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二十年：野鸟的鸣啭

文|王晔（瑞典）

我与文学的关系，大约是一种源于基因里的模糊情愫，在后天的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中，借由了师长们的不同的外力助引，一步一步生发，成熟，至今天这个样子。

近数十年里，文学这一概念已被重新界定，而在习惯性思维中，我是依然在多数的场合，将它理解为纯文学的。不然，谈起文学会流于不着边际，并且我的关注点主要都还在纯文学领域之内。从专事写作的年头来看，我还没走过十年，但从我和文学的关联看，似乎又远不止二十年呢。

回看走过的路，仿佛回头看沙滩上自己的脚印，它究竟是如何在不知不觉间，已走成不算很短、也并不笔直的一行的呢?无法一言以蔽之。有些人恐怕会将其归结为命运，而我更愿相信是因为内在的种子，当然，种子和命运本是相关的。种子无论落地时间的早晚，它的发芽、成长有先后。它在哪里发芽，在哪里生长，是否会被移植，会移植到哪里去，这都是说不定的呢。

文学的种子在我心里种下该是很早的事。

我五岁那年的一个早春，在东关街356号逸圃第五进的西厢房里，三十出头的父亲念念有词: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只不过透过西厢房的窗户，看到天井上方四方形的小小天空，从不曾见过黄鹂，也不知白鹭的模样，我却自然而然地立刻明白这两句话里色彩的好、声音的好、形态的好、前景的好。一个无知无识的黄吻小儿，也可以感受到那声音里的婉转，色彩里的和谐，姿态上的自如和动人。很多年后，在斯莫兰省乡下思而肯岛，一位农妇踩在森林里沉积有年的枯叶松针上，看湖色和天色，听着林中鸟儿时而高亢时而撒娇的声音，她傲娇地转头对我说，多美啊。

美，毋需学问就能领会，美感，有不少是天然的，就在人的心里，只需看见和听见的契机。很多年后，直至今日，我总能清晰地回到那间西厢房，瞬间附身于那个五岁孩童，同时也跳将出来，隔着岁月的透明的帘幕，流出不知是伤感还是甜蜜的泪水: 那个亲爱的小孩，她全然不知，后来会和文学有一定关联。或者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和文学有一定关联的。比如那孩子，又比如那赞叹着“美”的农妇。

父亲热爱文学，因此，在我儿时的感知里，作家这个身份很重要。小伙伴们说理想，有提及教师的，有提及军人的，在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作家这个字眼，但也止步于此，成为作家，毕竟是更成人的思维，和“两个黄鹂鸣翠柳”相比，实在是有太多人工的痕迹了。

一个女孩就那么天真而快乐地生活着。然而，说不清为什么，她总会被选送去参加各种竞赛，科技发明、诗歌朗诵，也有作文比赛。我的故乡古城扬州，最不缺的就是信奉“文章千古事”的文人墨客。其中有一位书画家周慰祖先生，原是江苏省扬州中学的语文教师，因染痼疾而休假养疴，常年卧病在床。周先生交游广阔，秀才不出门也知天下事，和天南海北的文人包括以“迢迢牛奶路”闻名的赵景深先生皆是密友。有一年，父母带着我去上海，也受周先生之托，到赵家拜访。赵家孙儿那时与我年龄仿佛，此前也有过书画上的交流。我去赵家，立刻被四壁的书橱迷住了。

周慰祖先生听说我被梅岭小学选为代表，即将参加全市小学生作文竞赛，竟在晚夏闷热的天气里，亲自在稿纸上写得两篇范文，步行穿城而来，从旧城三巷走到东关街，常人也要走个半小时的。那是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的时代，我们看见周先生突然出现，都大吃一惊，他怎么走得动的！范文之一是散文，叫《梅岭春深》，之二是论说文，叫《学用结合 》。所谓范文，其时有供人诵读、模仿、乃至摘录和活用的意思。周先生亲自作文也有押题的用心。

