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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一纸初开性教育

李梓

2016-12-06 14:1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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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开局

张竞生

张竞生出生于1888年2月20日，其家族是广东饶平的大家族，其父虽然不是很富，但家里三代华侨，颇有积蓄。家中人为了使他成才，一路供读，1907年，他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前途一片光明。不要小看这所“小学”，实际上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督办的军校高等课程，学制三年，与张竞生同班的陈铭枢、陈济棠，后来都是赫赫有名的广东王。

军校学生吃饭是以班级为单位，八个人一桌定量。为了遏制抢食风，张竞生和另一位同学王鸾出面，把最能抢的八个人编在一桌。这八个人闹起来，惊动了校方，为了这个小事情，就把张竞生和王鸾开除了。

一晃眼到了1910年，张竞生进了京师大学堂。这年4月，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震惊全国。汪精卫入狱后，陈璧君听说他有革命信念，找人联络他，商议如何营救汪精卫。张竞生虽然有革命信念，但却没有谋士的头脑，这个忙没有帮上，还是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挽救了汪精卫。

此间张竞生参加了同盟会，并参与了若干暴动、示威活动。虽然之前营救汪精卫并无建树，但张竞生与汪精卫的交情还是建立了起来，汪精卫推荐张竞生为南方议和团秘书，协助南方军政府与袁世凯议和代表唐绍仪进行谈判，谈判结果就是著名的清帝退位、全面停战、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后张竞生据此写下一篇重要的历史回忆录《南北议和见闻录》。

留法博士

南北和谈结束后，孙中山接见张竞生，问他是打算进入政府做官还是从军。张竞生的回答是，希望能出洋留学。孙中山满足了他的愿望，1912年10月，张竞生以中华民国第一批官费生资格，与宋子文、谭熙鸿、杨杏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1924年3月，广州，张竞生（左）与孙中山先生

从1912年至1919年，张竞生先后在法国、英国留学，直至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外，他在欧洲的这若干年，先后邂逅几场爱情，虽然没有修成正果，却给他留下了绮丽的回忆，欧洲对性的开放与自由，影响了他的一生。至1950年代，张竞生执笔《十年情场》，回忆了在欧洲的情与性的经历，读起来唯美而又至情至性。

正是这段难忘的经历，使张竞生注重于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欲及相关社会学说的研究，对卢梭的学说和孔德的情感社会学更有兴趣，并将之笼统地称为“美的学说”。1919年4月8日，张竞生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的研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北大的黄金时代

1920年，张竞生学成归国，在广东待了几个月的时间，其间干了两件“蠢事”，一件是向陈炯明提交了他归国途中写的报告，核心内容是主张避孕节育，提倡每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妻妾众多的陈炯明说他是“精神病”。第二是在当地报纸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又在学校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开设游泳课，被守旧势力取了一个绰号“卖春博士”，连在潮州的中学校长也当不下去了。

同年10月，他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邀请他为哲学系教授。这对他而言无异于找到了一块圣地，“开始奏响他学术生命中短促但最华彩的乐章。”（其子张超语）

当时的北大，经蔡元培接手三年，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正是民主之风盛吹的黄金时代。张竞生从1921年至1926年，先后在北大主讲行为论、逻辑学、风俗学、孔德学说、社会主义、行为论史、逻辑学史等课程。此外，还在中法大学、北京孔德学校教授实验哲学课程。在群星闪耀的北大教授中，他与胡适是最年轻的两个教授，一度春风得意。

张竞生关于节制生育、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主张，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惊世骇俗、有伤风化伦常的言论，但在西风东渐的高等知识分子内，却被理解为社会进步、妇女解放、生育健康的必然之路，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曾为之鼓吹。

此外，他与李大钊交好，两人曾一起发动“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张竞生被推举为主席，李大钊为执行委员。

哲学博士张竞生在北大时期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

爱情大辩论

张竞生在北大有个同事叫做谭熙鸿，是北大的首任生物系主任。他的妻子陈维君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妹妹，1922年突然病逝，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陈维君的妹妹陈淑君此时准备报考北大，看到姐夫的窘况，同情怜爱之心大生，两个月后，与谭熙鸿结了婚。谁料婚后，陈淑君先前的恋人沈厚培闹上门来，被谭教授轰出去后，暗生一计，投书《晨报》，称与陈淑君早有婚约，指责谭熙鸿夺人所爱，有伤风化。民国的特色就是吵架动辄见报，无论家事国事。陈淑君一看，也在《晨报》上发表声明，说她和这个姓沈的根本就没有婚约，称她与谭的婚姻是个人自由、双方自愿。

