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切告别》：“诗人的左手”写就的一战最佳回忆录

我国著名诗人余光中在论散文写作的名篇《剪掉散文的辫子》中，开首就写道：“英国当代名诗人格雷夫斯曾经说过，他用左手写散文，取悦大众，但用右手写诗，取悦自己。对于一位大诗人而言，要写散文，仅用左手就够了。”

余光中眼中的这位“名诗人格雷夫斯”，即20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不外余光中，博尔赫斯在他的“书之书”《私人藏书》里，早以他一贯的热诚语调力荐过格雷夫斯的历史小说《我，克劳迪亚斯》，也对作者献上了毫无保留的赞誉：“罗伯特·格雷夫斯是本世纪最有个性的作家之一，他既是了不起的诗人、诗学专家、敏感博学的人文学家，又是杰出的小说家、故事作家、神话学家。”

1941年，罗伯特·格雷夫斯在家写作

此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长篇小说《零点》，就题献给格雷夫斯。辛波斯卡在札记中，称格雷夫斯“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而即便获得如此多的名家推崇，在英国也跻身经典诗人之列乃至被供奉于庙堂之上，甚至查询诺贝尔奖官网，能看到他获得提名的次数有至少11次，但在中文世界里，格雷夫斯却仍几近默默无闻。出版领域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倒是翻译出版过他的历史小说《我，克劳迪亚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12月）。然而，格雷夫斯在国内，为何并未得到与他在国外尤其是欧美所相匹配的声誉和读者群呢？

《我，克劳迪亚斯》

从上文博尔赫斯的那句话里，其实可以看出一点儿端倪。格雷夫斯最为人称道和最受欢迎的作品，主要还是历史小说，尤其“古罗马帝国三部曲”（含《我，克劳迪亚斯》在内），在现代历史小说领域有开创之功。但他的学养和成就，有很大一部分则应归于诗集（他的爱情诗为英国诗歌做出了重要贡献）、诗学研究作品（《白色女神》）、神话学研究作品（《希腊神话》）上，而这些题材的作品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是相对冷僻的阅读领域，也难怪斯人作古已近四十年，一直未有引进。

除了《我，克劳迪亚斯》，格雷夫斯还有一本颇受大众读者欢迎的著作，其在1929年出版当年及之后的一段年月里都是欧洲范围的畅销书；此后仍持续长销，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和传播。这本书就是他生平唯一的自传式回忆录《向一切告别》。今年9月，自在英国首次出版92年后，这本书也终于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在书中，格雷夫斯以悠游裕如的笔调，记录了自己前33年的人生，囊括求学、战争、文学交游和婚姻等人生历程，也为20世纪前30年的英国社会变迁留下了个人视角的注脚和侧写。

《向一切告别》，【英】罗伯特·格雷夫斯/著 陈超/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1年9月版

格雷夫斯生于1895年，一生跨越两个世纪，也长寿，在1985年离世，见证了20世纪大部分年月的动荡变幻。离世前不久，他的名字被镌刻在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角陈列的石板上，成为被公开纪念的16名伟大的“一战”诗人之一。石板上的铭文是他在大战中相识的诗人朋友威尔弗雷德·欧文所写：“我的主题是战争以及战争的遗憾。诗即在遗憾之中显现。”而关于“一战”，诗人格雷夫斯不但留下了诸多为后世传唱的睿智反讽的战争诗篇，也留下了被美国历史学家、一战史专家保罗·福塞尔誉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佳回忆录”的《向一切告别》。

《向一切告别》笔法轻快节制、略带反讽，七成篇幅讲格雷夫斯作为基层军官在第一线亲历的战争，个中吊诡、愚鲁、惨烈、哀恸，经“诗人的左手”，点化成反讽英国时弊和战时爱国热情虚无性的绝佳写实材料，从侧面烘托出彼时英国社会中由大战孳生的失序和幻灭。作品经久不衰，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卫报》将其选入“各时代最伟大的100部非虚构作品”，耶鲁大学人文公开课“欧洲文明”也将其列入课程推荐书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格雷夫斯接受了短暂的军事训练，加入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前往法国，在著名的索姆河战役中全身多处负伤：“就在我们撤退时，一颗二十厘米长的炮弹在我身后三步远的地方炸开。我听见爆炸声，觉得自己肩胛骨之间的地方似乎被狠揍了一拳，但并不觉得痛。那一拳只是爆炸的冲击力，但血流进了我的眼睛里，我有点儿晕眩。我朝穆迪喊道：‘我中弹了。’然后我倒在地上……一块弹片射穿了我的左腿，位置很高，近腹股沟。当时我应该是一个大跨步躲开，才免于被去势。眼睛上方的伤口是一块大理石的小碎片造成的，或许来自巴藏丹公墓里的一块墓碑（后来，我切开伤处把它拿了出来，但一块更小的碎片已经钻入我右眉弓的皮肤下，我保留了它作为纪念）。这个伤口，还有一处手指骨骨折，或许是在我身前炸开的另一颗炮弹造成的。还有一块弹片从我的右肩胛骨尖端下方五厘米处射入，再从右胸乳头上方五厘米处飞出。”