那些年，我很喜欢去周先生家，旧城三巷是扬州旧家的聚居地，周家有高梁大宅，庭院深深。周先生的老母亲身体硬朗，本可在已于京城供要职的二儿子家颐养天年，却放心不下生病的大儿子。大儿子新近娶妻，还领养了一个比我小上几岁的女孩子。因为请客，院子里热热闹闹。周家的老母亲和周太太两个都极好客，因为这样子，周先生最开心，于是婆媳俩更开心。年初三请客，便成了周家定例。周先生其实从来也上不了桌，他还是眉清目秀地倚靠在床上，开着门，听大家的热闹之声。我是唯一的小客人。我去了总是先去周先生房里说些恭喜的话，周先生便要和我一起背诵古文，比如《前赤壁赋》，比谁背得快。我以为真要比赛而求胜心切，越发加快语速，背到一半，周先生微微气喘而面红，妈妈赶紧拉住不懂事的我: “周先生是几十年前背的，你是几天前才背的，当然记得稍微清楚些。” 

周先生在五十岁左右于上海《书法研究》杂志发表文章。那时能在这一类杂志投稿成功是不容易的事，倒好像中了举人一般。他在病床上读到小样，列出必须赠刊的亲友名单，托太太务必购得。未及看到杂志，周先生却因医疗事故意外猝死。想起周先生当年发稿的艰难和欢喜，我常感叹，换做今天，会容易很多。如今，这家杂志社不再如当年那样高不可攀了，至少我也可以推荐给相熟的编辑，请他们按文本的质量选用。然而写书画评论的周先生不知哪里去了。我上高一时，在一个初冬的早晨，于文昌阁附近的汶河西路见一位先生踽踽独行，他俊朗干净。想起不远处就是周先生供职过、我正就读的扬州中学，更觉得这个人活脱脱就是周先生啊，他也看见了我的，却视而不见一般，并没有任何反应。我固然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只能骑着自行车一晃而过，心头的疑惑挥之不去，直至今日，也还是后悔，不曾斗胆问一声，“先生，您……贵姓?”

我父亲对我的文学教育，好比自家的一日三餐。父亲多少会派些任务，初中暑假里看的章回小说，有些很轻松，比如《说唐》，有些则夹杂了太多生僻字词，比如《东周列国志》，虽说跳开这些字也并不影响阅读理解。有一段小学四年级的记忆清晰而醇厚。先是中午吃了毛豆米烧笋鸡，配丝瓜蛋汤和白米饭。午觉醒来看一篇爸爸安排的阅读文字，鲁迅的小说《祝福》。傍晚，一家三口 (那时我妹妹还没出生，我还算是独生子女)，自行车上一担挑，去广陵路的苏北电影院看又红又专的大明星白杨主演的电影《祝福》。前年，北大教育学硕士毕业、在马尔默当中文母语教师的友人，让我推介一些供瑞典学生阅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好有视频资料，我立刻想起自己体验过的、带着毛豆米烧笋鸡的香味的那一幕，找到电影《祝福》视频，自己先看起来了，一帧帧画面，一句句对白，竟丝毫不差。这兴许是因为记忆，可我觉得终究不能排除文学的冲击力，是这股冲击力在我年少的心海留下了明亮的波纹，一直荡漾到如今。