本来，这个事与张竞生毫无关系，但张教授此时却展现了他“学术呆”的天赋，也在《晨报》上撰文一篇，题为《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从学术角度上剖析这件事情与爱情定则的验证，核心就七个字：爱情是有条件的。张竞生列举出依附于爱情的条件共有六项内容：感情、人格、相貌、才能、名誉、财产。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并说，真正讲爱情的人，无论初交还是久婚，必须时时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爱的条件，一来可以得到爱情时时进化的快感，二来可以拒绝敌手的竞争，同时，夫妻在生活上、道德上也有巨大的影响。他同时解析欧美夫妻关系，维持在一种彼此相互勉励向上的相敬如宾，因为他们知道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是朋友关系的一种，是可以离开的。

张竞生的这套理论，在女人还普遍是男人的附属物的中国社会，引发了无数人的怒火和批驳，让本来已经快平息下来的事件又进入新的风暴核心，让他的朋友谭熙鸿夫妇更加难堪，这正是他不知人情世故之处。

在报纸的刻意炒作后，此事件一直沸沸扬扬持续了三四个月，在大辩论的最后混乱阶段，连鲁迅都出来呼吁停止这场争辩，而张竞生却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公开答辩，将其若干年来对爱情的研究集大成，作为此事件的结束。

中国第一次性调查

关于爱情有条件的大辩论，只是张竞生学术主张中的一项，亦只是他的学术主张引起风波中的一小项。

1925年张竞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观》，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美的人生观》先是作为北大教材印行，1925年发行全国，多次再版，成为畅销书。张竞生受此鼓舞，又出版《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并于1925年冬天进行了中国第一次性史调查。

张竞生时任“北大风俗调查会”的主任委员，在拟定要调查的30多项社会现象中，其中就有性史一项。此时，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出版了六大本性心理丛书，让张竞生心生羡慕。在法国留学的岁月里，张竞生习惯了性的解放与自由，反观中国在礼教下的束缚，张竞生有意去触碰这个禁区，以启迪民智，提高中国的婚姻质量。

比亚兹莱的画作《月亮里的女人》,曾用做《性史》封面

在此背景下，由他设计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性史调查开始了。张竞生在问卷中提到的问题，涉及私人性生活的种种：你从几岁知晓两性的分别？几岁春情发生？初次的情况如何？之后又怎样？对于异性的心理，兴趣厚薄，等等。最后是“事情当求真实，不可杜撰，因为这是性学研究”。

征文发出后，得到全国各地回稿300余篇。张竞生从稿件中挑选出七篇，作者均为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认为其内容坦诚可信，又在每篇后辅助点评，介绍眼前心得，解答作者的疑惑，一并收录在册。不久，这本小册子取名《性史》，以《性教育丛书第一集》的形式出版。印数只有1000册。按照张竞生的计划，以后还要继续调查研究以及编印续集。

再版的《性史》，当年是限未满18岁者禁止阅读但却风靡全国

疯卖全国

而此书引起的轰动，着实出乎意料。据林语堂杂文载：“出版之初，光华局的两个伙计，专事顾客购买《性史》，收钱、找钱、包书，忙个不停。第一二日，日销千本。书局铺面不大，挤满了人，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尤多。租界巡捕用皮管灌水冲散人群，以维持交通”。

《性史》一出，全国各地盗版成风。据1926年8月3日《民国日报》载，光在广州已经售出五千余本，书店更向上海订购了五千本。报道中说：“书尚未到，已为各校学生定尽。以城北及城东两女小学生为最多。自从看了性欲博士的《性史》后，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饮了狂药一般。”

张竞生从此这“性欲博士”的帽子，就摘不下来了。

《性史》的泛滥，给书商看到了一条赚钱的康庄大道，除盗版本体外，邀人捉刀写续集，或者出版类似题材书籍，充盈于市。单几大城市统计，《性史》就卖了数十万本，而真正由张竞生出版的，只有那区区一千本，且稿费只有200元，已经分给了七个作者。冒名盗版给张竞生带来了数不尽的名誉灾难，让他在全国名声扫地。以1926年为界限，之前的张竞生一直是意气风发的年代，此后就是落入万丈深渊，深受无处不在的讨伐。

胡适、桑格夫人和张竞生（右）桑格夫人在西方提倡的节育运动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张竞生却惨败了

