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统派陈映真：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有机而独特的一部分

2016年11月22日，台湾著名作家、最大口径的“统派知识分子”陈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在下文中，出版了多本陈映真研究专著的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讨论了陈映真先生的两岸与第三世界的历史视野。他认为，陈映真这方面的历史视野与实践经验，无论对当今中国大陆或台湾当地，乃至东亚区域的知识界的自我认识以及相互理解，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两岸（以及第三世界）的问题是陈映真困惑与思索的一核心对象，在陈映真的长期思考写作中，具有高度的历史复杂性。

陈映真的台湾史观点——“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反对“方法论台独”

我常常和我的学生说，陈映真的小说其实是一部台湾的当代史，这既是因为小说家并不是面壁虚构他的小说情节与人物，也是因为小说家并不是利用小说来抒发他一私的愤懑或焦虑。陈映真的小说总是小说家作为一个思想者和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纠缠的展现。如果这个命题成立，而我当然确信成立，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是，思想者陈映真是否有其理解“台湾历史”的特定方式，或换句话说：他的“台湾史观点”的特点为何？我认为陈映真的“台湾史观点”可以极简地表述如下：

台湾的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是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但同时，或因此，也是一独特部分。

这个表述的前半部是陈映真的基本立场，后半部则是他的重要补充。无可讳言，陈映真的这个“基本立场”，是让他自1990年代（如非更早）以来，被批评恶訾、指桑骂槐，乃至刻意遗忘的最根底原因。随着台湾的民粹本土化运动在1990年代初的快速展开，以及作为结果的一种与“中国”相对甚至敌对的“台湾人”以及“台湾认同”形成，使陈映真所代表、所象征的这个“基本立场”被高度污名化，从而使整个台湾社会从"中研院"的历史研究到小学生的历史记忆，都笼罩在主流的、政治正确的历史观语境之下。这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地甚或无意识地用情感、信念与价值绑架了客观理解历史的知识能力，而所谓客观，意思是进入到主体自身的历史构成的能力。当然，这样一种历史观——一种去历史化的历史观，是其来有自的，至少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原先对国民党的断裂的、遮掩的、不诚的、傲慢的大中国历史观的反动。但是，反动如果只能是任由历史的命运让它摆荡到另一极端，那也终究只是另一个反动而已。用一种合乎时代氛围的情感、信念与价值取代历史，犹如用它们置换现实，那将如愤怒之盲人骑愤怒之瞎马，必然无法成事，且必然以悲剧终。用情感或意志切断那深度联系并重要构成今日现实的历史条缕，并不表示历史就一定如人所愿地消失或不作用。经常，它在故意背对它的人们的背后作用；暗箭难防。

主流知识界（包括了台独，也包括独台的“中华民国派”）的知识状态固然有严重的去历史化危机，那么统派的与非统非独的（或曰“批判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是否就一定比较好呢？未必。因为他们也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实质相类的“去历史化”。统派知识分子因为不是主流，在方法上较难一概而论，但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人把“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这个他们与陈映真（这位公认最大口径的“统派知识分子”）一样坚守的基本立场，突出地甚或仅仅地理解为一个“情感、信念与价值”状态，那可能应该也是有的吧。而若是要论及向来标榜“不统不独”、“全球思考在地行动”的批判知识分子，情况是否会比较不同呢？逻辑上应该是的，但也仅仅如此。

批判知识分子，就定义或理想而言，是不被，或至少努力不被，任何既存的、主流的意识型态/文化霸权/知识观念所包裹胁持，而企图对它们的偏利性、遮盖性与扭曲性提出批判的。但在台湾的批判知识圈，以我所长期参与的“台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而言，我们虽然在“情感、信念与价值”层次上经常不是台湾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甚至在姿态上是它的长期批判者，但这个批判，却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并不够彻底，竟或在一个根本的或后设的地基上，是它所批判的对象的某种忠诚支持者。这个“忠诚”来自于历史视野与空间格局的共享，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反对保守的、民粹的、亲美的、反中的“台湾民族主义”，但是我们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次上也是“台独/独台派”，因为我们的提问与回答总是在一个自觉足然、适然的“民族国家”的尺度内操作，排除了近、现与当代中国在内的历史相对纵深以及区域多层空间尺度。这样的一种“方法论台独”，势必无能反思及于自身知识状况的历史制约性，体认到自身知识状况的形成因素至少包括了中国文明与思想在清中叶以来的衰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日战争、国共内战、乃至冷战架构、两岸分断、与美国现代化知识与学术的全球霸权......的各种亮色或暗色条缕的共织性。对于这个主要是历史视野的狭隘与断裂，我曾主张批判学术至少要在“方法论中国人”的知识立场上，重新历史地审视台湾今日状况的由来，真诚面对历史，以期超克分断体制下的无本的、残弱的知识状况。