阴差阳错地，官方把他当作伤亡人员上报，《泰晤士报》还刊登了他的讣告：“当天夜里晚些时候，团长克劳谢从海伍德回来，探访了救助站。他见到我躺在角落里，他们告诉他我没救了。第二天早上，七月二十一日，他们清理死者，发现我还没断气，于是把我送上一辆去埃利的救护车，最近的战地医院就在那里。在快乐谷中行车的一路上，每隔三四米就有一个弹坑，颠簸引发的疼痛把我弄醒了。我记得自己在惨叫。但路况稍好时，我又昏迷过去。那天早上，克劳谢照惯例给六七位牺牲军官的直系亲属写了正式的吊唁信……然后，他列出了官方的伤亡名单——名单很长，因为营队只剩下八十个人——里面记载我‘伤重而亡’。”

1915年，一战期间，身穿军服的罗伯特·格雷夫斯

此外，格雷夫斯仍以克制而幽默的笔调，凝聚决绝也诗意的气息，描写战场上的尸体如何日渐肿胀，为了避战的老兵如何故意“受个小伤”，士官训练时如何粗心大意引爆了手雷……无不让人细味战争的本质是如何荒诞而残忍。

关于战争之外的内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给出了如此褒扬：“一部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学艺术品。最为坦诚的诗人自画像之一。”所谓“诗人自画像”，指的就是书中约两成内容，讲述的是作者的家庭背景和青少年成长经历。在学生时代的格雷夫斯眼中，学院里的教授大多迂腐又刻板，同学也大多浅薄而愚昧，学业更是沉闷乏味。为了排遣烦忧，他课余时间都投入地练习拳击，提笔写诗。

当然，师长中也有让他仰慕的人。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查特豪斯公学时期和老师乔治·马洛里的一段交集。他们的师生情谊如此开场：“在（查特豪斯公学）最后的两年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除了我和迪克的关系，就是结识了乔治·马洛里——一位二十六七岁的老师，从剑桥大学毕业不久，长着一张娃娃脸，总被误认作学生。从一开始，他就对我平等相待，我有空时总是在他的房间里读书，或和他去郊区散步。他让我了解到现代作家的存在。”

说到乔治·马洛里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会第一时间惊叹，难道是他？是的，就是他，那个消失在珠穆朗玛峰上的伟大的登山家：“战争结束后，乔治比以往更加热爱高山。五年后，他死在珠穆朗玛峰上。没人知道他和欧文是否完成了登顶前的最后五百米，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折返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任何曾与乔治一同登过山的人，都相信他一定到达过顶峰，还像以往一样大肆庆祝，没给自己留下充裕的体力下山。我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死讯，里面没写到还是温彻斯特公学的优等生时，他登山是为了锻炼自己虚弱的心脏。他对我说过，温彻斯特公学的生活令他十分苦恼，他一度逃离过那里：除了几本心爱的数学书，他什么也没带。”

“诗人自画像”的其他部分，也有讲到战后至格雷夫斯永久去国间的岁月，详细记述与哈代、萨松、T. E. 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交游。与劳伦斯和萨松的深厚友谊堪称佳美，细节读来让人感动。这位萨松，即西格弗里德·萨松，写有诗作名篇《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余光中曾译过一版），也和格雷夫斯一样，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公开纪念的16名伟大的“一战”诗人之一。

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1886年9月8日-1967年9月1日），照片摄于1915年

格雷夫斯如此记录自己和萨松的初次相遇：“抵达连队一两天后，我去参观C连的食堂，在那里受到了友好的欢迎。我发现饭桌上搁着一本《莱昂内尔·约翰逊散文集》。那是我在法国见到的第一本既非军事教材也非垃圾小说的读物（除了我自己的济慈和布莱克作品集），我瞄了一眼扉页，书主人的名字是西格夫里德·萨松。然后我环顾四周，想看看谁会叫西格夫里德·萨松，会把《莱昂内尔·约翰逊散文集》随身带到第一营来。答案很明显——我和他攀谈了几句。几分钟后，因为天黑时才有任务，我们就结伴去了贝蒂讷，还谈论起诗歌。”

