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壮观景色正在消退

约翰·格雷是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也是《新政治家》杂志的主要书评作者。他的新书是《牵线木偶的灵魂：人类自由的简要探索》和《格雷解析：作品选》（企鹅出版社）一书的全新扩展本。本文译自他于2016年11月7日发表在《新政治家》杂志的文章，题为《自由主义心灵的关闭》，其中对“自由主义”的困境和英国工党的“民粹主义化”有深刻分析。

自由主义所有坚实的东西似乎都在化为乌有。在欧洲，欧盟努力七年多才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而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欧洲”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意大利和德国的银行业危机正在恶化，持续的移民危机让极右政党变得越来越强大。在英国，在考虑不周的罢免事件后，杰拉米·科尔宾加强了对工党的掌控，从而引发了远远超出其领导地位之争的政党转型。在全球层面上，随着对叙利亚干预的升级，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重塑地缘政治图景。冷战结束后，似乎蔓延全球的自由秩序正在从记忆中消退。

面对这种转变，自由主义者在坚决否认和末日预言之间摇摆不定。虽然欧盟几乎没有能力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旧体制疲惫的残余——艾德·米利班德，克莱格，曼德尔森，“主人”自身（可能指卡梅伦——译者注）——已经浮出水面，要求退欧者屈从，在事实上逆转退欧。即使美国选举悬而未决（此文发表在美国大选前夕——译者注），许多人坚定相信自由的现状能够恢复。但是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已经在自由贸易上摧毁了两党共识，如果他获胜，那么他的共和党对手与希拉里共同属于的那个政党体系将成为历史。由于害怕这样的结果，怀疑它可能发生，自由派开始指责拒绝他们开明领导的选民。突然，群众的愚蠢取代了群体的智慧，成为政治话语中的主旋律。很少有人问，是什么让执政的自由主义变得如此崩溃。

自由主义的壮观景色正在消退，但自由主义者不相信自己是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就很难适应。麻烦的是，他们只能设想未来作为最近过去的延续，无论他们的自由主义是来自右还是左。无论是乔治·奥斯本的基于伦敦金融城的“自由主流”，或撒切尔主义者的智库，因为退欧没有让我们更接近自由市场乌托邦而困惑和焦虑，还是支持再分配或“预分配”（predistribution）的平等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整个一代人发现他们的世界观正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融化。

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在市场经济的财富和机遇应该如何分享这一问题上持有广泛不同的观点。但没有人质疑过去三十多年发展起来的市场全球化的模式。在1943年的《论坛报》中，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评论了一批“进步”的书之后，写道：“我被人们自动重复的方式所震撼，不断重复的是1914年前流行的某些短语，最常见的是“消除距离”和“边界的消失”。70多年后，相同的空洞论调再次响起。目前，自由主义的心灵只能在拒绝现实的范围内运转。

有人说我们正进入“后自由主义”时刻，这并不令人吃惊。这个想法的优点是，自由主义的退却不是无知的群众对开明的精英的反抗；它更多是自由主义者自己愚蠢的结果。但是对自由主义的反抗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英国梅首相的政府以更明智的方式与全球化共存，而特朗普梦想着一国之内的全球化。反自由主义势力在欧洲大陆上的蔓延又是另外一回事。

接受这是一个后自由主义时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自由和宽容的价值观。恰恰相反：目前的任务是确保挽救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但是，对此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自由主义的对手的敌意，而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把国家权力视为对自由的主要威胁。只有在国家的霍布斯保护作用得到坚决重申的情况下，自由社会才有未来。平衡自由与安全二者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有许多相互冲突的自由，必须从中作出政治选择。但是，如果没有安全，自由本身会很快失去。

没有什么比工党的变态更生动地说明了自由主义的衰败。有一种倾向将科尔宾的崛起解释为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托洛茨基入侵主义。党内一些人，可能包括影子大臣约翰·麦克唐纳，会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将工党转变为某种类型的新马克思主义党。但这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工党的新成员似乎希望埋葬工党在历史中一直存在的那种形式。