因此，“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这个基本立场，应该从一种长期污名的、一种近乎制约反应的本能拒斥下解放出来。而解放的第一步就是将自身的知识状况客体化，学习进入历史的“客观”能力，如此才能重新认识自身状况的真实形成。这是我所体会到的陈映真的历史观中的某种客观的、超越党派的认识立场，而它经常最清楚鲜明地展现在陈映真的文学，尤其是他最近期的中篇小说，例如《归乡》（1999）与《忠孝公园》（2001）。在这两篇小说里，陈映真不仅超越了当下的蓝绿对立、当下的统独情绪，甚至超越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框架，而从一个更长、更宽的历史之河中，冷静而悲悯地凝视人间直面当下。这条河，就是陈映真向来的基本立场“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而中国历史当然是区域以及人类历史的一有机部分，自不待言。

陈映真的天问：为何台湾社会有那么严重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内伤与外伤，却一直没有找到面对它的契机？

陈映真夫妇在反战游行的队伍中，2003年3月22日摄于台北市。

然而，这个基本立场，虽然非常重要，尚不足以充分表达陈映真对两岸的历史观点，还得加上“台湾的历史的独特部分”这一补语。对陈映真而言，“独特性”的强调与任何分离主义倾向毫无关连，反而是作为中国历史的有机构成的必然言下之意。唯其独特，才有一种真正地参与到整个中国，成为其有机部分的可能。我认为这可能是陈映真和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的一个重大差异所在，后者是否只欲见其同，不欲见其异？对陈映真而言，这个独特性的核心基础，就是台湾在1895年被祖国割让给日本，从而经历了长达半世纪的殖民地经验。

相对于中国大陆从未真正成为任何帝国的殖民地过，台湾曾是殖民地的历史就比较特殊；如果中国大陆曾自认为或被认为属于“第三世界”，那么台湾则应属于“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大陆的第三世界观的形成，固然有丰富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基础，从而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有高度重叠之处，但大陆的历史主流经验，除了在论及“租界”式准殖民地经验或“伪满州国”的傀儡政权经验外，在反抗作为一生活世界的构造的殖民政权这一面向上几乎是不存在的。陈映真应该是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差异，1977年陈映真为文评论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时，就从文学史的角度，提出了第三世界、台湾以及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他说：

放眼望去，在十九世纪资本帝国主义所侵凌的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学，莫不带有各别民族的特点，而且由于反映了这些农业的殖民地之社会现实条件，也莫不以农村中的经济底、人底问题，作为关切和抵抗的焦点。“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便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的个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个性中，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

对陈映真而言，“台湾”“乡土文学”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第三世界，一个是中国。因为台湾的新文学是在一个确凿的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它的殖民地文学的反抗特性，摆在第三世界中则比比皆是，一般而言并无甚特殊之处。但若摆在它的不可切割的中国历史脉络下来看的话，台湾的新文学则为“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个性”增添了特殊的光芒——由于其面对具体的、日常的殖民统治的文学反抗实践。