如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性史》的流行实可称为中国现代性教育普及的开端，对于受到现代科学启蒙的新一代，以一种新的科普形式取代《西厢》、《红楼》等文学作品，成为枕边书，是一种必然要发生的流行。而这一幕竟然以这么一种粗暴简单的形式铺开，实在是令人猝不及防，其引发的社会反应，此时全堆积到一个人身上，《性史》的编者张竞生被冠以“性欲博士”的骂名，为全中国“正人君子”所唾骂。

张伯苓告查《性史》

在《性史》泛滥之时，天津大、中学校的学生，几乎到了人手一册的场面。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发现其对学生影响极大，遂召开全校大会，亲向学生训话，宣布凡发现读《性史》的，要给予记大过或斥退的处分。此后又一纸公文告到京津警察厅，要求查禁《性史》、《情书一束》等五种“淫书”。此后，学校又组织突击搜查，凡学生藏书中有“爱”字样的可疑书籍，一律收走。

张伯苓是天津南开的奠基人，著名的教育家，以他发出如此过激的行为，可知《性史》一书，确实对青年学生教育形成了冲击。此后的泛滥虽非张竞生所为，但这股风潮的源头却在他这里，张竞生实则难以言清。

为平息是非，张竞生通知书店，除最初的1000册外，不可再印，又废除了出版第二集的计划。然后，此后的数十年，中国乃至海外的地摊上，仍然处处可见《性史》第N集。张竞生的儿子张超说：“1980年，我在海外的一家书店里竟然看到了《性史》第十八集，有朋友告诉我，他在海外的书店里，还看到了《性史》第二十三集。”

多达Ｎ集的“续集”，都是托名张竞生的伪作

在《性史》风波后，张竞生反省其原因有二：

其一，《性史》虽然是效仿蔼理士的专著，但蔼理士的书是将严肃的讨论作为正文，而将个人性史作为附属参考资料。而他自己在编辑《性史》一书时，有失重心，对科学方法的结论不足。

其二，《性史》的作者皆为实录，普遍有“小说式”的毛病，尤其是第一篇小江平的《初次的性变》，有违道德伦理，描述极为露骨，“不免涉入淫书的一类了”。

张竞生沮丧地写道：“性学博士”的花名与“大淫虫”的咒骂，是无法避免的了。但他毕竟是学哲学的，善于自我排解：“哲学家应有他的态度，就是对不应得的名誉与毁谤，都不必去关心，但自痛改过与竭力向上。”

张竞生是大有学问的智者，凡智者内心坚持，不容易为外物左右。这也就是人们说的“天真”、“不懂人情世故”，或称为“骑士风范”。

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将之翻译出版，冠之以“中国第一本真正的性史”的赞誉。

南下上海

1926年，受《性史》事件的影响，张竞生在北京的日子极难熬。加之张作霖攻入北京，蔡元培去职，北大也不再是桃源。当时张继在上海筹备上海艺术大学，邀请他南下。到上海后不久，上海艺术大学却因经费不济停办。

此后，张竞生于1927年创办《新文化》月刊和美的书店，继续创造平台，宣扬其“美的主张”。

《新文化》创刊号即抛出对“妇女继承权”的讨论并发动赞成者签名。内页中有一篇张竞生自己写的小文，是反对处女膜崇拜的，此文直接导致该书被洋人巡警冠以“淫书”查处罚款。此后办了七期，《新文化》月刊便被停刊。

张竞生的《新文化》月刊前两期

同时，张竞生还由同乡投资，创办了美的书店，他结合欧美书店特色，整个书店布置优雅脱俗，在书店二楼设计了一间咖啡屋，并提供各种报纸供读者阅览。此外，他还雇佣了一批年轻女店员，这对清一色的男性店员的时代来说，冲击力实在太大了。

据说，书店开张那一日，人山人海，店内书籍被购一空，来这的人小半是冲着女店员来的，多半则是专程来一睹“性学博士”的庐山真面目。

当时在暨南大学念书的温梓川说起对张竞生的印象：“我们在那里等了不久工夫，张竞生果然从外面进来了，他的个子并不昂长，只是很壮硕，跑路也是雄赳赳的，有点像欧洲人那种高视阔步的神气。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红光满面，神采斐然。……我们告诉他，我们很喜欢读他主编的《新文化》月刊，他点点头。我还问他，他编的《性史二集》、《性艺》等书，为什么不在美的书店出版。他告诉我们，那些多是一些下流胚子冒用他的名字乱搞的东西，并不是他编的。说着还慨叹他的著述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相反的影响。”