关于萨松，更值得回味的一段是他因前线所目睹的死亡与虚无，而公开发表的反战宣言。全文不长，被格雷夫斯摘录在书中：

结束战争

一个士兵的宣言

（这则宣言由 S. L. 萨松中尉写给他的指挥官，萨松中尉隶属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第三营，曾获得军功十字勋章，获举荐被授以杰出服务勋章。他解释了他拒绝继续服役的理由。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他参军服役，在法国展现出非凡的勇气，曾身负重伤，如果留在军队，他原本会在本土继续服役。）

我发布这一宣言，是表示我着意向军事权威提出挑战，因为我相信，那些有权力停止这场战争的人正在刻意拖延。

我是一个士兵，我坚信我可以代表士兵们。我之前参加这场战争，是因为彼时这场战争的性质是防卫和解放，但我相信，现在它已演变为一场意在侵略和征服的战争。我相信令我和战友们投身其中的这场战争的目的本应明确公布，让它不可篡改；而如果当初照此行事，曾经促使我们参战的目的，如今通过谈判即可达到。

我亲眼得见并亲身经历了部队遭受的苦难，我不能为了战争邪恶而不公的目的，继续扮演延续苦难的角色。我并非抗议战争行为，而是反对将士兵们当成炮灰的政治上的谬误和虚伪。

在此，我代表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人向正加诸他们身上的欺骗提出抗议；而且我相信，我或许能促成摧毁那种自鸣得意的冷酷心态，身在本土的人们正是怀着这种心态，在延续着他们并未分担也根本无以想象的苦难。

一九一七年七月

S. 萨松

如今看来，在彼时很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的萨松的“不当言论”，竟是分外地赤忱和清醒，蕴含着穿透历史迷雾的智慧和力量。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萨松差点儿就要接受军事审判，好在有好友格雷夫斯出手相助，说服了一些官方高层人士，并陪萨松去接受讯问，使得萨松最后只是被认定为精神紊乱，而被送去疗养院接受治疗，远离了是非之地。这一段情节，后世的英国作家派特·巴克也将其用作小说材料，创作了《幽灵路》（“重生三部曲”的第一部，中文版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4月），并问鼎1995年布克奖。

书的其余部分，有小小提及作者与罗素、赫胥黎、庞德、威尔斯、伍德豪斯等活跃彼时文坛的大文豪的交集，作为历史侧写，有一定的价值和趣味。书的末几章写了作者与南希·尼科尔森的婚姻，记录了婚内诸多甜蜜的轶事，但最终二人仍免不了以离散收场，也点出了书名“向一切告别”的源出：“这个故事余下的部分，从一九二六年至今，极富戏剧性，却不能公之于众。我的健康和财政状况都得到了改善，婚姻却逐渐失去活力。舞台上出现了新的角色。我和南希对彼此都说出了一些不可原谅的话。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我们分开了。当然，她坚持要让孩子跟她。于是，我就此去国，打定心意永不再认英国为吾乡——这就是我给本书定名《向一切告别》的来由。”

上面这段，也是全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但在最后一章之后，还有一个简短的“结语”，格雷夫斯总结自己前33年人生，在“结语”也就是全书的最末一段，给自己这段人生定调：“如果有机会重度已逝的岁月，我可能还会做出同样的事，这出自英国统治阶级的新教道德观念的条件反射，尽管混血出身赋予我的叛逆天性，还有高于一切的对诗歌的痴迷，是绝难因年岁增长而消散的。”

这本书已完整读过不下三遍，每次都会感叹：字面上看似强烈关乎“封建守旧”的“英国统治阶级的新教道德观念”，实则古典而朴拙，原始又美丽，会在受其影响的人心中培育和蕴蓄起深厚的心灵力量，为他们日后在死亡的阴影下继续坚持下去提供精神的支撑。格雷夫斯的《向一切告别》作为一部战争回忆录，讲的不是什么战略战局，讲的是蝼蚁一般的作战的个人，是如何在指挥命令和枪林弹雨中踟蹰徘徊，碎裂其心身而求生赴死的；记录的也不只是他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更见证了那一整代漂洋过海、奔赴战场的英国青年的故事，其中很多人将不再变老，唯留肉身精魂于历经炮火洗礼的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