桥驿、侯仁之等教授，“他们一致认为安阳应参加该电视系列片的拍摄，并分别亲笔写信向河南省委宣传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1988年10月初，安阳先是召开了五省市电视台台长参加的电视系列片工作会议，经专家论证同意安阳参加拍摄并改片名为《中国七大古都》，紧接着又召开了中国古都学会第六届年会，会上正式宣布安阳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1991年，陈桥驿重新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出版，请谭其骧作序。而谭正是“七大古都”说的首倡者。在198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上篇中，谭其骧将邺城与“六大古都”并列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七大首都”。

事实上，谭其骧起初并不赞同“六大古都”说。据其自述，他开始时认为只有“五大古都”是合理的，从各方面看都胜过其他古都，“但既然‘六大古都’说（注：20世纪30年代）已经流行，而且杭州在中国的古都中也的确具有重要地位，讲课时就不能回避。”

谭其骧将杭州与其他古都相比，经常言及“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至少不下杭州”。早在上世纪60年代，给复旦学生讲课时，他就提出了“七大政治中心”，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六大古都”的提法，他自称“又经过多年的考虑，才改称为‘七大古都’”。

“应把殷邺看成一个整体，中原实为七大古都。”在1984年中国古都学会第二届年会上，谭其骧正式提出“七大古都”说，“今后研究古都应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中原古都，不能只讲六大古都。”此后他多次公开支持安阳地方政府推动安阳列入“七大古都”的工作。

殷邺之辩：大古都“标准大讨论”

为何谭其骧要强调把殷邺看成一个整体？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上篇一文中做过解释：单算邺在秦汉以后，没有做过一统王朝的首都，作为较大地区政权的首都，合计不足100年（注：一般认为大古都历史应超过200年）。但把殷包括在内，则共有370年（超过开封、杭州），“所以应该把它列为历史上七大首都之一”。

然而，在安阳跻身“七大古都”的道路上，与殷、邺的关系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坎，尤其是后者，至今仍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安阳县与邺县虽曾有过行政区划上的历史关联，但安阳与邺城却是独立发展、互不关联的城邑；也有学者认为，即使把邺都的历史算作安阳的一部分，其早已沦为废墟，后世甚至连县治都未能维持，安阳仍难符“大古都”之名。

谭其骧在提出“七大古都”时并非没有考虑这一点，但他强调的是“谈古都首先应着重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不应以古都的后身今天的城市的大小为取舍的标准”。

在所有反对声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马正林是最具标志性的一个。他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不仅反对将安阳列入“七大古都”，更是第一次将大古都“标准问题”讨论诉诸台前。

在马正林看来，大古都必须满足5个条件：建都历史悠久（200年以上）；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优越；是全国政治或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建设宏伟；延续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城市。而安阳后四项皆不具备。

马文发表后，谭其骧弟子、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邹逸麟从历史地理角度论证，邺城至少符合马正林提出的四项标准。他认为，邺城从曹操时代兴起并发展为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反映了黄河下游平原上第一次出现了能够有效控制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统治的大都城，其城市布局和规制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有着划时代意义。

同为谭其骧弟子的葛剑雄，则提出了大古都等级的9项量化指标，得出安阳的综合指数低于南京、高于杭州，证明安阳列为“七大古都”之一当之无愧。

这些指标包括：建都时间、都城性质、都城所代表政权的疆域幅员、首都对政权的控制程度、遗址遗物的保留程度、今城市的政区等级、古都与今城市的重合度、综合知名度。

在安阳的争议问题上，史念海可说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据上述安阳方面人士撰文回忆，1994年在安阳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上，史念海针对个别学者的质疑说道，“安阳作为七大古都之一是肯定的，任何人是不能改变的”，并阐述安阳与殷、邺的关系，均是不可分的。

虽然1986年国务院公布安阳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时，在其简介中仅提及殷都，并未提及邺都，史念海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还是坚持将殷和邺都计入了安阳的古都纪年。

陈桥驿也给安阳投出了赞成票。在《中国的古都研究》一文中，他提到，“殷墟作为一个早期传统王朝的首都达270余年，即使不再考虑邺城，安阳也已经具备大古都的称号了。”

目前中国古都学会采取的“大古都”通用标准，由学会第二任会长、古都学家朱士光提出：应是中国历史上主流（或主体、主干）王朝或政权的都城；有着较长的作为都城的时间，一般而言应在200年以上；有着相当大的城址规模；在它遗址上或其近旁存在后续城市，且应是国家级或较高级别规格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此观之，抛去所有争议不论，安阳在最后一点上确实稍有逊色。

陈桥驿的学生徐建春在安阳“论战”时指出，“现代城市的分级标准尚且不断改进，古都作为一种具有深厚文化背景和特殊职能的城市，其分级标准当然就困难和复杂得多”，应该综合起来加以考察。这也成为当今学界普遍认可的态度。

地方之争：“十大就很难办”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古都”的“大”字还是一个没有实际含义的虚词、连词，80年代谭其骧提出的“七大古都”也只强调了古都重要性和历史地位的区分，那么是直到90年代的这场学术论战，才令“大古都”正式成为一个学术术语。