即使在讨论这个“独特性”时，我们也不可忘记这个独特性的前提是“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这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国的，而且是一个中国的，认识历史的立足点。因为中国在近现代的荏弱，台湾被帝国主义的日本从其祖国切割而去，而殖民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所表现的正是对这个暴力所加诸其上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反抗。正是因为这个反抗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悲剧部分，因之而生的文学也必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发光部分。早在1977年，陈映真就能读出叶石涛文学史书写中的分离主义意涵，恰恰是因为叶石涛企图把殖民经验去脉络化、去历史化地申论为台湾乡土文学的“台湾立场”，而以此与“中国”作出差异与区隔。陈映真是最早看到这样的文学批评，在所谓的“台湾人意识”或“文化的民族主义”的打造中，所扮演的推波角色。

在以后的历史发展，我们看到了，不仅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认真看待这一段“反抗时代”的“台湾经验”，就连台湾的知识分子也对这个历史经验选择忽视。事实上，台湾的主流历史意识从来就不曾和“台湾属于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这样一个想法或视野产生任何关系。这当然有历史的原因。台湾的主流意识从不认真面对它的前殖民地历史，原因至少有二，其一，1950年以来，台湾在全球冷战架构下，紧随美国，将自己作为反共的“自由世界”忠实成员。这如何可能培养出一个相对于双极权力的自主性？国民党政权在冷战时期所遵循的亲美反共，以及美国在东亚所执行的围堵政策，特别是其中和日本的盟友关系，必然结构性地要求国民党政权压制台湾抵抗日本殖民历史的批判传统，反而，竟至于大量启用殖民时期的亲日、附日的大家仕绅。其二，作为“少数的”、“外来的”统治者，国民党政权对日本在台的殖民历史高度禁忌，它企图透过中华民国国族打造，以国族主义的统合，高调回避这个可能产生差异与批判意识的历史问题。这让那据称是以反对国民党为主要锋向的台独意识，其实竟也承袭了国民党的某种历史意识，也缺乏关于殖民地历史经验如何形塑了今日台湾社会文化与精神状态的客观理解能力。而如果真有相关讨论，那些讨论也常是高度工具性与策略性，从而不免是高度扭曲的，无法对“日本殖民”的历程有一种客观检讨的态度，只能因为要反国民党、反中，就把钟摆摆到另一个极端：日本殖民政权是现代的、法治的，是高度文明的，甚至是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主要（若非唯一）背景因素。这后头有一个二元对照，日本是一切台湾现代文明的源头，而中国则是一切落后的渊薮。这个叙事常透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水龙头寓言”而深刻展现。上岸的国民党大兵以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往墙上插上一颗水龙头，就会有自来水源源流出。人们在嘲弄中，将代表“文明的”日本，对立于“落后的”中国，也在嘲弄中，压抑地遗忘了殖民地的苦闷与伤痕。

因此，压制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选择背对殖民地历史，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反而让它以一种扭曲的、奇怪的面貌，更没有阻碍地流动、发展，并形成一种暗中支配的势力。一直自认代表“民主”与“进步”的民进党，及其前身的主流党外运动，其前提（或代价）之一就是这段历史不曾也不能被认真反省。因此，在历史意识上所造成的真实效果，竟也是类似它所反对的国民党的对历史的回避，常将历史叙事的开启点设定在二战之后，而民进党则特别设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变。但岂止是右翼的台独民粹主义如此理解或使用历史，如前所言，台湾社会里的左翼批判知识圈，例如“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也是长期处在这个被历史断流的主流历史意识之中。2004年《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十五周年会议的基调论文，就是如此结构历史。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因为特定的历史编纂而形成的历史失忆——忘掉了自己的祖辈是中国人，忘掉了殖民压迫的血史——的地景上，我们看到了陈映真文学的特殊意义。从1960年的小说《乡村的教师》，到最晚近的一篇小说《忠孝公园》，四十年间，陈映真不断地大声指出台湾社会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内伤与伤痕，但显然，这些声音大都落到了聋子的耳朵。半世纪来，陈映真的“天问”之一应是：为何台湾社会有那么严重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郁郁内伤与瘢瘢外伤，却一直没有找到面对它的契机，遑论经由直面那段历史粹炼出一种可谓之“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观点？我认为特别是他的中篇小说《忠孝公园》，就是这样一种思考与观点的结晶。这篇小说不只是为台湾人写的也是为大陆人写的，因为他应该也会认为，中国大陆的知识界对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并不应该是感到完全外在与陌生的，而是可以有一种内在理解基础的--如果伪满统治下的东北人民的复杂经验能够被梳理反思的话。事实上，这篇小说所说的就是马正涛（一个前伪满官员前国民党特务）和林标（一位台籍日本兵），这两个在同一片区域历史天空下运命交织但却看来身世迥异形同陌路的两个老人的故事。

