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回忆我与林巳奈夫先生的学术交往

日本学士院会员、著名中国青铜器研究专家林巳奈夫教授（1925—2006）的权威著作《殷周青铜器综览》，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这是一件值得欣喜的好事，将大有益于学林。这部大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集大成的青铜器研究著作，翻译工作甚为繁难，是在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先生的指导下，经由目前在中国工作、学习的两位日本青年考古学者广濑薰雄先生和近藤晴香小姐，与中国青年学者郭永秉先生合作完成的，大家应该向他们致敬。现承松丸教授专函诚邀，共同为林教授这部巨著的中译本作序。这使我有些不敢当，自知虽曾涉足殷周青铜器研究，但少有成就；继而念及国内目前健在的同行学者中，以我和林教授相识最早，交往稍多，因而又感到义不容辞。

早在1966年5月，林巳奈夫教授作为中国美协邀请的日本中国美术史代表团成员来我国访问，我即与他相识。代表团中的日本考古学家杉村勇造、关野雄二位先生，曾于1957年参加原田淑人为团长的第一个日本考古代表团来新中国访问，彼此早已非常熟悉，小山富士夫和林巳奈夫则是初次会面。5月24日下午，该代表团访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人陪同夏鼐先生接待。28日晚又在民族饭店促膝座谈。座谈时，夏先生与杉村、关野两位老朋友，亲切地无话不谈；我则与林先生谈话较多。那时，我三十岁刚过，林先生年长十岁，风华正茂，承他见赠《殷周青铜彝器的名称和用途》《中国先秦时代的马车》《周礼考工记的车制》《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等抽印本，使我获得很多教益。

我与林先生交谈，留下深刻的印象。获知他就读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和任职该校人文科学研究所时期，师从日本老一辈中国古代史权威贝塚茂树，因而具有深厚的先秦文献根底；又了解到，林先生具有相当的田野考古经历，曾参加水野清一、樋口隆康先后率领的京都大学学术调查队，三次前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探查与佛教起源有关的遗迹，并进行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因而熟知现代考古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当时，他已经开始致力于殷周铜器的研究，关注先秦时代的礼制和鬼神问题。由于殷周铜器与礼制也是我感兴趣的课题，所以感到和他有共同语言。我认识到研究殷周铜器，虽然不能佞信礼学文献的有关记载，但需要在礼制研究方面下功夫。

尤其难忘的是，他曾提出一份谋求提供的考古文献清单，那是根据我们在《考古》杂志定期发表的《中国考古学论著目录索引》，开列在日本无法看到的一些论文的目录，主要发表于若干大学学报和地方刊物。经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因为都是国内发行的刊物，一律不准对外提供。后来林先生再三压缩，最后恳切要求仅提供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发表）。即便这样，我们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明，《北京大学学报》的要目曾逐期在《人民日报》刊布，并无保密内容，仍然未能得到批准。当年对外学术交流如此封闭，我们爱莫能助，林先生只好遗憾地作罢。这件事反映了林先生求知如渴的执着精神，也表明他专攻殷周铜器的起点甚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从判明殷周铜器的名称和用途入手，又高屋建瓴地关注殷周文化的考古学分期。他在1958年即已发表《殷文化的编年》一文（见《考古学杂志》43巻第3号），根据安阳殷墟和郑州二里冈的遗址发掘资料，以及殷墟甲骨文，率先进行殷文化编年的探讨。林先生趁来访之便，急切地寻觅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以期相互参照，是可以理解的（林先生后来发表的文章表明，迟至1970年代后期他才看到邹衡的文章）。

此后，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再与日本学者恢复联系已是1970年代。阅读林先生1972年出版的《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一书，获知他根据发掘出土和传世资料，结合《考工记》的有关记载，对过去不被重视的殷周时代各类兵器的形制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断代研究。书中“附论一”的两篇文章：《殷后期文化的初步编年》和《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初步编年》，都是在最新田野考古成果的基础上探讨殷周文化的编年。前文以考古所安阳队1960年代划分的殷墟文化四期为基础，结合早年殷墟发掘资料，讨论殷代后期陶器和青铜器的年代，并未涉及有铭文的传世铜器。后文以洛阳中州路、陕县虢国墓、寿县蔡侯墓等发掘资料为基础，探讨春秋战国青铜器的年代，涉及少数有铭文的传世铜器。随后，林先生又在书中增加题为《根据铭文可以知道绝对年代的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的“附论二（补说）”，对春秋战国时代有铭文的传世铜器作了较多的补充。