与当时古都研究“浓厚的学术空气”（陈桥驿语）相映照的是，各地对“大古都”头衔的热情亦可谓“风起云涌”。

“古都的事比较麻烦。”在给毛曦的复信中，陈桥驿坦言，在“七大古都”之后，又有“不少古城，为了‘大’、‘小’之事，经常派人、来信与我商讨，所以我实在应付为难，才编了词典，说明了古都能称‘大’的条件。实在有一本‘苦经’”。

后来再遇来信询问，他便一律回复：请参阅《中国都城词典》。“古都的事实在让我受了多年的累，而其实我并不是研究古都的。”在上述复信中，他再次感叹。在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中，他也提到，好多古都写信给他称“我们应该成为大古都”，但陈桥驿认为其实好多都不是大古都。

“我们江陵没成为大古都，是条件不够，还是工作不够？”1988年在江陵（今为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召开的中国古都第七届年会上，当时的江陵县长私下问了时任学会秘书长朱士光这么一个问题。

现年77岁的朱士光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几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复旦教授赵永复的著作《十大古都》，新增江陵、沈阳、大同三城，与“七大古都”齐名。对此，江陵方面十分兴奋，买了一批该书，对跻身大古都抱有积极意向。“不过后来江陵人事更换后，就没有在这方面继续做工作。”朱士光对此也感到些许惋惜。

根据史念海统计，中国现有广义上的古都217处，狭义上的古都65处，遍布28个省区或直辖市，随着考古发掘的普遍开展，古都数量可能还在增加。而据毛曦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过4种“十大古都（名都）”的公开学说，在“七大古都”之外还涉及12个城市：成都、苏州、扬州、太原、江陵、沈阳、大同、银川、咸阳、重庆、武汉、兰州。

2004年，不在此列的郑州如同一批黑马，在中国古都学会年会上被认定列入“八大古都”，一时令不少学者感到惊讶。

郑州的底气来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郑州商城考古发掘，“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认定其为商汤所都“西毫”，建都年代早于商王朝后期都城安阳殷墟。近几十年来其周边陆续被发现的西山古城、新密古城寨、登封王城岗等古都群，不断加重其古都分量。

“我做会长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要把其他古都列为大古都，或者说要增加多少个大古都。”据朱士光回忆，1993年“郑州商城与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上，即有学者倡议郑州列入“八大古都”，此后10多年，当地领导学者十分重视研究和宣传，“他们主动与古都学会联系，在2004年年会上经过广泛研讨，得到了到会者的基本认同，最终形成了会议决议。”

不过，不太为人知的是，陈桥驿并不认同郑州为“八大古都”之一。他在2011年给毛曦的复信中透露了这一点。

2010年，陈桥驿的学生陈旭在其指导的硕士论文中分析指出，安阳与邺不是一地，并归纳了安阳（殷墟）与郑州（商城）相似的特点，特别提出了“先秦大都邑”的概念，以示与“六大古都”区分。

陈旭在论文中写道，学术界对遗址是何时期的都城没有定论，但在确定遗址的历史地位时，容易掺杂政治因素。当地政府出于旅游宣传等功利目的，可能促使与遗址有关系的城市成为“大古都”。

“这样，考古界的一个偶然发现就会造成古都学界的大震动，‘九大古都’、‘十大古都’、甚至‘十八大古都’都可能会出现。”陈旭称，虽然新发现的古都是可以称之为“大古都”的，但就它们的影响力、知名度与封建社会以来的“六大古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若一概称之为“大古都”是不太合理的，对“六大古都”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谭其骧也曾指出：“古都有不同的等级，不能硬凑数。比如说西安、洛阳、北京一个等级，加上开封、南京作五大古都是一个等级，再加上杭州、安阳作七大古都也是一个等级，但不能随便定一个数正好也是一个等级，‘十大’就很难办。”

走出中原：大古都“特殊样本”

“中国有近220个古都，等级不一，很难一一对外做详细宣传，而确定一批大古都，不仅宣传作用效果突出，对大古都的深入研究也加强了大古都城市的地方文化建设，起到了城市历史保护的作用。”朱士光说。

对于地方争抢“大古都”名号，他也抱以十分开放的态度。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地方积极的心态可以理解，不一定都能入选，但拿出来研讨，也有积极意义。”

朱士光提到，比如在“八大古都”之外，至少就有4座城市成都、银川、江陵、赤峰（巴林左旗，契丹都）建都年代超过200年，符合大古都最基本的标准。甚至在目前史学界认定建都历史仅有20年的苏州，如果西周初年的吴国能得到承认，地位也将大大提升。

事实上，虽然历次“大古都扩围”都伴随着争议，但不少学者仍对陈桥驿和谭其骧先后提出“六大古都”、“七大古都”表示赞赏，认为此举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直接推动了古都学的发展进步。

朱士光认为，大古都研究在古都研究中可以起到统领和率先的作用，每次“大古都扩围”都是古都学会作为民间团体顺应学术研究发展趋向的结果，也都会加深对大古都及其标准问题的认识。

