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声：1949年之前中国博物馆的众流格局

继《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之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坚近期又推新著《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继续其对1949年之前中国文博事业的梳理与阐发。作者曾著文表达《名山》的基本观点，并以《和声：1949年之前中国博物馆的众流格局》为题发表于2014年5月的《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以下为《和声》全文转载，配图系编者所加。

习惯上，1949年之前的中国博物馆全景被简单地描述为由多个孤立的事件节点构成的单一线索，从作为近代意义博物馆的肇始环节——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经过清宫帝室旧藏改造而来的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到筹备中的中央博物院便戛然而止。如果对这条扁平而单调的线索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显著的缺陷：首先，各个孤立的节点之间存在太多的空白，而更重要的是，各个节点其实貌合神离，或者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

事实上，1949年之前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状态超出我们的预想。1947年教育部仓促统计全国博物馆的萧条状况似乎证实了博物馆事业的一穷二白面貌。全国只有区区16家博物馆。不过，这个数字既不审慎，也不公允。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在抗战期间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恰恰就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的博物馆迎来了自己的小阳春。1935年5月18日，在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和故宫博物院马衡的联合倡导下，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景山绮望楼成立。一年后的1936年7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年会。虽然无人料想到初次登台即是末代绝唱，但是，中国博物馆协会毫无疑义地留下了华彩照人的一面。机关会员从最初登记的30余家，到编辑《中国博物馆一览》时达到62家，而且，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显示，这个数字远不足以概括当时中国博物馆的全貌。中国博物馆协会的核心成员大多活跃在平津一带的金石器物学传统之中，对于同时期的自然史和地矿博物馆、从属于民众教育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合并或者附设于图书馆的博物馆都缺乏关注，在地域上对大城市和东南一线以外的地区也覆盖不足。

如果说当下对早期博物馆史的认识不过是一串孤立的单音，这是否可以仅仅归咎于叙述空间的局限，或者是史实不清晰，史料不完备？随着更多的关注，更多细节的填补，我们的认识是否可能有整体性改观吗？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细节的添加可能促成一条单声道的出现，而且，在单音状态下尚不明显的音节之间的冲突将变得尤其刺耳。那么，目前认识的症结在哪里？这就是将原本丰富多彩的博物馆历史从各自母体中抽离出来，简化成按时代顺序编排的人物、地点、器物和场所的扁平序列。如果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去情境化过程的话，逆向的再情境过程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换言之，也就是重新发现早期博物馆史的和声。这样，博物馆史就能超越刻板的物史，回到鲜活的文化史上，并进一步上升到通过物质和物像表达的思想史。

物仍然是观察中国早期博物馆的最佳切入口。虽然二十一世纪的博物馆学界在激烈地讨论博物馆馆藏还是不是博物馆的核心，激进的论调认为，作为社会文化机构，博物馆应该呈现为社会希望它所呈现的形态，既可以是博物馆，也可以是动物园、游乐场、教室、甚至工厂。但这只是个虚构的问题。物的基础价值绝不限定于物本身，也包括物的关联和意象。博物馆里的辅助陈列和展示方式，从传统的展板到多媒体演示，都离不开最核心的物质性收藏。一旦采纳物的视角，中国早期博物馆群体就立即呈现出多元特征。魏特林（Alma Stephanie Wittlin）在《博物馆及其历史和教育责任》中按照馆藏将博物馆区分成为仓库收藏、权贵收藏、魔力收藏、显示团体忠诚的收藏、激发好奇心和研究兴趣的收藏、和诉诸审美情感的收藏。更具操作性，也更具影响力的是由古德（George Brown Goode）提出，同样基于物质构成的博物馆六分法，即艺术、历史、人类学、自然史、技术和商业。虽然中国早期博物馆不会必然拥有所有类型的个案，但是，应该获取什么样的物，如何获取、组织、陈列、展示和阐释构成了不同类别的博物馆的分水岭，也是重整中国早期博物馆史脉络的手段。

莫衷一是的中国博物馆的萌生问题因此变得豁然开朗。目前的争论仍然停留在比较不同博物馆的绝对年代早晚关系，却不甚关心那些博物馆的内涵。中国博物馆的诞生问题最先由费畊雨、费鸿年在《博物馆学概论》中提出。费氏昆仲认定中国的博物馆始于1870年由韩德禄神父创办的上海徐家汇博物馆。后来，创始年代被进一步上提到1868年韩德禄神父开始收集动植物标本。与之年代接近的还有英国亚洲文会于1872年创办的上海博物院。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则率先提出张謇的南通博物苑是“我国博物馆史上最先的一页”，全然无视同在上海的震旦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院。李济、曾昭燏《博物馆》采取了“外人”“国人”二元说，但是和众多民族主义学术观念一样，一方面承认西方人创建的博物馆年代在前，但另一方面认定南通博物苑才是中国博物馆的真正源头。将各家服务于不同目的的博物馆都挤压在一条时间线索上，比较行为意义上的早晚关系不可行，同样，以创办者的国籍区分的二元结构也无合理性。