后来看到，林先生与关野雄等先生共同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译成日文。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考古报告，我因曾参与该书的修改定稿，感到分外亲切。这一时期的交往使我了解到，林先生不仅关注殷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而且在梳理传世有铭文铜器的图像方面下过一番功夫，编辑出版了《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参照目录》一书。同时，他又注意对殷周铜器常见纹饰的研究，以及先秦时代玉器和汉代文物的研究。1978年林先生在《东方学报》第50册发表《殷西周间青铜容器的编年》一文，根据年代比较明确的二十余件殷末周初有铭文铜器，对鼎（圆鼎）、方鼎、鬲鼎（分裆鼎）、觚形尊、卣、簋六种器形进行编年研究，探讨殷周间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的演变。又看到《甲骨学》第12期发表的《关于欧洲博物馆所见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若干问题》，知道林先生曾考察流散欧洲各国的殷周铜器。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他占有的殷周铜器资料相当丰富，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成熟。其主要特点是：在密切关注殷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前提下，兼顾考古发掘出土铜器和传世有铭文铜器，通盘进行铜器形制和纹饰的排比分析。但是，对他将完成怎样规模的专著尚不知晓。

1981年2月，我作为王仲殊先生率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古代史代表团成员，第一次前往日本各地访问。2月19日京都的日本历史考古学者在桃园亭中国餐馆举行盛大的欢迎晚宴，我被安排与林先生同桌。席间高兴地得知，他的殷周铜器专著行将完成，但由于部头较大，出版事宜尚待落实。

1981年2月，王世民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古代史学者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访问时，在京都地区学术界的欢迎晚宴上。左为秋山进午先生，中为王世民先生，右为林巳奈夫先生。图片由作者提供。

1985年春季，我们兴奋地收到林先生寄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方知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皇皇巨著。浏览之下，深感其占有资料之广博，分析研究之细致，实属前所未有，因而由衷地惊讶和叹服。

该卷上册文字部分，第一编属绪论性质，其中“发现、搜集、研究史”一章所述之详，极大地超过此前的同类著作。林先生在对中国、日本和欧美有关著作的恰当评述中，进一步阐明自已的研究方法。而第一编的主体，“青铜器种类的命名”、“殷、西周时代礼器的类别与用法”两章，是他精心钻研青铜器的基础性工作，由前曾在《东方学报》（京都）发表的《殷周青铜器的名称及用途》、《殷、西周时代礼器的类别与用法》二文订补而成，所论五个大类（食、酒、盥洗、乐、杂）的六十来种器物，对礼书有关记载和宋代以来金石学家的考证，旁征博引，认真梳理，从礼制上探讨青铜器的类别与用法，例如详尽论述礼器之既用于祭祀又用于宴飨，考察酒器中盛郁鬯与盛醴、盛酒及温酒之不同，进而追索礼器组合的演变与礼制的变迁，等等。虽然在与礼书的对照上，间或有学者对个别考证有所质疑，但其研究方向是正确的，突出贡献也是肯定的。

上册第二编，对殷代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进行研究，林先生首先论证殷代和西周时代缺乏可靠的绝对年代资料，对于殷周铜器研究只能进行相对年代的分期：殷代铜器的分期参照考古所安阳队分期和邹衡殷墟文化分期而有所调整，西周和春秋战国则因已有的考古分期中铜器资料较少而无法依从，所以都按年代各自划分为早、中、晚三期。随后，分别论述26种铜器形制的时代演变，45种纹饰和13类铭文书体的时代演变。林先生强调，进行铜器形制的类型学研究，注意纹饰和铭文的考察，主要应该注意“侧视形”的观察。我们理解，所谓“侧视形”，应指通常从铜器图像上观察到的正投影形态。根据整体轮廓判别年代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林先生考察殷周铜器用途和时代演变时，尤其注重出土墓葬中的器物组合和同铭文的器物组合状况，例如第一编第四章之末有八个附表，详细列举郑州白家庄、辉县琉璃阁、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墓，及安阳小屯商代中晚期墓同出青铜器，殷墟西区各墓区同出主要陶器和青铜器（或仿铜器），安阳以外商代、西周墓葬同出青铜器、传世同铭文青铜器、长安张家坡和客省庄西周墓同出陶器，等等情况。在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之后，不仅附有二十多种各型器物的型式变迁图表，而且附有119组“同时制铭青铜器表”。如此种种，充分反映他具有田野考古的基本素养，把握田野考古的研究方法，而这正是过去殷周铜器研究者往往未能做到的。

第一卷下册图版部分，根据上册所作殷周铜器类型学的系统研究，将从鼎、鬲、甗到乐器和杂器，共计五十多种3500余件铜器的图像，按照器类、年代和型式编号排列，实际是一部相当齐全的殷周青铜器的集成性图谱。每个图像都注明所属分期和型式、高度、出土地或收藏处。有铭文的铜器，则将铭文拓片附于右侧，以便参考。由于印刷精良，铜器图像和铭文的幅面虽小，却都相当清晰。

记得我们收到《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时，正值社科院考古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殷周金文集成》进入具体编纂阶段。我们当即将该书提借为金文集成编辑组的常备书，用以随时查阅。在编纂工作中深刻地感到，这部巨著为殷周青铜器及铭文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不仅省却许多翻检之劳，而且由于随时查验书中的图像，既便于把握许多铜器铭文的年代，又得以纠正某些铜器铭文因过去未见图像所导致的器类错误。考虑到当时国内诸多考古研究、教学单位尚未见及该书，特由陈公柔先生撰写评介文章，在《考古》1986年第3期上予以推荐。