在郑州之后进入中国古都学会研讨范围的大同（2010年）、成都（2016年），就在这个意义上将大古都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与“八大古都”皆为中原汉族传统王朝不同，两者都是少数民族政权都城，且都涉及到何谓“正统朝代”的争议，如北朝对南朝，蜀汉对曹魏。

根据陈桥驿所作的大古都定义，其“必须曾经是中国传统王朝的都城”。陈桥驿称，“上起夏商周秦汉晋，下至隋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传统王朝。这中间，晋室曾经东渡，但西晋东晋原是一晋；宋朝虽然南迁，但北宋南宋都属一宋 。除了上述中国历史上众所公认的传统王朝以外，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割剧政权，如春秋各霸，战国列雄，此外如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都只能算地方政权，有别于传统王朝。”

谭其骧一派的学者始终对杭州“大古都”地位有所微辞，也是出于这一点学术分歧。他们认为，南宋偏安政权仅统治半个中国，应被视作地方割据政权。

今年10 月 21 日至26 日，由中国古都学会和成都市社科联等单位在成都共同举办了“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和“中国古都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成都古都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最终形成一份《成都共识》，将成都定位为“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一个内涵与作用不同于其它古都的较为特殊的样本”。

《共识》称，“中国古都学会本次会议对成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取得共识。与会者认为，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可以肯定成都无疑是中华名都，而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实堪跻登中国大古都之行列。”

毛曦曾做过先秦巴蜀城市史的专门研究，早已考虑成都跻身中国大古都之列的可能性。在这次会议上，他也发表了相关报告，指出成都建都时间的不同计算方式，如将三星堆城址计算在内，历史上先后在成都建都的共有11个政权，历时最长可达到1546年。

“成都建都早且历时长、长期为区域性政权的都城、城址与名称长期不变、自古至今为西南中心城市乃至全国经济中心城市。”毛曦的观点也是与会者们的共识。

朱士光参与了前期会议，对这一结论也表示认可。他指出，成都已经符合大古都的基本标准，而对于广汉三星堆这段古蜀国历时及其具体发挥作用，有待深入精确认定，他对后续深入讨论仍抱有期待。

巴蜀文化学者李殿元向澎湃新闻记者强调，成都若跻身“大古都”行列，对于破除“中原中心论”的传统史观具有重大意义。他认为，由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等考古发掘，作为古蜀国国都的成都引领的古蜀文明研究，真正体现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区系类型学说”所谓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情况。

“深入研究、充分研讨、确实宣传、持续推进”

比起成都，在此之前的大同，其“大古都地位”受到了更多关注和争议。

大同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之北魏王朝的首都，此后的辽、金时期又成为重要的陪都。在大同当地学者和领导的促成下，中国古都学会在2010年年会上通过并宣读了《大同宣言》，其中指出，大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突出地位，中国古都学会应更加重视各民族政权都城独特的历史地位。

不过大同有一最大“短板”，即建都年代较短。其作为北魏首都的历史仅96年，加上陪都历史才超过200年。虽然《宣言》称，“常务理事会讨论中提出，古都大同以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堪跻中国大古都之列。这一观点获得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响应”，但现实中大同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在少数。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即使在古都学会内部，也有较权威的学者并不认同大同可堪跻身“大古都”之列，还曾希望能再开会研讨并澄清。

古都学会相关负责人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也委婉地称，古都学会只是民间社团，包括大同在内的一些问题都仅是学术讨论，“而地方政府总是在按照他们的逻辑理解这个事情。希望通过（大古都）这个方式提升城市形象，总结提炼城市精神，这是很好的事，于社会于地方都有好处。但是作为古都学会来讲，我们就是学术研讨。”

中国古都学会方面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明确表示，学会从未有过“九大古都”、“十大古都”的共识、宣言或决议，希望媒体报道尊重宣言或共识的原文表述。该人士还称，大古都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第九大”、“第十大”的说法，“排行20相对于21也是大。”

在毛曦看来，古都学会对“大古都”认定一事一直较为被动，“八大古都”后对于研讨结论更趋谨慎，“毕竟大古都数量越多层级越低，到底多少是个头？”

他认为，古都学会做出“堪跻中国大古都之列”这一新的学术提法，某种程度上也是避开了古都之间比较的争议问题，“到底是第几大，需要比较，做进一步讨论研究，一次会议不可能有结论，学会也不会（把结论）强加于人。”

不过，即使是大同开的这么一个小口子，也已引发不小的波澜。李殿元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过去我没想过成都能不能成为大古都，但看到大同都评上了，我想成都比起大同恐怕更有影响力。”

大理也一直蠢蠢欲动。大理历史文化研究学者杨周伟多年来便一直为大理的古都地位鼓与呼，还独创了一套“中华大古都”的学说及标准体系，将大理列为“九大”之一。

在朱士光看来，大古都认定只是古都研究的手段，而并非目的。采访末尾，他特别加了四段“四字箴言”，作为对大古都研究的寄语：“深入研究、充分研讨、确实宣传、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