第一次出版于1961年的拉尔夫·米利班德的《议会社会主义》一书给出了党内权力转换的大概图景。米利班德对议会工党的攻击不可思议的预测到了科尔宾的策略。提醒那些想利用工党作为社会主义载体的左翼同志们，米利班德在1972年书的后记中写道：

“许多社会主义者希望看到有一天在工党高层发生某种政治变革，标志着向左的重大意识形态转变，基于政治制度的性质，这只能从议会工党的内部进行设计。但是，这同时也表明那种希望是多么不现实。不切实际的原因在于，忽视了议会左派的长期弱点。这个弱点不是偶然的，而是结构性的……有一些例外：几个工党议员，可以说，成为漏网之鱼。但他们仍然是孤立的甚至是可怜的，不仅与他们的领导人极端不和，而且与那个庞大的、完全共享其领导的正统思维模式的议会工党的永久多数不和。”

拉尔夫·米利班德谴责议会工党成为根本性变革的障碍，并期待工党核心结构之外的群众运动。但历史比他想象的更丰富。40多年后，在一个奇特的戏剧化转折事件中，一个他认为工党永远不会成为的反议会党诞生了。通过改变成员规则，艾德·米利班德（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儿子—译者注）为一个最孤立和无关紧要的人物（指科尔宾—译注）创造了历史契机。由温和派提倡的作为现代化的一个举动，与托尼·布莱尔修订第四条款一样，这种意外的改革结构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工党。如果党的温和派不是如此缺乏新思维，科尔宾不可能掌权。他们意识到，米利班德的社会民主时刻不会到来，并知道工党再次成为可选对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他们所提供的只是代表过去的空洞的口号。结果，工党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都变得不可胜选。

那些梦想党的选举命运可能被一个新的领导人复活的人——也许是一个新出现的有魅力的人，其实没能理解发生的变化。虽然工党的一部分仍然在科尔宾的控制之外，包括地方政府的大部分，尤其是萨迪克·卡恩为市长的伦敦，但是党的任何未来领导者的主要力量根基将是科尔宾建立的群众运动。重组工党的选民，就必须面对大多数党员的反对。在这样的条件下，尼尔·金诺克反对激进分子的运动已不再可行。工党内战将继续并可能加剧，但工党的温和派没有机会重获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尔宾的工党是拉尔夫·米利班德梦想的现实体现。然而，却不是米利班德一眼就能认出的政党。工党不是回归托洛茨基的宗派，而是对一种无形不满的当代表达。托洛茨基是一个自负、无情的人物，他在1921年镇压了克朗施塔特工人的造反，并且拒绝将俄罗斯内战期间实施的劫持人质的做法看做是“奎克素食主义者的喋喋不休”(“Quaker-vegetarian chatter”)。但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托洛茨基也没有提出如科尔宾1月份提出的那些空洞的而又本质上荒谬的东西，如保留三叉戟潜艇巡逻，同时移除导弹的核弹头。

科尔宾创造的党不容易定义。除了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反犹主义外，它没有连贯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因其缺席而显著。没有对改变阶级结构或对资本主义当前条件的任何系统批判的分析。这些政策像从一片蓝天中抽出，在空中浮动，没有人尝试将它们与地球上的事实联系起来。核心工党选民寻求共识价值被视为落后的表现。至于对就业保障和移民的关怀导致在以前工党的安全选区产生出赞成退欧的大多数，科尔宾追随者的看法似乎是，这是倒退的态度，仅仅表明工人们多么需要再教育。

科尔宾拒绝上次在利物浦的党代会上规定任何移民上限，显示出他严重脱离选举现实。但是，因为工党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政党，这种对现实思维的拒绝反倒成为他在他所创造的新政党中力量的主要来源，而不是一个虚弱的缺陷。工党从一个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具有广泛基础的机构，变成了一批异化边缘的中产阶级的工具，他们在反资本主义抗议运动中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尽管少数工会大亨继续充当权力中介，但工党的北部堡垒正在崩溃。

科尔宾工党的本质特征不是一个时代倒错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自由主义自恋。展望未来的两三次大选中，工党可能会拥有超过一百万的成员，即使它仍在努力获得一百个议员席位。该党的角色将是一个永久的反对派，失去了作为替代政府的特权。

