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缘起

汉末道教的“二十四治”是洞天福地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其独特的宗教与社会组织形式开启了两千年的道教历史，并成为后世各处名山的一种“原型”。欧福克博士的《二十四治访道记》原连载于“行脚成都”，回忆并记录了他1998年至99年间往来于川西平原，寻访汉末道教圣地的经历。现蒙欧福克博士授权，连载于此。

天师道二十四治分布示意图，王纯五《天师道二十四治考》折叠夹页，陶金 曲爽/重摹

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

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缘起

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阳平治

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鹤鸣山治

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平盖治

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重访主簿山治

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稠稉治（上）

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稠稉治（下）

洞天寻隐·二十四治访道记丨云台山治

欧福克《天师圣迹——关于张道陵在早期道教史上的地位》封面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向来有亲民、接地气的特征。东汉天师道产生在人口密集、农耕文化极其发达的巴蜀地区，并发展出了一套兼具传教据点、宗教活动场所和行政区域特色的宗教地理体系——二十四治。因为年代久远，相关记载多在较晚出的文献中，具体物证缺乏，所以我们对二十四治的状况了解得并不多，而且对个别治地的地理位置等问题，学界中的争论不少。虽然如此，二十四治却仍旧是巴蜀神圣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多种方式持续存在。在今天的宗教生态中，二十四治虽部分仍属道教圣地，个别的治地也得以恢复，重建了道观，但其知名度和代表性已远远不如五岳及洞天福地等全国性的宗教地理体系。然而，正因为其知名度不高，有的古治保留了“原生态”圣地的氛围。

按照道教的传统说法，二十四治的成立是太上老君（老子）封张道陵为天师并令其在四川传道、教化民众的直接结果。据6世纪的道教类书《无上秘要》卷23，“太上汉安二年正月七日日中时，下二十四治，上八、中八、下八，应天二十四炁，合二十八宿，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汉安二年是公元143年，还有道经认为二十四治建立于汉安元年（142年）。历朝历代，《道藏》中不同典籍提及二十四治，所记载的细节（如地理位置、所属星宿等等）出现了较大的出入。在历史发展中，这个体系被扩大了几次，而且天师道的掌教权由张道陵传给其子张衡，又传到其孙张鲁。张鲁掌教时，天师道达到了鼎盛时期，最后将活动中心从川西平原移到了今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公元216年张鲁仙逝后，天师道原有的组织形态彻底被废除了，因而二十四治也就渐渐地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并成为了正一派道士受箓时所属的抽象“籍贯”，不再与川西地区的具体地点相关联。

历史上二十四治的中心地通常为周围有农田的大山或山冈，早期道教团体的成员（道民）定期聚集于此，参加常规的会和仪式。从一开始，治地的性质和作用是神圣的，因此早期天师道在西蜀的组织形态消失以后，二十四治的诸山自然成为了道观、佛寺的所在地。关于二十四治的历史发展和当代概况，王纯五先生（1932–2000）曾撰写一部《天师道二十四治考》（1996年），提供了珍贵资料及线索给后来的学者。然而，读了王纯五的书以后，我们会发现二十四治中个别治地的具体位置以及整个体系的诸多问题，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讨论空间。那么，二十四治在宗教地理中的权威地位和持续的吸引力从何而来呢？

部分古治之所以仍旧是宗教活动场所，并且能吸引无数的香客，在于这些地方的“灵气”。有的治地历朝历代都是宗教活动的焦点，即使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它们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仍旧恢复为道观，大部分目前由全真龙门派道士住持，个别古治（金堂县、苍溪县）则属于正一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肯定，这些道士在继承天师道二十四治的传统，而且他们对这个传统也有所了解。还有的治地很久以前变成了佛教寺院；这些地方虽然已不是道教活动场所，但它们仍旧属于中国传统宗教的“神圣空间”。

每个治地的中心一般都是一座山。山岳是中国传统宗教最典型的神圣空间，从古代的山岳崇拜到今天全国各地佛道二教的名山，都是中国传统宗教这一特点的明证。在二十四治当中，即使治地的中心本身不是山，如“中央教区”阳平治（今名阳平观），我们也一定能在古治的周围环境中找到一座标准的道教圣山。据王纯五考证，阳平治以南4公里的丹景山就属于古阳平治的范围。如今，丹景山仍是一座壮观的圣山，拥有两座道观和三座佛寺。

1999年，原属二十四治的13个地方已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这个数目近年内已有所增长。1998–1999年间，我在四川考察过13处古治，其中两处没有任何宗教活动或庙宇，只能按古地名大概确定其位置。其余11个地方中，6处为道观所在地，3处有佛寺，两处为佛道并存的圣地。那么，我跟二十四治的缘分是如何开始的呢？一个洋书生怎么会跑到四川的山区里寻找庙宇和古迹，还采访当地的道友和居士？这应该从上世纪90年代初说起。

