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学家许宝华：方言和普通话都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载体

如今83岁高龄的许宝华先生，早已从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却仍每天伏案于词典修订工作。他的写字台上放着整齐的词条卡片，上面手写的字体工整细致。

许宝华先生是上海方言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整个汉语方言学界有广泛影响。他所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集古今南北各类方言之大成，是迄今为止汉语方言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方言研究，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至今走过了100年左右的学术历程，越过传统语言学的框架，摆脱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得了很大成就。许宝华正是其中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者。

《汉语方言大词典》皇皇五卷本，收录词汇近21万条，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规模的方言词典编纂。“手写的卡片就有近60万张，是很大的量，词典编纂室的内壁和走廊外面都放满了卡片”，许宝华介绍。

许宝华的弟子回忆，因为这个计划规模太大，当时年轻人都觉得困难，难以承担：“很多人一起做，事情会多得不得了，如果没有一个总体筹划的人，是做不成的。”许宝华凭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工作经验，把每个人分派到最擅长的岗位，使得这一工程步步落实，按计划完成了《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撰工作。

“文革”结束后，他作为复旦大学语言学学科的带头人，培养了许多人才。他的学生潘悟云教授说：“现在大家提起许先生，会提起方言大词典这个巨著，但是我觉得，除了著作外，他造就了一批人，这同样重要。北大的王力先生，也是带动了一批人；苏步青更重要在于是一个数学教育家。当时复旦招的语言学学生最多，问许先生为什么招这么多人，他说这些学生'文革'十年都不放弃，肯定是好学生。如今这些学生在国内外多地工作，都是语言学的中坚力量。我们认为在语言学方面逐渐形成的上海学派，跟许先生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许宝华出生在江苏南通，在家乡念到小学。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父亲来到上海，直接跳级去念初二，其语言功底来自于在乡下私塾里，随着一个秀才读《古文观止》、《四书》、《大学》、《论语》、《孟子》等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许宝华在父亲创办的一所小学教书，教了两年半。

1951年，许宝华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夜班学习，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许宝华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一读四年。1956年毕业留校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一直工作到将近70岁时退休。

毕业后不久，许宝华即被派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和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尽管叫普通话语音培训班，主要目的却是为了培养方言调查人才。“为了推广普通话，必须要了解方言的面貌和情况，然后才能更加有针对性地来推普，效果才可能更好。”

当时在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上授课的老师都是名重学林的先生，通过这个培训班的学习，也为许宝华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最初我对方言很有学问这点体会不深，后来自己调查，才发现方言里有许多学问。”

之后回到复旦后的两年间，许宝华从事崇明和苏北海门、海安和启东几个县的方言调查，上海市的方言也调查了老、中、青不少人。有时独自去调查，有时和同事汤珍珠两人结伴，根据调查资料撰写了《海门人学习普通话手册》、《海安人学习普通话手册》，还参加了《上海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和上海广播电台播用的《汉语拼音讲座》教材的撰写。

1958年秋天开始，许宝华和汤珍珠为中文系语言组首创开出了“方言调查”课，这门课一直开到现在（“文革”期间除外），成为汉语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

1957年开始，许宝华一边从事方言调查，一边给学生上课，阅读了方言学领域的的许多论著。这时他发现，从汉代扬雄《方言》开始，历代都有注释、增广方言的著作，至少有几十部之多，但是他们很分散，不易找。“我心想把几十部著作编成《历代方言著作汇编》，或把古今不同的方言词汇做成卡片，编成一部通贯古今的《汉语方言大词典》，多好哇！”

这个想法逐步明确：如有条件，一定要编一部大词典出来。“文革”之前，想法只是想法。“文革”之后，机会渐渐多了起来。80年代初许宝华赴日本访问，认识了日本学者宫田一郎教授。宫田是一位研究汉语的中国通，也研究吴语，常常与许宝华联系。

“我跟宫田先生说，你能不能筹措一笔经费，我们可以合作编一部汉语方言大词典。他听了我的想法以后，说这个项目很有意思。经费暂时没有，等以后有机会吧！”

1986年，宫田一郎从大阪大学退休，开始到京都外国语大学担任系主任教授。他去任教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京都外大以和复旦大学联合编纂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名义提供经费，京都外大的理事长森田嘉一先生同意为编纂《汉语方言大词典》提供所需的科研经费。

编写工作就此开始了。首先要根据方言论著制作方言资料卡片，有时一个条目对应一张卡片，有时一个条目要对应两张以上以至几十张卡片。卡片资料来之不易，许宝华除了把自己个人的所有方言论著都拿了出来做成卡片，但数量远远不够，于是到外面买遍了能买得到的方言方面的书。许宝华还写信给全国各个大学的中文系语言组，征求未刊的方言论著稿。

还到外地图书馆查阅寻找。比如曾到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去访书，找到一本尚未出版的《甬言稽诂》。“甬言”就是宁波话，“稽诂”带有考证性，就是考证现在宁波话里头的词语是否于古有证，因此这本书很有学术价值。但根据规定，此稿不能外借，要做卡片怎么办呢？后来和对方商量，同意全稿复印。