将科尔宾接管工党看做是一种萌芽的、极端自由主义，这种说法可能看起来太荒诞。他和他的追随者从未停止抨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似乎包括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的一个整体术语——即使他们在反对军事行动中表现出支持暴政的惯常偏见，但他们的反战运动只聚焦于西方政府的政策。科尔宾的工党看似已经彻底放弃了自由价值观，有些人在谈论新的左翼法西斯主义。

然而，这是对已经发生的变化的一种过于简单的分析。科尔宾的工党不是秘密的法西斯主义者，如同它不是托洛茨基的回归。一方面，它代表了最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夸张版本，例如支持无限制的移民自由。另一方面，它表达了自由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什么。一直有许多种自由主义，但在过去几十年，自由主义思想的突变是深刻和激进的。它从一种旨在给予基于容忍的生活方式的理论基础的哲学，变成了一种通过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敌意来定义自己的理念体系。

科尔宾对哈马斯、真主党和爱尔兰共和军的“包容性”态度符合左派自由主义的世界观，支持反殖民斗争，普遍拥抱身份政治。关于文化入侵的时尚废话可能不重要，因为它主要局限于越来越边缘化的大学。然而，它表达了什么是所认为的自由主义原则：

人人有权通过任何被认为是必要的手段来宣称他们所认为的身份，尤其当它可以被表达为被压迫的少数时。如果言论自由妨碍身份政治，那么必须抛弃言论自由。如果恐怖主义对身份政治是必需的，那么就接受它。这代表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根本转变。

对权利的压倒一切的重视—尽管是有选择地解读它们，是新的自由主义的标志之一。在不同的形式下，人权理论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1948年的“联合国宣言”中体现了普遍权利的概念。但是，只有在20世纪70年代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的法律主义哲学兴起时，权利才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和首要。他们认为，自由可以被立法成一个固定的相互关联的自由系统，由法官解释。在自由至上主义的右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关于限制民主的宪法建议中提出了类似的想法。

但是，保护自由不仅仅是遏制政府的问题。在经济和社会中推翻国家可能产生使人民自由更少的效果，这是早先一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认可的一个事实。梅纳德·凯恩斯理解，自由贸易给消费者更广泛的选择。他也理解，当生计面临大规模迅速摧毁时，自由选择会贬值。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他拒绝将自由贸易视为神圣的教条，也从来没有想过将自由归结为一份权利清单。

向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转变在许多政策领域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激进的人权意识形态在最近几次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灾难中发挥了作用。布莱尔-卡梅伦时代的毁灭性军事冒险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入侵后规划。他们失败，首先，是因为在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和穆罕默德·卡扎菲的专制的同时，他们摧毁了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国家，留下了无政府状态的区域，让圣战主义势力可以自由运作。更基本的，他们失败，是因为人权不能强加于从来不认识他们的社会，大多数人可能不想要他们。

任何关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并非人类普世价值的建议，都会引起义愤情绪的发作。自由主义者禁不住相信所有的人都偷偷地渴望成为他们想象的自己。但这是信念，而不是事实。自由主义价值观受到普遍尊重的信念，不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即使在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它们也远非牢固，尽管几年前还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它们几乎得不到承认。

自由主义价值观属于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在《后自由主义》（1993年）一书中强调的核心。现代自由主义是犹太和基督教一神论的后续发展。正是从这些宗教传统中，最重要的是希腊哲学，宽容（toleration）和自由（freedom）的自由主义价值观（liberalvalues）迸发出来。如果这些价值观具有普适性，那仅仅在于他们被认为是由神命定的。现在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是世俗的，但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价值观是全人类普适的。

为什么会如此？原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一个常见的反应是用启蒙价值反对相对主义的恶魔，一定意义上忘记了现代相对主义是从启蒙运动中出现的。其他人援引社会科学中的鳕鱼理论，声称只有自由社会才能是现代的。弗朗西斯·福山的论文最著名，但他们都断言，全球化正在产生一个全球性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自由，如欧洲资产阶级在19和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