陈映真对中国大陆知识状况的意义：如何当一个中国（人）的左翼或右翼？

那么，这个被陈映真早就提出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观点，对中国大陆的知识状况，是否有任何意义呢？我认为是有的。特别是万隆会议以来的三、四十年间，一直把自身在观念上置放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大陆知识主流，其实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第三世界身份，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被殖民过。因此，台湾的长达半世纪的“殖民地经验”，对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藉由“殖民”作为一个中介所得到的对台湾人民与社会的理解，作为方法，进而建立一种比较贴近大多数第三世界社会的历史处境与文化状况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观点。也就是说，将这个“台湾经验”内在于中国的当代思想的起始感觉中，庶几可以建立一种比较坚实、比较内在的第三世界观点——可以更内在地理解韩国、越南、冲绳、印度，乃至非洲大陆。中国大陆在近几年的崛起中，在其周边所造成的疑虑，虽说和西方所进行的战略布局与利益动员有关，但反求诸己，中国大陆对周边“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缺乏同情的理解，也是原因之一罢。非洲太远就先不说了，就拿邻近的越南来说吧，我认为离开它近百多年来的殖民经验，以及长期在一个大国边缘的精神处境这两点，是无法真正理解它的，于是只能陷入一种对方是背信弃义的恼怒中。但现实上，这几十年来，特别是90年代后，大陆知识界的主要关心，在更乏道德意识的“追英赶美”的热症之下，已经不包括第三世界了，从而台湾作为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的这一特点，对其知识状况的参照作用，也就更难以被关注了，因为热症之下是不会停下来检查自己的知识状况的。另外，大陆曾经那么受人瞩目的第三世界观，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的快速退潮，除了和80年代以来的历史有关，又是否和它当初的基本体质有关呢？它是否曾更专注于反美、反苏，而不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它是否更是建立于一种隐藏的大国意识而非弱小者之间的平等意识呢？——这些，很有可能也是陈映真的困惑。

但话又说回来，连台湾自身的批判知识界对这个“前殖民地”的历史经验，也不曾戒除意识形态药物滥用，面对它开展出深刻的反省与讨论，那不是更根本、更难堪的一个奇妙事实吗？

以上是就海峡两岸的知识界而言，如何藉将台湾的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不只是看成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同时也看成是一独特部分（即，“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开启重新理解世界和自身关系的契机而言。但是，对海峡两岸的知识界共同去把握一种“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观点”的最重要意义，可能还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我们都知道，战后台湾社会因为不曾真正面对“前殖民地”历史，使得“中国（人）认同”在岛屿上陷入了不确定状态。陈映真1960年《乡村的教师》的主角吴锦翔，他认同他是中国人、他抗日、他认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如何成为左翼，而是如何成为“中国人”，因为他出生于1920年的台湾，并成长于皇民化的高潮时期......。这个“中国人”的意义与内涵，对他不确定、不自明，充满想像，而那固然是他不安与痛苦的来源，但同时也是一种更深刻的反省（到底什么才是“中国人”？）的契机。今天中国大陆的知识界，有左翼有右翼，辩论争执都在“左”或“右”，但从没有提问：如何当一个中国（人）的左翼或右翼？这是因为，不知是好或坏，“中国（人）”是自明的。也许将来的台湾作为“前殖民地的第三世界”的视角，能够帮助在大陆的中国知识份子能重新思考“中国”。要将中国认同抽刀断水固然是虚无的、去历史的自毁之举，但将”中国“视为百分百完全自明，也未必一定是好事。“中国”需要在一种对其有“温情与敬意”的心情下，将之问题化。

本文摘自《两岸与第三世界——陈映真的历史视野》，原载贺照田、高士明编《人间思想01：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注释从略。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