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夏禹龙：马克思主义既要现代化也要中国化

准备采访夏禹龙先生的时候，协助联络工作的上海社科院工作人员提醒我们，这是位德高望重的“88岁离休老领导”，并流露出示范性的恭敬表情。我心生好奇，翻看手中资料：

2016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夏禹龙，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科学》主编，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科学学、领导科学研究，在区域经济领域提出梯度发展理论，较早提出了浦东行政改革走“小政府、大社会”方向以及上海要开“国际博览会”等观点，共出版专著二十余种，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并选辑《夏禹龙文集》。

一位兼顾理论研究和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采访当天，下起淅沥小雨。电梯坐到22层，门一打开，夏老先生已然站在电梯门外等候我们。淡橘色开衫，银白稀疏但梳理整齐的头发，目光有神，声音洪亮。

他引我们穿过楼道，走进家门。玄关一侧就是他的书房，靠墙是整排的书柜铺铺满满，书柜之外的空间也几乎被书籍和资料占领，桌上码着，地上摞着，仅留方寸转身之地，以及放置在一扇狭窗前的书桌。夏禹龙先生就在这张书桌旁坐定开聊，进入话题迅速，回应思维敏捷。一聊就是两个小时。

17岁的共产党员：深受鲁迅与斯诺的影响

夏禹龙生于1928年，祖籍浙江杭州。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据称是南洋模范中学第一个共产党员。那是1945年1月，抗日战争已近尾声，上海街头的日本宪兵让他感觉触目。当时的他感到共产党才是真抗日，而国民党比较敷衍。并且，他始终相信民主自由、个性解放，而彼时国民党腐败，共产党代表的力量才更有利于国家的未来。夏老特别提到：“当时我看鲁迅的书比较多，鲁迅的杂文基本都看了。鲁迅的思想对我也是比较有影响的。”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之后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夏禹龙被南洋模范中学开除，转入复旦中学。抗战胜利后，他先上了大同大学电机系，一年之后因参加学生运动，再次被学校开除。于是转去念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机械系，黄炎培还教过他工商管理课。又过半年，夏老考取了圣约翰大学，土木系。入党四年，念了五个学校三个专业。这段时间，他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很大地影响了他对共产党的印象。还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等，以及少量马克思的书。那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阅读。

夏老起初念的南洋模范中学，以理工科著称，高三的课程都由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教。夏老表示“我其实是工科出身，一直念的是理工科”，社会科学是后来时代与际遇影响下的转向。在之前接受《社会科学报》的访谈中，夏禹龙认为，南洋模范中学留给自己最大的财富，除了科学知识，最主要的是严谨的逻辑思维，“我对形式逻辑要求非常严格，十分警惕论证中偷换概念、前后不一这样的逻辑毛病”。这种理工科思维，极大地影响了夏老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他认为，任何理论论证“最起码是要符合逻辑的”。

新中国成立后，夏老开始在青年团工作，1956年调至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研究中共党史。之后那段动荡的岁月，屡受冲击。1968年，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担任编辑，又从中共党史变成了研究哲学，当时的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即使在如此不平静、无法深入做学问的特殊时期，夏禹龙还发挥了理工科的专业优势，与人合作奔赴全国实地考察，出版了一本《桥梁史》。直到“文革”结束，夏老重回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十年学术黄金期：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1979年，在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思想解放大潮中，思潮涌动，自由释放，未来丰富的可能性激发着学者们的思想活力。已过天命之年的夏禹龙迎来了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那一年，他去武汉参加了全国科学技术史研讨会。会后，与同为上海代表的刘吉、冯之浚、张念椿同坐长江轮顺流而下回上海。他们四人由此结缘，开启了合作研写长达十年之久的一段学术佳话。“这就是我们四个人最初的开始，在轮船上写了一篇文章谈论中国科技史，发表在《文汇报》。后来有人叫我们‘四君子’。”