禁止与流行

美的书店生意红火，让张竞生心情愉快，并于1928年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翻译外国图书计划，计划每5年翻译一批图书，逐步销售，取得利润并再翻译下一批图书。为此，他号召国内文化界普遍参与。

计划未曾施展，他与美的书店就被人告上法庭，理由是销售淫书，而被指为淫书的，是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一套被翻译为中文的学术丛书。美的书店，前后遭遇起诉五六次，每次都由租界的外国检察官审理罚款。

温梓川说：“张竞生开办的美的书店，生意虽旺，但是官司却打了十多次。每次开庭，报纸上总是连篇累牍地大事渲染，张竞生的名气能够那么响亮，那么家喻户晓，这未尝不是一个原因。”

“美的书店”开业通告

从1926年至1928年，张竞生以一种非正面的形象，反复被媒体恶炒，而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则一直被反复盗版，发行远至海外。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张博士名声扫地，但同时也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速度，为国人打开了性教育这扇门。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和影响，加于一人之身，而张竞生却硬扛了过去，实是硬汉骑士。

此后同业搅乱，上海邮局又停办书店邮寄业务，几经折腾，书店只好关门。但他雇佣女店员的创举却为上海商界所效仿，渐成风气。

笔战攻伐

《性史》风波后，在上海，张竞生与周氏兄弟交恶，双方相互攻伐。鲁迅专门攻击过美的书店雇佣年轻女店员的事，“店内尽是脸白貌美的店员”。另外一篇则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要到二十五世纪。”

鲁迅先生没有见到台湾槟榔女郎的盛况，不然也不会这么尖刻。而且，上海的商店从此也逐步地开始雇佣女店员。而那个二十五世纪的预言，则是大大失策，如今才21世纪，可谁还看《性史》这么老旧保守的书，性学教授都直接上电视大谈其谈，其尺度和底线早掉到海沟里了。

知识界对张竞生的态度，以周建人为典型，《性史》出版前，周建人屡次挺身为张竞生维护，而《性史》风波逐步席卷全国，成为全国“正人君子”一统的唾骂对象后，周建人也逐步地认为张竞生过火，在主办刊物上对张竞生的人品、私事等进行贬诋，着意进行打压。

民国时候，知识界相互打嘴仗，直至掀别人的家底，无限夸大别人的短处，相互如泼妇骂街般无理智地谩骂，实是风气。周建人掀张竞生的家底，实是掀到了他的痛处，因此时他正在面临家庭破散的风暴。张竞生破天荒也著文痛骂周建人媚日，在家穿日服讲日文娶日本老婆等等。骂完之后，张竞生回顾之时颇为后悔，觉得自己当时心智迷失。

1928年，发生了另一件事，是张竞生在书店关张后，一家三口去杭州散心，让前北大同事、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蒋梦麟知道了，大发官威，着令警察把他逮起来要审判。原因是蒋梦麟认为张竞生给北大抹黑：“我们以前在北大请他当教授，是请他教哲学的，他竟这样捣乱，所以非惩治他不可。”后经张继保释，才将其放出。

读者或不明白，同为北大教授，为何蒋梦麟如此不待见张竞生，作为留美博士，蒋梦麟在蔡元培时代，就实际参与校务管理，有隐形校长之称。此事发生一年后，他又将北上担任北大校长，收拾蔡元培离任后的乱象。他任校长，又没有蔡元培的威望，故改变了教授治校的方针，改为校长治校。蒋梦麟重实务而不重自由，实是有官威。而此事，也可见张竞生处境之恶劣。

归隐故乡，躬耕田园

受此牢狱之惊后，张竞生决心回广东。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是他在黄埔的同班同学。陈铭枢知道老同学的困境，资助他去欧洲散了几年的心。张竞生在此间，翻译了卢梭的《忏悔录》、《歌德自传》等书。

1933年，他再次回国，此时主持广东政府的是他在黄埔小学的另一位老同学陈济棠。陈济棠邀请他到省府任职，张竞生不想当官，只想选择基层农村做经济实验，陈济棠遂给他挂了一个空职：广东省政府实业督办。

此时张竞生婚姻破裂，身败名裂，形单影只，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给他介绍黄冠南为妻子。人到中年的他突然找到了家庭的安宁，他的这段婚姻甚为和谐，一连生了五个孩子。有朋友讽刺他在中国首倡节育，自己却未能身体力行，他也不以为意。他的儿子张超回忆其父说：“天真率性，整日为饶平地方经济发展跑来跑去”，又说“私生活严谨认真，完全不像某些人想象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