暑假里夏瘦山先生给我讲宋代散文，就像邻家的饭，虽然也是父亲备好了读本，但隔锅饭儿香，沾染着偶尔为之的趣味性。夏先生当年不过四十岁光景，辈分高，是外婆那一辈的，大人们喊他二先生，我则叫他二公公( 扬州方言里，公公是外公的意思)。夏家从前开私塾，瘦山先生是家里的二先生。少年时，他和本地几个年龄仿佛的，比如后来做了市文联主席的丁家桐先生都是激扬文字的才子。成年后，瘦山先生去洛阳等地从事新闻等工作，后来定居上海，教大学语文。他一辈子缺的就是一张过硬的文凭，加上身为二先生的慵懒脾气，完全是一个不把才气当回事的乐呵派。书画印，他都无师自通，作品像模像样，尤其象牙浅刻堪称一绝。一放暑假，夏先生就从上海回老家，在小院的小叶黄芽树下摇他的芭蕉扇，在凤仙花边会他的三朋四友。共和村饺面店的小老板来叫他，后来推出《扬州园林品赏录》的朱江、书法金石家桑榆等诸先生也来找他。丁家桐先生时不时打探他的消息。后来，丁先生的太太戴润生先生担任我的高一语文老师。夏先生知道了，说:“哦，戴润生，她也能教语文的吗，丁家桐当年追她追得很苦的，这个戴润生。”我多少觉得夏先生说话有点“没大没小”，跟我一个晚辈说先生们 “年轻的那个时候”，哎呀，听起来，怪不好意思的, 也不敢多问。回想起来，估计夏先生只知戴先生是一位漂亮姑娘，却不知道人家也是很有文化的。

二先生给我讲过的诗文不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复”这一句。因为二先生在“不许放屁”之后，自说自话地加了个象声词“嚓”，同时抬手一挥，像是有投枪和匕首扔出去了，我惊得暗暗服帖，也说不清服帖的是这句诗呢，还是二先生。 

我找二先生谈诗论文，他本人是最开心的，不过二师娘嫌我烦，终于忍不住了就会拍打着芭蕉扇走过来，边走边喊: “歇歇，歇歇了！”怕她先生口干舌燥。大先生(我叫他大公公的)在一边默默地笑，只叹我不找他谈诗文，其实人家大先生才是旧私塾真正的先生呢，二先生以前不过是偶尔代课。大师娘也默默地笑，她早些年就中风了，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只咿咿呀呀地、乐呵呵地招呼人端出绿豆汤之类的给我。

后来大先生实在忍不住，因为我在1978年开始和日本书法家有书法上的切磋，大先生提出教我日语，他以前和某个在本地开诊所的日本医生学过几句的，懂基本的日语会话，那可是二先生教不了的。那一年我九岁了，大先生拿出诱饵来，说，你总要跟日本人自我介绍的，你九岁，九岁日语里就是苦岁。因为你不是小小孩了，要上紧箍咒了。我被这苦字吓住了，我说，我不要。1997年后，我才正儿八经学日语，明白大先生的发音是对的，“九”确实可以借用了中文里“苦”字的发音，只是未必有苦的意味。当年我不爱请大先生讲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先生说话总是不停地抖嗓子，喉头一动一动地，他说得累，我听得也累。如今才明白，那叫梅核气。

我在写作上略微开窍还是因为高二和高三的语文老师田如衡先生。他是江苏省首批语文特级教师，早年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田老师有一双锐利的单眼皮眼睛，不苟言笑，时常穿一身青灰色中山服，走路腰板笔挺，让人心生敬畏。一开口其实快人快语、爽朗干脆，还带着几声笑来。他原籍江都，如何成为扬州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的，不得而知。不过大家都说他在十年浩劫中受到过冲击，他自己看起来没事人一样，可他的夫人精神恍惚了。孩子们不懂事，路过他家都绕道而行，嘀咕说那里有一个半疯的女人。有那么几年，我时常去田老师家，大学毕业后还在国内时，年初二也肯定去田家拜年，但只见过田师母一面，一面而已，估计她通常是悄没声静坐在自己房间里吧。此外，我听到过一次田师母的声音，是有一回去田老师家，院外叫门，门不应，过了一会，里头有悉悉索索的动静，再传来一位妇人尖细却还是衰老了的、着急慌忙的声音:“不在家！不在家！”回想起来，她那时六十岁还不到吧。

田老师指出了我当时作文的一大弊端，好像要写骈文，要显示文采。田老师说，作文首先是要有真情实感，怎么想的就怎么平实地写下来，而后才是适当地修饰字词。不能因为预设，束缚自己的手脚。这么一来，我好像内心明白了，好像檐角上挂了多日的蝴蝶之蛹，在微风中梦到了还不曾体验的、那飞翔的感觉。这样一个感觉的直接的结果是，我的作文《月是故乡明》获得了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