如果我们转换思路，从馆藏角度出发，考虑一下馆藏是如何形成的，服务于什么目的，可能就会得到全新认识。虽然中国不乏收藏传统，但是在近代博物馆出现之际，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馆藏基础，私藏转变为公器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最早的博物馆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创建新馆藏，而这又与博物馆服务于什么目的的判断相关。无论是徐家汇博物馆还是上海博物院，都以自然史收藏作为馆藏重心。中国的本草学传统虽历史悠久，但是没有转变为博物学，更不可能构成未来的自然史收藏基础。所以，十九世纪中国出现的自然史收藏基本都是外来的传教士和研究者建立起来的。从本质上讲，这是殖民主义学术的一支，因此也导致此类博物馆不易被历史和金石倾向明显的早期中国本土博物馆群体接纳。而南通博物苑则是另一种情形。张謇毫无疑问是倡立博物馆的最早的吹鼓手和践行者。在晚清提出《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和《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民初又提出《国家博物院图书馆规划条议》，创立国家博物馆无望的情况下，张謇转而依靠自筹民间资本，在家乡南通创立南通博物苑。张謇的博物馆观念深受1903年观摩于大阪天王寺举办的日本第五次劝业会的影响。“实业”才是张謇的核心词汇，脱胎于博览会的博物馆只是倡导实业的教育手段之一。因此，南通博物苑是在通州师范学校植物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以服务于通州师范学校的教学为基本功能诉求。这样，中国博物馆的最早环节就至少呈现为二元格局，一方面是由外国机构创办，以自然史收藏为基础的博物馆，另一方面是由中国人创办，深受日本影响，基于博览会观念，服务于学校教育的博物馆。两条线索平行发展，互无往来，而且，对日后的中国博物馆主流均无影响。中国博物馆史的序曲中一度活跃的双声部先后都消失于大潮之中。

同样，从馆藏来源、服务目的和实现手段的角度可以将随后次第出现的早期博物馆划分成多个类型。其中，十九、二十世纪之顷，中国唯一一处有待处置的旧藏——前清宫廷收藏成为博物馆发展的焦点，不仅自身被分割成为不同类型的博物馆，也刺激了其他类型博物馆的加速出现。1949年之前的紫禁城实际出现了三家并立的局面，其中两家直接源自前清帝室收藏，而另一家则试图填补国家博物馆的空白。鼎革之后，因为原热河、奉天行宫的古物保管环境恶化，1913-1914年由内务部和清廷内务府联合迁移古物入京，前后达13批次。为保护迁京文物，专门成立了古物陈列所，设于紫禁城外廷。古物陈列所最初以连在一起的武英殿和敬思殿为展厅，后又添加同样改造的文华殿和主敬殿。1914-1915年建造的宝蕴楼则成为古物保存所库房。这是一个旧藏改造的过程，常常形成艺术类博物馆，也为其他的“权贵收藏”的公共化提供了先例。此后颐和园古物、甚至大量的私藏转换都是按照类似思路处理的。但是，古物保存所的馆藏并不是清宫旧藏的主体，其主体仍在紫禁城内廷。尽管进入民国之后，内廷旧藏也面临种种离散厄运，但这并不是导致故宫博物院出现的原因。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十余年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结果。逊清长期占据紫禁城内廷，构成了共和制度的威胁，因此，内廷空间和古物成为需要解决的“显示忠诚”的对象。1924年11月，溥仪出宫后三天，善后委员会即宣布，“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远”，因此，故宫博物院是处理王朝政治遗产的举措之一，这也导致故宫博物院不可能成为作为新生国家的形象代表的国家博物馆。填补国家博物馆空白的努力从民国肇始就已经出现。隶属于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以国子监和孔庙旧藏文物为基础，于1912年设立于国子监。1917年迁往故宫，次年重新修缮午门和端门之后开放。历史博物馆以午门城楼和两翼亭楼作为陈列室，端门城楼和两廊朝房为贮藏室。这样，1949年之前的紫禁城存在三种不同的声音：一是在盛京、热河行宫旧藏基础之上，转型为艺术博物馆的古物陈列所，一是作为政治斗争策略，原址保护，化帝制为共和的故宫博物院，再一就是在孔庙和国子监旧藏基础之上，试图成为国家形象的历史博物馆。

紫禁城改造对于中国博物馆而言具有全局意义。悬而未决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地位问题直接催生了中央博物院，也催生了奠立更多类型博物馆的馆藏基础的关键学科。历史博物馆曾经考虑通过考古学扩充馆藏，因此先后有1921年河北钜鹿城发掘，1922年试图获取河南新郑李家楼器群，1924年山陕冀豫调查，不过由于缺乏稳定的专业团队，收效并不显著。但是，博物馆和考古学、地质学、生物学和民族学的结盟就奠基于这个阶段，也为各个缺乏旧藏基础的省份建立博物馆提供了思路。当时已经蜚声中外的安阳殷墟发掘的出土古物去向势必和国家博物馆结合在一起。1929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改属中央研究院，1933年成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筹备处不容置疑地将待成立的中央博物院定位在国家形象的高度，“以为表示本国对于学术上贡献之最好场所，且以启发人民对于学术之兴趣，而促进科学与文化之进步”。中央博物院不仅接纳了史语所在安阳发掘的器物，更有意识地派人前往西南进行民族调查和征集馆藏。营构形象的需求并非国家层面独有。1922年历史博物馆谋取不得的新郑李家楼器群成为未来的河南博物的馆藏核心。广州市立博物馆也通过黄花考古学会在城郊的发掘扩充馆藏。不过，在大部分地区，这些经验没有仿效的可能。1928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则为更多的省份创立博物馆提供了契机。这次会议上确立的社会教育导向将博物馆定位于借助物质和视觉形象，“资教育上的观览”的社会教育形式。至此，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沿着各自轨迹井然有序地并列发展，构成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和声混响之势。

只要切换视角和方法，1949年之前中国博物馆的和声局面就会立即浮出水面。毫无疑问，和声有主旋律，也有多声部，既可能回旋迎合，也可能冲突顶撞，有的声部可能被压制，甚至突然消失。从表面看，热闹到纷扰嘈杂，甚至杂乱无章，但是，所有的声部都共享一个基调，就是借助物质和物像进行表达，寓无形于有形的意识，这就是博物馆的真谛。和而不同，各有异趣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博物馆的特色。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