“四君子”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异军突起，也有上海的一些同仁戏称他们是“四条汉子”。他们的创作方式在现在看来，有些特殊。岗位和专业各不相同的四人，平时各自学习研究，相约聚谈则开启头脑风暴，天马行空，畅所欲言，谈完之后往往一篇文章的初稿就出来了。这样一篇篇积累起来，就会成为一本书。这些文章并非出于他们的工作任务，完全是自由思考、自我要求的结果，“我们觉得改革开放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就讨论什么问题”。夏老80、90年代写的文章和书籍，大多是四人共同署名。“这个十年是我们的黄金时期，一共出了书有100万字，文章也有100万字，这两个当然有重复，因为文章以后就并到书里了，但总共是有100多万字。”

这样的学术创作方式，颇具八零年代的时代特色——学术的赤诚，思想的不羁，创作的愉悦，合作的信任。时隔多年回忆往昔，夏老语速明显加快，那段思想解放时期知识分子心系民生、参政议政的热情颇具感染力。有评论认为：这段根据现实需要，不受传统学科限制，经世致用的非典型学术研究经历，不仅使得“四君子”在观念上、理论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资源，也为后来诸多学科的发展留下了一大批可用的成果，因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原创性的学术研究。

他们最初关注的是科学学。之前国内多用“自然辩证法”这一提法，属于科学哲学，和现实的距离比较远，那样谈论科学跟经济、政治、社会、管理都搭不上边，所以，“我们四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提倡广义自然辩证法，指出自然辩证法不应只限于哲学范围，应该发展到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正好这个时候科学学进入中国了，那也就不用讲什么“广义”了，就直接说“科学学”了。他们还和时任上海科委的副主任，后来又调到上海市委当副秘书长周克商量，要建一个上海科学所。不久汪道涵从北京调来当上海市长，夏老回忆，汪道涵“住在东湖宾馆，和周克我们几个就去看他，他对科学所很有兴趣。汪道涵这个人思想还是很开明的。谈下来，汪道涵很赞成，他说好，你们要做中国的蓝德公司！他思想很解放的。”

很快，“四君子”敏锐地感知到，关键问题不再出在科技上了，而是领导的问题了。因为改革开放，计划经济改为商品经济，市场出现了。夏老说：“一些干部都傻了眼了。原来都是上面计划，下面的企业其实是个大车间，没有全局问题要考虑，只要做具体的财务管理之类，不用管营销等方面，后者上面都规定好了。地方也是这样，由中央统一规定下来，地方去做就是了，也不用考虑地方总体怎么样去弄。商品经济一来，市场发展起来了，全都傻眼了。”面对这一普遍现象，“四君子”开始研究领导科学。领导科学这个名称，起源是罗马尼亚党校培养干部的课叫“领导科学”，不只一门，有好几门，总称领导科学。他们觉得好，就把名称拿了过来，写了领导科学的书，“我们是拿西方的一些东西引进来，但是不能照搬，我们要跟中国的情况结合起来。”该书后来出了十五版，大概一百四五十万册，相当畅销。之后“四君子”还写过“怎么做省市长”，经全国报道，很多省委书记、省长来听讲。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赵修义评价夏老做的领导科学，是着力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不仅在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全面论述了决策科学化要解决的若干基本问题，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好秘书与参谋的关系，咨询业的定位等诸多非常实际的操作层面的问题。这些工作体现了学科研究与策论研究相结合的取向，领风气之先。”

1983年初，“四君子”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上发表了《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一文。一开始，“梯度理论”并不完全为人所认同。其实，“梯度理论”和邓小平“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一致的。夏禹龙由“梯度理论”进而研究邓小平的地区发展战略，在1994年10月出版了一本专著《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中国地区发展战略与布局》的专著，这是夏老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方松华，对1980年代“四君子”连发文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鼓与呼，印象深刻。方松华深感夏老那一代学人贡献了很多原创性思想，领时代潮流，开风气之先，既与当时的氛围有关，也和他们自身品质有关。他认为，“最闪光的就是他们的真诚与担当。那一代学人有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经历，夏老也曾在此过程中受到冲击，但他退休之前和我们临别赠言时曾说：‘我尽管受过很多磨难，但我初心不改，我还是坚守我的理想，那份真诚’。”