随后入学复旦大学新闻系。同校中文系的老师总对学生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更可能培养学者和评论家。至于新闻系，似乎距作家更远些了。我随着时代的人潮，不由自主地向前。在1990年的彷徨的日子里，我的同乡人和忘年交王秉厚老爷爷和我通过许多信，他是老清华毕业生，也曾是西南联大学生。后来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至退休。他给我的叮嘱，一是好好学外语，二是你很能写，应该当作家。可我压根就不觉得自己能写，我稀里糊涂地想，能写信和能从事文学创作可不是一码事，那时候我依然是一只挂在檐角的蝴蝶之蛹，虽然已挂了很久。

王秉厚爷爷偶尔也和我谈文学，比如小说《广陵潮》。他说自己年轻时就想着离家远走，越远越好，如今九十岁了，最想念的就是故乡。他告诉我《广陵潮》的作者李涵秋有三个女儿，当年就在他家的街巷里，他记得她们如何走路说话，如何在窗口梳妆。

我很惊奇也很感激那些在我开始有意识的写作之前，就早早地注意到我的写作能力的人们。比如王秉厚爷爷，也比如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出于思乡之情而不经意地寄稿的东京华文报纸《东方时报》副主编陈梅林女士，以及我在大阪大学的导师厚东洋輔教授。

2012年，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看得见的湖声》。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这次写作不同于以往给报刊的投稿，它没有预设的声音和思想，而是浑然天成的。在后记里，我将这一书写体验称为“鸟儿自然的歌唱”。这本书将文学和写作变成了对我而言既重大又更贴近血肉的事，从本质上说，它并非出自书斋的文案。文学，哪怕是更雅致的纯文学，它依然是最贴近生活和生命本身的。如此也让我终于领悟自己的属性，我是怎样的一种人类呢，很可能，我属于接近于鸟儿的一种人类。我的鸟语被称为文学语言抑或其他都不那么重要，关键是，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拥有一种鸟语的。无论是云雀和乌鸫婉转的鸣叫，还是小麻雀的叽叽喳喳，它终究是一种鸟鸣声。

没错，那就是我自己的嗓音。

有意思的是，2012年，瑞典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在给我的瑞典文学译作《格拉斯医生》的序文里，就特别提到了嗓音。认为我把握住了原作者的嗓音。那时我移居瑞典，学习瑞典语不过数年。马教授也因此在邮件里一再好奇地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能如此快速地抓住瑞典经典文学文本的神韵。我自己身在其中，一下子还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当时也就没有直接回答。如今跳出自我来，重新想一想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对文学语言的敏感吧，就像自己碰巧是一只鸟，对另一只鸟的语言会有的特别的敏感。

这些年里，我在进行文学创作之余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我也在《书屋》杂志推介日本文学，但更努力推介的还是北欧文学特别是经典纯文学作品，试图将一些特别的声音分享给中文读者。由此推出了译本《尤斯塔·贝林的萨迦》《海姆素岛居民》等，也推出了文学评论集《这不可能的艺术》以及《文艺报》上持续已五年又半载的双月刊文学评论专栏《蓝翅街笔记》。译介北欧文学，这并不总是很容易，因为读书的人，读经典纯文学作品的人如今肯定是越发地少了。小语种文学更需要凝神静听，而在嘈杂的街市上，是不容易听到并欣赏得了鸟鸣声的。

好在鸟儿并不在意这一切。

眼下是2021年的7月5日，我正在厄兰德岛的夏屋消暑。厄兰德岛是瑞典第二大岛屿，更是鸟类天堂。它是深秋里鸟儿飞往非洲等南方大地前的最后一个休憩地。当然也有很多留鸟在这里抱巢，孵出新一代。

隔了第二个疫情之年那长长的冬春来到这里，一天晚间，我走进木柴棚，一只成年乌鸫尖叫着飞过来，我这才适应了灰暗的木柴棚里的光线，注意到东南角的檐下编织着一只鸟巢，于是不再走近木柴棚半步。