事实上，欧洲中产阶级支持自由和民主，与他们投靠专制政权一样常见。在今天的全球层面也是如此。俄罗斯的大多数中产阶级似乎都结合了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在美国，无节制的全球化正在摧毁中产阶级。

如果过去一代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可以证伪的理论，那么它早就被抛弃了。推进全球化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自由主义者抵制这一点，因为这掏空了他们生命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自由主义是一种替代宗教，为他们提供了持续的幻觉：他们的价值观表达了历史的含义。

这看起来像是与日常政治毫不相关的言论，但它们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自由社会的生命不能依靠历史来维持。他们需要保卫自己，需要淡化对权利的崇拜。人权作为象征性障碍，对防止最严重的恶可能有价值，例如种族灭绝、奴役和酷刑。然而，在没有国家权力支持的情况下，人权没有意义：事实上，当保护他们的权力不存在（如在斯雷布雷尼察和现在叙利亚的阿勒颇），而仍鼓励人们相信他们将受到保护时，人权根本就是一句空话。人权不能作为世界秩序的模板。当人权被用来促进福音派军事行动时，他们危及了本想要保护的生活方式。

对建制派精英的普遍反感产生了一些古怪的反应。人们不断讨论对专家的情绪化拒绝是有失理性的，如同今年的欧盟公投运动中发生的那样。然而，这些记录很难为代表那些声称对经济或政治有特殊洞察力的人的强烈要求辩护。专家传达的知识中，包含许多思辨性或不可信的理论，例如支持量化宽松作为永久制度的“次凯恩斯主义”思想，以及全球化从长远来看惠及每个人的概念。当疲惫的自由主义者谈论情感胜过理性时，他们的意思是，选民忽视了指导他们领导人的知识碎片，而是根据事实和他们自己的经验做出反应。

英国选民没有否定他们所居住的社会。对于一些批评自由主义的人来说，需要的是拒绝经济和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这是John Milbank和Adrian Pabst在《美德的政治》（见RowanWilliams10月14日在本刊的书评）一书中传达的信息。这本书促进了一个新中世纪主义的有机社区的愿景，这是两位作者赞许引用的Hilaire Belloc和G KChesterton所熟悉的。这种后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是政治的死胡同。英国的大多数人不想生活在有机社区。他们不怀念一个想象的过去，并且对不变的、同质化的邻里的幽闭恐惧的亲密性并未表现出喜爱。他们想要托马斯·霍布斯所谓的商品生活，换句话说，想要现代化的经济设施，但不想要由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产生的长期不安全。他们不是拒绝市场个人主义，而是要求它受到约束。他们希望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但乐于拥有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后自由主义社会是一个在强大的国家的庇护下，自由和容忍得到保护的社会。在经济上，这意味着放弃如下概念：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推进全球化。未来政府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他们如何能在实现繁荣的同时，管理全球化产生的社会混乱。显然，这将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全球化有螺旋失控的风险。无论政府做什么，新技术都会破坏已有的工作和生活模式。大众的需求不可能完全满足，但不为了社会凝聚力而抑制市场的政党，正在把自己投入记忆的黑洞。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全球化的模式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

指望自由派理解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自由主义的秩序正在消逝，而且包括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他们发现自己从人类进步的先锋变成了无力左右事件的观众。但他们坚持认为，解决自由主义危机的办法是明确的。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相同：更强烈的注入理想主义；坚定不移地决心延续过去的自由主义计划。即便修订或放弃这些计划中的部分概念，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全球自由贸易，或劳动力跨国界自由流动。他们会说，过去政策的唯一错误在于，它们还自由主义的不够。

绝对确定性与自我崇拜的焦虑的混合，长期以来是自由主义的心灵的特征，现在依然如此。然而，在这之下，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同的情绪。自由主义真正尚存的是对未来的恐惧。面对世界，他们认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正消失在空气中，许多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试图撤退到左倾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学术研讨会所想象的虚构世界。这相当于放弃政治斗争。可能，尽管不情愿，连主流自由主义的代表都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气数已尽。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实验主义治理”（CLS_PR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