从1986年9月份做第一张开始，到1988年12月底，两年零四个月时间内，他们制作了将近60万张方言资料卡片。接着就根据这些卡片，进行了两年八个月的编写工作。

包括最早定编写体例，写样稿，写初稿，改复稿，一道一道工作直到最后决审定稿，完成《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全部编写工作。

对这部1700多万字，大开本7500多页，收录21万条词语的中国第一部综合古今南北的大型方言词典来说，从无到有，只用五年时间完成，速度是很快的。

因争取早日出版，编稿采取依笔画多少依次编写，也按笔画顺序依次给中华书局送稿。总共约送了10次左右，每次要送几万张稿纸，重几十斤。全部加起来有好几百斤重。

《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出版，为民间文艺创作者、语言学者、文化学者、民俗学者……甚至刑侦人员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历史学者来说，可以从里面收录的稻米名称大体看出栽培稻从南到北的传播路径；对刑侦人员来说，因为里面的词汇绝大部分标明了通行地点，还会反映行业、职业特点，从信件、传单等的方言使用可以得到破案线索。

1999年4月出版之后，许宝华接着就继续搜集方言资料，准备做这部大词典的修订工作，经过六七年的辛勤工作，现已完成了全部修订，进入了中华书局的出版过程。

对话许宝华

澎湃新闻：除了词典编写外，您过去的另一部分工作是调查研究方言，您能讲讲怎样做一个地区方言的调查吗？

许宝华：我认为要研究语言学，特别是我们研究自己的汉语，首先要充分地掌握材料。材料没多少时，千万不要发宏论，那是不可靠的。一个规律要经得起大量的材料检验，如果有很多例外，你就要考虑它是不是科学的了。还有，一个方言如此，其他的方言呢，临近的方言呢，是不是也都如此，调查了才有发言权。

调查方言，要找好发音合作人，然后记录下他们的发音。除非你当地有朋友，通过朋友去找。我们一般是通过当地的居委会或派出所，学校里开介绍信，然后到当地公安系统或民政系统，请他们找合适的发音合作人。他们找到以后，自己再去当面交谈，当面听发音。比方说找了两个三个，听听哪个说得最准确。

几个发音人的发音有的时候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很多。有的人文化水平高，有的人文化水平低；有的人到外地去过，有的人父母不是当地人，或者父母一方不是当地的。依我们过去执行的需找发音合作人的标准，是要三代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很严格。

调查地点没有什么限制，可以在发言人家里，也可以在旅馆里，居委会或者政府机关里。调查时我们用一个调查字表，上面有三千多个字，主要调查整理它的音系，就是有多少声母，多少韵母，多少声调。但是这个是初步的，还不可靠。只有在两三千个词汇记录下来以后，经过补充修改，语音系统才能定下来

一个地方的调查可能是个把礼拜，也可能是一个多月。就像挖井，你可以挖一尺，也可以挖一丈。你挖一尺跟挖一丈的工夫不一样，用的时间也不一样。要深入调查一个点，真的起码要几个礼拜。

澎湃新闻：您对上海话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从老派、中派一路过来，上海话进入到新派，老派在渐渐消失，您认为上海话有传承的危机吗？

许宝华：老派肯定要淡化，最后消失，但是不要怕一下子就消失了，它会逐渐地淡化。

十九世纪，一个外国的传教士写了一本《上海话的语法》，记录他见到的上海话，当时有八个声调。其实那时，其中的“阳上”声调已经有些不稳定了，变到“阳去”去了。慢慢就少掉一个声调。现在上海话变成了五个，嘉定六个，松江我们调查的时候是八个，现在听说也是七个了。我们今天的上海话，跟一百年以前，跟五十年前已经不一样了，但上海话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很大的变动，上海话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目前上海话并没有传承的危机。

澎湃新闻：那您怎样看待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许宝华：汉语的共同语最古称之为“夏言”，春秋战国时期称为“雅言”，汉以后称“通语”的较多，明清以来称之为“官话”，民国时代称为“国语”。“普通话”之名解放前就有，解放后正式用“普通话”来指称汉族共同语。

中国人，尤其是占全国总人口94%的汉族人都应该会说通用语言——普通话，同时也会说自己出生地的地域方言。普通话是汉族共同语，方言则是共同语的地域变体，二者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所以应该提倡双语（双言）制。

几千年来，汉语的方言有分化有统一，古代社会方言不可能完全走向统一，有不少地方方言的差异还是很严重的，以至于彼此不能交际。解放以来，方言特点消磨得越来越快，这是汉语发展的大趋势。但是，我们如果能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方言消磨的速度会变慢，方言传承问题也就能较好地解决。

上海话作为一种工具，如果没有机会使用，就必然会走向消亡。如果说上海话的人很多，媒体上也有更多上海话节目，有更多提倡使用上海话的社会活动，那上海话就能长久地传承下去。现在就说上海话会很快消亡，那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