也不过一周半的光景，木柴棚的鸟巢空了，只有一两道白色鸟屎涂在鸟巢南侧的棚壁上，表明鸟儿们确实存在过。两只幼鸟看来是到了能自己飞的时候，一家子就搬到了园子西侧高高的白桦林上。但是，它们并没有离开。每到傍晚，烈日散去，空气清新，两只小乌鸫就在我家草地上蹦蹦跳跳，似乎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心知肚明，这里是它俩的出生地。真不知将来它俩会飞往何处，但至少眼下，它俩可眷念自己童年的家园了。

仅仅是昨天上午的半小时里，在我家的草地和灌木上，就飞来过不下十种鸟儿。除了乌鸫，家燕、楼燕、黄鹀 、蓝冠山雀、白领姬鹟、白头鹞都在草上蹦过、飞过，在栅栏杆上站过，在正满开的茉莉花枝上歇过。松鸦和林鹨也喜欢这林地边缘的草地。林白灵善唱，布谷鸟叫时躲在树枝里，偶尔静默地低低飞过百米外野草地上的母牛群。大斑啄木鸟盯着南边一棵白桦，从脖子啄到了腰，啄得白桦树麻麻点点，却也无言以对。白尾海雕也在半空中飞，但这里的天空是大敞着的，太开阔，显不出白尾海雕那黑黑的翅膀的宽大和威武。

数十米外的林子里埋伏着更多的鸟，比如旋木雀和茶腹鳾。在早晨，这些鸟儿们欢唱着晨曦，在雨后，提醒着雨霁。而在艳阳下，有一些鸟儿欢乐地争当捕捉昆虫的好手。比如隆德大学的鸟类科学家来追踪白领姬鹟。嗨，也只有这样小众的科学家会在意这几只看起来并不艳丽也没有过人的歌喉的黑白两色的小鸟儿了。白领姬鹟在全球分布颇为广泛，但科学家说，在瑞典，只有在厄兰德岛上才能见到这一种鸟呢。这一男一女的科学家，就连大家最看重的仲夏节也不休息，这一阵子每隔一日就来给白领姬鹟称体重、量腰围。

厄兰德岛北部我住着的这一带，眼下的鸟种里，最傲娇的是渡鸦。起初我对它们有些抵触，以为它们是乌鸦，但本地人说，渡鸦和一般的乌鸦才不是一回事呢。没听说过北欧神话里的主神奥丁吗，看，他座下有两匹狼，还有两只黑色神鸟，一只代表思想，一只代表记忆，那神鸟就是渡鸦呢。于是我不由得对林子里渡鸦的三口之家刮目相看，它们喜欢在薄暮时分在附近的黑麦田和松树林上空豪迈地飞舞。它们身姿矫健，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吼叫。

这些鸟儿，在不同的林地和草地停息，在不同的天空上展翅，在它们飞舞的领空里，一个人也没有。而我，听见了它们的声音，并感觉到一种幸福。在寂静的林地和草地上，总能搜索到许多声音，特别是鸟鸣声。听起来，鸟儿们各自安好，同声相应，异音相从，有许多的理解和共鸣。

我希望，不同类型的文学工作者能如同百鸟鸣唱。我猜想，在当下，在未来，纯文学工作者和读者的关系，纯文学和人类的关系也许就如同野鸟和人类的关系。                                                               

2021年7月5日写于瑞典厄兰德岛

作者简介：王晔，1969年出生于扬州。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上世纪90年代末留学日本，在大阪大学人间科学研究院读硕士和博士。2005年赴瑞典。瑞典作协会员，作家、翻译家。著有散文和短篇小说集《看得见的湖声》、散文集《欧洲人文地理》、散文和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猫》、书评集《这不可能的艺术——瑞典现代经典文学品读》。译著《格拉斯医生》《贝拉·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海姆素岛居民》。

本文原刊于《向度》2021年秋之卷

《向度》2021秋之卷 总第28期 202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