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金龙》：人生一世，不过悲欣

当代德语经典话剧《金龙》大陆版海报。本文其他配图均为《金龙》大陆版剧照。

弘一法师过世前，题了一句“悲欣交加”，最后圆寂。留下这份惆怅之情，让人猜测他一生的情感。在德国剧作家罗兰·施梅尼芬的剧作《金龙》里，这种中国式欲说还休的悲喜之情成了上下半场的协奏曲。

“金龙”，充满着中国味道的名称，是德国剧作家施梅尼芬代表作的名字，也是剧中场景，一家中式/泰式/越南菜餐厅的名字。这个带点庸俗而又富丽堂皇意味的名称在剧中被反复提及，在全剧最后才出现，但似乎成为了整部戏贯穿始终的一个抽象概念。

同样作为抽象概念的还有很多，包括蛀掉的牙齿、伊索寓言里蚂蚁和蟋蟀的故事。这三个看似虚构难懂的象征物，将五个看上去互不相关的故事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了整部戏的主线。

看这部戏的开头时，我感叹了一句，导演胆子真大。

五个故事多线并行，简直是在挑战舞台表演的极限。演员既是陈述者又是表演者的“间离”表演法，频率之高让人咋舌，也不害怕观众随时会出戏。而且整部戏的节奏奇快，内容设置非常满，这样的情节安排似乎走在刀刃上，玩得心惊肉跳。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编导们似乎还不满足，继续挑战演员表演的极致，插入不同形式的表演方式，比如京剧身段唱腔的使用，比如类似无声电影里的机械化动作……

在上半场，我一直担心这部戏玩得太大发了。

然而随着剧本的展开，我开始看到了这部充满实验色彩的戏剧的另外一面。所有的线索被主线统一了起来，使主线变得无比清晰。看上去纷繁复杂的几条故事线索原来都指向了同一个归属，整部戏节奏虽快但清晰有度，尤其是结尾处收得恰到好处，让人钦佩。

然而，三条主线和这部戏玩的种种技术，早已被人谈论多次。因此我暂且不说这些，而是说说这部戏中的人物。

毕竟，在一切技术和设计背后，人，才是第一位的。

一、公寓：一个巨大社会阶层的缩影

这部戏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23个人物，由5位演员扮演，对演员换装的挑战不言而喻。

全剧多达48个场景，涉及5个不同的故事，但是真正推动戏剧发展的主要是两个人物，餐厅里打工的小伙子和被蚂蚁关起来的蚂蚱。而到了后面才知道，蚂蚱就是小伙子正在寻找的姐姐。

这部剧有两条线：一条是明线，故事由小伙子牙疼开始，到小伙子拔牙大出血致死结束；一条是暗线，蚂蚁和被囚禁起来被迫卖淫的蚂蚱的通话故事。

这部戏的悲喜也因他们的命运而发生着变化，这两个在德国生存的亚裔非法移民，奠定了这部戏的主基调。

那么其他人物呢？

这些人物看似毫不相关，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生活在同一栋公寓里。

公寓一楼是金龙餐厅，餐厅厨房挤着五个亚裔厨师。在他们楼上，住着想要回到年轻时候的爷爷。爷爷的楼上，住着他的孙女和孙女的男朋友。再上面是顶楼，住着穿条纹衫的男人和他前妻，黄头发空姐，还有深褐色头发空姐和她的情人。公寓底层还有仓库一般的地下室，是杂货铺老板的家，里面藏着蚂蚱（小伙子的姐姐）。

如果仔细回想，不难看出，这座公寓，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社会阶层的缩影。

一楼的餐厅和杂货店是社会的下层，厨师们机械化地工作，饱尝艰辛。而处在地下室不见天日的蚂蚱，生存环境更糟糕，是社会最黑暗的阴影面、社会最底层。楼上的爷爷和相对高一些的孙女和她的男友，则是社会中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代表。空姐们和条纹衫男人处于社会的顶层，有着享受服务的特权。

上层对下层的摆布，下层为上层服务，在剧中随时都有呈现。例如，空姐们去金龙餐厅用餐，服务员为他们上菜；条纹衫男人去杂货店买酒，享受服务；爷爷在和孙女说话时态度卑微，对待蚂蚱却十分蛮横；空姐在和厨师们打招呼时，在空间位置上站得远远高于他们。

而下层的命运，似乎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厨师们不管多忙乱都要第一时间报菜名上菜；任何人都可以对蚂蚱为所欲为；而杂货店老板蚂蚁甚至要求她心怀感恩，因为是他给了她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

很讽刺的是，当条纹衫男人在杂货店地下室发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亚裔女人蚂蚱时，他说一整个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出现在这里了。女人的背后是金龙毯子，从天而降，似乎威风凛凛，但女人躲躲藏藏，害怕极了。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中，这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了一点尊严。

但这些阶层真的森严壁垒，互相隔绝吗？显然不是。它们经常上下流动，比如孙女在爷爷和男友两处地方游走，条纹衫男人在自家和杂货店来回。

即使处在不同阶层，他们同样面临着生活的困境、工作和感情的喜怒哀乐。比如，不同阶层的人，都想改变自己的样子；杂货店老板和男人都会喝酒买醉；而当空姐舔着厨师被拔下的牙齿、感受到刺激的味道时，那种共同的伤情被唤了出来。

