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再起时｜刘世锦：实现共同富裕要优先提升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

【编者按】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天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2０年间，中国全面履行承诺，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与此同时，世界经贸格局也在不断演变，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全球化遭遇逆流。

站在新的历史关口，我们应该如何回顾入世20年对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改变？又该如何展望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未来？就此，澎湃新闻推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特别报道《风再起时》，深度对话多名亲历者、学者，希望提供更多维度视角。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财富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了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的“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并在《新倍增战略》一书中围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现有规模，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力、路径、难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战略和政策重点。

刘世锦近日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指出，对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跨越期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首先是增加消费需求，对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能。刘世锦表示，下一步可在都市圈城市群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进城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放宽基础产业准入以实质性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采取一些标志性、突破性的举措。这些举措短期内能够提振信心、扩大需求，中长期也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三次分配不能作为解决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收入分配制度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将起到的作用？这跟您提出的“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策略是怎样的关系？

刘世锦：仅靠分配制度，特别是三次分配，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如果按重要性来排顺序，要素培育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生产，第三位才是分配。要素培育是提高做大蛋糕的能力，生产是做大蛋糕，而分配只是一个结果。提升做大蛋糕的能力是首要的。分配制度中的一次分配也与要素市场直接相关，做大蛋糕的能力较强，在一次分配中间可以分的份额就高。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下，只有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能力，他们的收入比重才能够提升，从而提升这个群体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

就分配本身而言，初次分配与要素培育直接相关，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集中资源，用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由此提升他们人力资本；三次分配要坚持自愿原则，在现阶段，也应通过扶贫、教育等方式，重点服务于提升低收入群体做大蛋糕的能力。要防止将三次分配放到首位，或是将之作为解决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重要的是理顺要素、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推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进入正向循环，增强其互补性和可持续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促进机会均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以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在剥去种种社会关系的外衣后，人们之间能力的差距，远没有现实世界中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差距那么大。如果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发挥出来，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澎湃新闻：中国社科院的蔡昉老师提出，要改变目前半截子的城镇化的状况，让2.6亿农民工成为新市民。对这样的提法您同意吗？

刘世锦：如果大量农民沿用老办法继续留在农村，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的重要效应就在于能够低成本地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从长远看，解决农民脱贫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让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会有一些人从事农业生产，但使用的不会是传统的方式，而是与城市其他行业大体相同的现代化方式。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就业是相互流动的，原来的农民可以进城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城市里的人也可以到农村去搞农业。现在不少城里人对搞农业也很有积极性，当然，他们通常用是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者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

澎湃新闻：在双循环的大经济格局下，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对国内经济格局的意义何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已由高速转入中速，投资、出口对增长的重要性下降？

刘世锦：从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在客观上必须以内需为主。这是正常的经济发展逻辑。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互补的关系，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从中国在20年前加入WTO，到现在申请加入CPTPP，体现了中国在持续对外开放、不断吸收和引入新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制度性规则方面的进展。外循环就是要引入中国国内不具有比较和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这样内循环才能有更好的成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有利于中国推动以内循环为主，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澎湃新闻：谈到外循环，绕不过中美关系。现在到了拜登的任期，很多外部的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你对拜登任期的中美经贸关系有怎样的预判？

刘世锦：目前中美之间出现了缓和迹象，但中美关系的大背景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还不适应，而适应是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这个格局可能短期内很难改变。

全球化现在确实处在一个困难的时期，本身需要调整，但最终全球化还是会往前推动。中美关系还是要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考虑。中美两国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中美之间不合作，甚至搞脱钩，全球化是没有前途的。有人把现阶段的中美关系看成是当年的美苏关系，实际上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尽管受到贸易战和疫情等的多重冲击，2020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中美进出口达3.5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9％，在所有贸易对象中增速最快，反映出中美之间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巨大互补性和合作潜力。中美合作有很大外部性，不仅影响到两个国家，对全球的稳定和发展也至关重要。

入世推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制度性开放

澎湃新闻：说到全球化，中国入世至今20年了，我们应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和入世之间的关系？这20年来，哪些变化是预计之中，又有哪些变化超出预期或是在意料之外？

刘世锦：对中国入世20周年应该给出高度评价。除了中国的外贸数据增长显著外，更有意义的是带动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制度性开放。

全球化就是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WTO就是给全球范围市场经济确立基本的规则。加入WTO以后，中国从生产流通的诸多环节都必须与国际接轨，也就是中国和全球的市场经济规则开始接轨。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国内开放型竞争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入世后，我们必须要去学习和适应国际上的基本规则、制度、习惯和做法，从而大踏步地赶上世界潮流。对加入WTO的意义，可能更多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澎湃新闻：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继签署了RCEP后又申请加入CPTPP，这是不是在全球主动寻求更丰富多元的贸易组织形式？

刘世锦：这不仅是贸易形式更为丰富多元，也是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升级。WTO更多地是管理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而CPTPP则是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投资协定，对成员国的整个生产过程和要素市场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意味要形成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对于中国是否要申请加入也有一些争议，涉及到国有企业地位、产业政策、劳工关系、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议题。我们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应地要深化改革，重点是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对这些议题，已经明确了改革的方向，简单地说，不是别人要我们改，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改。具有前瞻性地主动积极加入这类区域性协定或组织，有利于在新形势下“以开放带动改革”，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快形成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