1992年，夏禹龙与李君如合作的《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一文，获得“五个一工程”论文奖。1993年6月，中宣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议结束后成立了全国“五大中心”，分别位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教育部和上海社科院。其中，上海社科院的“邓中心”是唯一在地方设立的研究中心。正如赵修义的评价：“夏禹龙筹建这个中心，创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在地方上都是最先吃螃蟹的。”

夏老还积极参加上海的决策咨询工作，尤其在举办世界博览会和浦东开发开放方面，他的不少研究给政府决策带来了帮助。此前有评论称，夏老和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社会科学学者不同，也和从革命队伍中走出来的一般知识分子不大一样，他自我评价：“我的研究虽然也要配合形势，但它是独立的学术研究。”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在《忆学界“不老松”》一文中也提到，夏禹龙先生研究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密切联系实际：他是上海最早一批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参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学者之一；在邓小平和中共上海市委未决定开发浦东之前，他既从内部上报，又公开发表“开发浦东”的主张。当时，是开发浦东还是开发金山的问题尚在讨论中。夏禹龙等人从变化后的当今地理、经济实情考虑，认为开发浦东比较切合实际，便大胆地建议开发浦东。

生命不息，为学不止：中国往何处去？

到了晚年，夏老依然没有停止学术思考。从访谈中可知，他依然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强调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注重基础理论，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的、科技的创新，更要注重制度创新，而只有理论自信才能建立制度自信和远大理想。

上海社科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曹泳鑫，和夏老共事将近20年。他说夏老退休后，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就离开科研，而是依然不间断照常上班，坚持研究，快80岁的时候还申请到一项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课题。“夏老的学术生涯比一般的人要长，直到现在他还在不停思考一些问题。他一生热爱学术，热爱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

曹泳鑫认为，和夏老那一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走过来的前辈相比，现在的新生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往往缺少实践经验和历练。“夏老做研究，更讲究从中国国情、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理论紧密联系实际，两者结合较好，能切合实际地为政策决策提供理论支撑。而新生代往往从学校到学校，即使踏入社会也多限于学术机构，做研究往往书斋气息比较浓；并且今天新生代对中国传统历史也不大了解，反而对国外的东西了解更多，思考所得未必契合中国国情。因此从治学态度到研究方法，从治学态度到治学方法，夏老都很值得新生代学习。”

如此持久的为学动力从何而来？夏禹龙告诉我们：“我这一生经历了这么多变化，而始终没有被打倒，现在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困难，命运对我还不错。能为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看法，或许是少数我现在还力所能及的事情之一。社会给予我的已经很多了，我能够回报社会的就是尽力提供一些我的思想和智慧。”

［访谈部分］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科学学、领导科学、区域经济、邓小平理论等。有什么是您在研究这几个不同学科时一以贯之的？

夏禹龙：一以贯之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这几块都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呼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用这个基本都可以概括了。

澎湃新闻：您在2014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我们“要向现代社会靠拢”。什么是您理解的现代社会？我觉得这和您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联。

夏禹龙：我认为现时代整个还是资本的时代，没有脱离资本发展的中心，资本还在向全世界发展。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向全球扩张。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资本，全世界都依赖，全球化也就是资本通过市场向全球扩张。我们搞改革开放，也就是从封闭中走出来，这是世界的趋势。