无论处在哪一层，人生境遇，也同样不过是悲伤与欣喜。

二、反串：挑战被社会赋予的身份

反串，是这部戏一开头就显示出来的基调。当挤在厨房里的厨师指着中间个子矮小的女孩说“这是新来的小伙子”时，似乎就预示着，我们不能用惯常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角色。

光头、大胡子的男人穿上红色连衣裙和高跟鞋变成性感女人，娇小的女孩扮演穿着条纹衬衫的中年男人，两个大高个披上假发成为优雅空姐，漂亮女孩戴上帽子、墨镜成为唯利是图的杂货店老板，年轻的小伙子皱着脸弯着腰扮演蹒跚的老头，帅气小伙演绎妖娆的性交易者蚂蚱……男女反串，老少反转，几乎每个角色都被颠倒了过来，带着和本身完全不和谐的因素出现在台上。

这种反串让观众感受到了强烈的喜剧性。上半场时，观众们的笑声间歇性爆发。可见，在观众眼中，反串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笑料。但与此同时，由此导致的不舒适感，也不知不觉在心中生了根。

直到高大男人扮演的褐色头发空姐和扮演她情人、中年机长的娇小女性，突然在台上交换起角色。“如果我不再是我，如果我可以是另一个人……”高大的褐色头发“空姐”一边压着嗓子娇羞地说着，一边将假发交给对面的情人“中年男性机长”，换上工作装和墨镜。

“如果我是那个人到中年依旧充满魅力的机长，而她是那个年轻的空姐呢？”高大的男演员恢复了充满磁性的声音。于是，台上出现了一个帅气英俊的机长和一个优雅美丽的女空姐，画面突然前所未有地和谐起来。但此时，全场却是沉默的。

这种“和谐的人物身份”在整部戏中仅出现了一次，这是一个绝妙的设置，让观众意识到人物身份的舒适感。而当这种舒适感被打破时，观众就会开始感觉不适。

身份，什么样的身份是我自己的？他人视野里的身份是否是我们真正的样子？我们该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否满意自己的身份？

爷爷说：“为什么我不能变年轻了？”

孙女说：“爷爷，我想变回从前那样。”

空姐说：“我叫他barbie fucker。我知道这样叫有点蠢。”

学生说：“为什么我不可以提问？”

蚂蚱说：“Why？”

为什么？社会赋予了人物各种身份，有些人默默接受了，比如在餐厅里机械地做菜、生活在底层的亚裔非法移民，比如被杂货店老板蚂蚁关起来做性交易而忘了时间的蚂蚱，比如条纹衫男人……

也有一些人对身份感到不适，试图突破，例如祖孙俩、空姐、红裙子女人。这种不安的骚动扰乱了我们的刻板印象，让我们重新审视芸芸众生，审视我们自己。

施梅芬尼说：“没有人在舞台上只演单一的角色，所有人演所有的角色，每个角色都被颠倒过来，这会改变观众的视角，让他们不得不重新看待那些几乎合乎一般刻板印象的人物。”

这是一个天才的设想。我们感叹于台上五个演技派演员强大的反串功力的同时，也不得不跳脱标签化的眼光去审视舞台上所有的角色，从而思考我们平时因为惯常思维而鲜少去考虑的一些问题。

有一个情节，当金发空姐让褐发空姐看远处船上的人时，褐发空姐却看不到，只有金发空姐能看到，就像她能感受到厨师牙齿上酸酸的感觉一样。这种一瞬间的“通情”成为这部戏的灵光一现，似乎在这一时刻，人与人之间隔阂的通道被打开了。

然而最后，这颗蛀牙被吐进了江水里，和那个小伙子一样，无影无踪，就像我们曾经的情感、萦绕的乡愁、内心突然的孤独、对身份的怀疑、还有那些一瞬间映入我们眼帘的社会底层人群。这千头万绪，划过金发女子心头的，不过一丝欢喜、一丝伤感。

《金龙》可谓异乡人最残酷的生存环境蓝本，而“乡愁”，则是他们身上静默而血色弥漫的呐喊。

这部戏的高潮，是小伙子死后的幻想。他幻想自己的尸体飘回了故乡，姐姐过上了安稳的生活。然而现实却是，姐姐蚂蚱在恐惧中陨落。

“亲爱的姑娘，等我回来欣赏，亲爱的爹娘，等我回来不再流浪。”同样的一首歌，在开始时让人哄堂大笑，而此时作为背景，却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

看完这部戏后，很奇怪，脑中突然就出现了弘一法师的影子。他的一生，颠沛流离，从中国到日本，从富家公子到出世高僧，身份转换，最终远离红尘。

当他教童子们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时，是否隐约想起故乡，或怀念起曾经留恋的繁华、曾经读过的书演过的戏以及曾经爱过的女子。

人生一世，百感交集，最终还是溶于“悲欣交加”四个字。

另：特别感谢大陆版《金龙》的导演缪歌对我一些提问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