后来，又承林先生陆续寄赠1986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二卷，1989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三卷。第二卷《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其正文部分所作纹饰研究，对饕餮纹用力最多，兼及龙、凤凰、其他动物形、人形、几何形，等等。附有纹饰图像236幅，图版部分则有纹饰图像2572幅。第三卷《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之研究》，其正文部分在器形时代演变的研究中，注意进行地方型的区分，附有“同墓出土青铜器群图表”1060器、“各器各型之形制的时代演变图”564器，图版部分则有铜器图像3057幅。

统观《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二、三卷，正文部分的附图不计，图版部分收录的殷周铜器和纹饰图像，合计多达万幅有余，并且每一幅图像都在卷末明确交代资料来源。其中，世界各国主要博物馆收藏的重要殷周铜器，截至1970年代中国各地殷周墓葬和遗址出土的典型铜器，无不网罗殆尽。仅此即可想见林先生对殷周铜器资料占有的宏富，充分显示他三十余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执着耕耘的艰辛。

回顾殷周青铜器研究发展的历史，中国宋代形成独立学问的金石学开其先河，诸多铜器的名称、用途都是吕大临《考古图》等书考定的，一些器物部位和纹饰的名称也沿用至今。但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金石学者，大都侧重于铜器铭文的考释，而忽视形制与纹饰的考察，未能进行断代和分期的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将考古类型学方法应用于铜器铭文研究，著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初步建立金文断代研究的体系；容庚著成《商周彝器通考》，开始关注铜器形制与纹饰的研究，又都对中国铜器分期研究作出划时代的贡献。李济、郭宝钧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分别进行小屯出土青铜器和商周铜器群的研究，有其可贵的贡献，但未涉及传世重要的有铭文铜器。陈梦家先后著有《中国铜器概述》（见于《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中国铜器综述》（见于《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西周铜器断代》，对青铜器的分期与分域研究，特别是对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有较大的发展。陈先生更加注意考古出土铜器与传世有铭铜器的结合，努力挖掘铜器资料内在的多方面联系，对中国铜器研究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但因陈先生所处时代的局限和遭遇的不幸，未能推向更高的境界。

日本学者的殷周铜器研究，滨田耕作、梅原末治为收集流散日本和欧美的传世铜器作过有益的贡献，但他们编撰的基本上仍然是金石学式图录，既不考虑礼制方面的问题，又缺乏断代分期，并未真正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研究。随后，对佛教艺术研究卓有贡献的水野清一，偶尔涉及殷周青铜器的编年，但其研究未能深入；樋口隆康的《西周铜器之研究》，根据新出铜器群系联相关资料进行分期断代研究，比其前辈有了明显的进步，却没有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真正集殷周铜器研究之大成，蔚为壮观的还是林巳奈夫先生。他的辉煌巨著《殷周青铜器综览》，占有资料之宏富，分析问题之深入细致，后来居上，堪称二十世纪殷周铜器研究的丰碑。林先生于2004年荣膺日本学术界最高荣誉称号——日本学士院会员（即院士），成为与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末永雅雄比肩的又一位杰出考古学者。林巳奈夫先生第一次以“中国考古学”专业名义获此殊荣，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我与林巳奈夫先生的最后两次会面是在1992年，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是1992年8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研讨会上，林先生作了题为《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的讲演，我讲述《略说吴地发现的春秋后期青铜礼器》。会后，林先生准备去洛阳等地考察，我介绍他去找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的负责人，此行取得满意的收获。再一次是同年10—11月，我应松丸道雄教授的邀请去日本考察东京等地收藏的殷周铜器，曾于11月6日下午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亚考古研究室，作了以《春秋战国葬制中乐器和礼器的组合情况》为题的讲演。退休后居住在东京地区的林先生特地前来交流，并曾诚挚地互相讨论，情意殷殷宛如昨日。

我与林巳奈夫先生的交往已有整整五十年了，抚今追昔，益发感佩林先生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林先生巨著出版以后的二三十年以来，中国各地陆续出土大批年代明确的殷周青铜器，仅西周时期的重点考古发掘就有：山西曲沃晋国墓地、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陕西韩城芮国墓地，以及宝鸡石鼓山墓地，等等。同时又看到，中国的后继学者致力于全面整理殷周铜器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新的系统研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日本年轻的青铜器研究者也正在成长。展望未来，可以相信，林巳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铜器综览》中文版出版以后，殷周铜器研究在已有的坚实基础上，通过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必将进一步发展，不断取得新的令人欣喜的成绩。

2016年1月7日 时年八十又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作者为《殷周青铜器综览》中译本所作序言，此书第一卷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文刊于2016年11月18日《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