但是资本有两重性。马克思讲了，资本有文明性，也有野蛮性。一方面，资本向全世界扩张，我们要参加进去，我们原来在外面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想办法遏制资本的野蛮性（比如它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发挥它的文明性（比如它能发展生产），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按照《资本论》，要使得资本的利润增长小于劳动人民的工资增长，就是劳动人民的收入增长要高于资本的利润增长，这样才能逐步公平。现在的趋势还是资本的增长高于劳动人民的收入增长，这就是现在的问题。资本的发展一定要有利润的，但资本的利润跟劳动人民的收入差距不是越来越大，而是逐步逐步缩小，这就是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做到这一条，这是一种努力方向。

中国也远远没有做到，但是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方向是要达到社会主义。所以，我一直讲，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道路方向，是我们党的争取目标，并不是已经成为现实了。

澎湃新闻：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对当前国内理论界最有价值的部分又是什么？

夏禹龙：马克思主义是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要现代化，要适合于现在的形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跟现在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了，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些新状况，要把他放在他当时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中去理解。

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是对的，但他对当时资本所处的阶段分析是不对的。他当时认为资本不久就可能不行了，实际上资本还处于发展阶段，后面还长呢。他对于当时社会中资本所处的发展阶段，他的分析过分超前了，这是他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也不可能过于苛求他。现在我们就要把马克思基本原理跟现代的特点结合起来，所以马克思主义要现代化。

那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要中国化。因为中国有其特点，这个社会相当有特点。中国社会应该很了不起的。全世界古老民族，文化没有中断的，只有中国。希腊不行了，埃及也不行了，巴比伦也不行了。不但文化，它们的种族都不一样了，古代希腊人跟现在的希腊人不是一回事，埃及的古代人和现代人也不是一回事。当然印度好一点，但印度始终没有统一，它是缺少历史感的民族，它的神话和历史也搞不清楚。所以，真正能够保持文化民族性的就是中国。中国不能妄自菲薄，中国这个特点还是要考虑。

所以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现代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只讲中国化，不讲现代化，那你就搞到古代、专制去了，这个也不行。所以这两者要统一起来。

澎湃新闻：您怎么评价当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夏禹龙：现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缺乏基础理论，研究的都是应用，都是“现在市场经济怎么搞”这类具体的问题。基础理论——像为什么我们叫社会主义、我们的一些社会理论什么意思——这类基础的理论问题是回避了的，大家不谈，很少有人在研究这个。

现在所有的所谓创新，都是在应用层面上。基础理论这一层面，我们现在触及得很少。这个问题，短期来讲，不去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期来说，会产生大问题。要理论自信，要建立远大理想，没有基础理论层面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提倡，除了应用——我不是反对基础应用——而是基础理论一块，需要有人来研究，现在大家研究的都是些具体应用问题。一定要形成一定的环境，能够研究基础理论。因为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肯定不会一提出来都是对的、百分百正确，肯定会有错误什么的，但只有这样充分讨论，才能行。当然有人担心搞得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那么可以在一定的范围里，比如说在学术界或者在有限的内部讨论，一定要造成比较宽松的环境。不仅自然科学需要有这样的环境。现在讲科技创新，更重要的其实是制度创新。讲制度创新，那么就需要为知识分子研究基础理论，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政治环境。

当然这个问题也不能一下子放开，但是我们要在一定范围里面，逐步逐步做这个事情。基础理论一下子也解决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长期不解决，理想信念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澎湃新闻：您提出了浦东行政改革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为什么？您如何理解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关系？

夏禹龙：社会应该有自治，即自己管理自己的部分。政府对社会也要有所监管，但两个部分要分开。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社会，国家全包了，国家把社会吃掉了。现在逐步逐步恢复，但是对社会的培育还是很不够，导致社会的功能发挥大大不够，本应该由社会承担的事情，却要由国家来做。

不过社会的发展也要有个过程，社会是大家的，要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变过去的。但总的方向应该是社会承担更多，政府应该拿出更广大的（空间）给社会，这才叫社会主义嘛。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本位、为最重要的。

国家应该是在社会和市场之间，站在一个比较公正的立场。政府它是个第三方，在劳动跟资本发生矛盾时，它应该是一个仲裁调和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