王家祐先生与作者 摄于2005年

1992–1994年留学四川大学时，我对道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进修汉语的同时，我也开始接触国内的道教研究论著，并且结识了当地的道教学者。当时逢周末和假期，我常常会上青城山小住，因此在川大的朋友圈子里有人给我起了外号“青城山”。从那个时候开始，巴蜀道学泰斗王家祐先生（1926–2009）与我交往尤为密切，常常邀请我以“哥们儿”的身份到他家里做客，谈论道教学术和巴蜀文化。王家祐老先生对我的学术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先生不但送了我很多书和论文，他还以自己的开朗幽默心态给予了我无限的鼓励和肯定，令我终身难忘、受益匪浅。王家祐先生为著名的考古学者，在文物考古、民族史和道教史研究方面，都有着相当突出的成就。当然，王老先生享有的盛名不仅来自他的学术成就，似乎更重要是先生的实修经验以及道门内部知识。王家祐曾是青城山丹台碧洞宗高道易心莹（法名易理伦，1896–1976）的弟子，道名王宗吉。

对四川以及巴蜀道教的浓厚兴趣和热爱陪伴了我的整个学生生涯。回德国以后，我在波恩大学汉学系的研究重点自然而然是道教方面的。我的硕士论文《天师圣迹——关于张道陵在早期道教史上的地位》完成于1998年；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友人建议将论文正式发表，所以它成为了我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小书。认识了张天师以后，自然就接触到了二十四治，并开始对巴蜀宗教地理的探索。

王纯五写给作者的便条 1998年

当时，我打算以二十四治为博士论文题目（最终会在柏林洪堡大学完成）。为此，我第二次申请到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奖学金（第一次是留学川大时），在1998–1999年间以川大为据点，进行了一年半的文献研究及田野考察。90年代末回四川后，王家祐先生将我介绍给了王纯五，于是我和王纯五及四川各地的文史专家展开了愉快的长期交流。其中有蒲江的龙腾先生和新津的颜开明老师，至今仍有交往。

很快，我意识到了，自己将无法在这么短时间内走访二十四治的全部，只能实现不完整的参访。在每次实地考察之前，我做了充分准备，按王纯五的书详细记录了每个地方的位置及特点，还准备了相机、采访问卷、生活用品等等。我选择了一人出行的模式，无心兴师动众，目的在于看到每个地方的“原生态”和日常情况。只有重复参访的地方，还会提前电话联系。

旅途上的艰辛可想而知。有时候有人开车送我一程，但大部分时间是靠公交出行的。背着大背包进山后一般都会住宿在庙里，这是很安全的选择，但住房条件非常简朴，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原始。四川既潮湿又闷热的气候以及对卫生条件和饮食的不适应等问题，对我这个欧洲人都有相当大的挑战性。我适应了，但我的身体也付出了代价；从外地回蓉后，我生过一两场大病。

哪怕当时的经历再艰苦，进山的收获和美好的回忆胜过一切。尤其是在道观中，所遇到的道士、居士非常好客、友善，其中有的人成为了我的道友，还有道人成为了我的师父。当时的四川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潮流中，二十四治及道观、佛寺的恢复和发展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过程。因此，每一块圣地、每座庙、甚至每位道友都有自己的有趣或者辛酸故事。我当时就能以有限的时间及研究探索者的热情参与其中，乃是一件幸事。

在旅途上，我遇到过各路神仙、很多有趣的灵魂。当时的大巴、中巴车有时并不很干净。有一位穿着一身白的美女上中巴的时候，司机开玩笑要翻她的行李，却遭到美女一句“我是卖服装的，女人的东西不能摸”的直白反对。另一站上了一位年迈的农夫，把一个大背篓放到自己座位前的地上。当售票员要求他把行李放到车的前部，他一句“我这儿是蛋”引起了全车人的爆笑。偶尔也会遇到不正经的人，但绝大部分都是怀着好心的正常人，所以我在路上确实从未感到不安全。

王纯五《天师道二十四治考》封面

在我的目的地当中，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相同。有的地方，我接触了当地的官员和学者，从庙里出发扩大了自己的交流圈子，也获得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只有三个地方（金堂、什邡、西昌），我的研究工作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但最终都能顺利完成。由于时间与精力的局限，我的研究逐渐地集中到了三个地方：新津天社山、蒲江长秋山、大邑鹤鸣山。我发现了，即使一些地方有东汉遗迹，这些文物与二十四治并无直接关联，大多数遗迹、记载出于较晚的历史阶段。我的研究兴趣也随之转移到了近现代道教，包括道教与民间团体的互动，以及近代巴蜀道教的发展特色。

总的来说，当时二十四治访道之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收获，之后的很多年中，自己也出了不少相关的学术论著。我一直觉得，道教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组成部分之一。我曾多次因中国本土文化的薄弱而感到失望；道教却弥补了我所有的失望，所以对巴蜀道教的探索和研究已成为我一生的使命。在《二十四治访道记》一系列中，我将不定期、选择性地介绍几处古治，讲述自己当年考察的故事。欢迎诸君跟我一起遨游巴蜀的天师道发源地！

欧福克（Volker Olles），一名欧理源，男，德国波恩人，1998年在波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2005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四川道教之近现代史与现状、中国宗教中的神圣空间（宗教地理）、四川刘门及法言坛、宫观及民间斋醮科仪、宫观（寺庙）历史与文化、传统宗教出版业、宗教碑铭学、道教环保伦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