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传承与知识互动：反思中的东南亚研究

2021年11月6日，在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主办的“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东南亚研究理论与方法”分论坛上，来自国内高校的青年学者们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分享了对相关议题的最新思考。这些青年学者的求学和教研经历的跨区域体验和实践丰富了他们对东南亚研究的思考，也代表了中国、英美和东南亚本土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多元视角。结合本次论坛内容和中外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尝试从反思主义的视角出发，考察作为研究区域的东南亚在中国人文社科知识生产和互动中的作用。[1]

反思一代：中心、方法和视角

东南亚研究中常见的批判落在以何者为中心的问题。在本次分论坛上，青年学者们反思了多种中心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北京大学谢侃侃认为在看待西方的东南亚研究时，要保持辩证眼光，即使是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也不是始终处于兴盛期。他认为中国东南亚研究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主要体现在“快速增长的语言项目、短期政策研究的绝对主导、人文研究的进一步边缘化”三个方面。他在自己最近的研究中则进一步指出另一种现象：一群中国的年轻人原本为了追求国际化的视野而前往欧美留学，结果在欧美继续以中国视角研究区域，最后的研究取向回到了中国中心。[2]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在知识流动的和互动过程中，无法从研究对象国的视角出发分析问题。虽然东南亚研究中的人文学科相对薄弱，但那些用人文方式进行社科研究的学者却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事东南亚研究的著名学者即使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但其作品往往兼具人文关怀。例如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人类学，詹姆斯·斯科特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历史、人类学和比较文学。他认为理论创新的意义在于让区域研究突破区域，激发学科和领域发展的内生动力。

厦门大学王昭晖认为区域研究应该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着手，要找回韦伯在区域研究中的地位。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之所以强调比较，一是可以克服狭隘，二是寻找因果关系。强调东南亚研究应该更多与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学科互动。这种“找回范式”的应用，代表了另一种路径的反思，那就是回溯社会科学史中的关键人物，为已经生产的知识再贡献和重塑应用寻找破解之道。

暨南大学冯兆波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入手，将国际社会理论应用于东南亚区域，扩展了英国学派东南亚研究的逻辑，认为国际合法性可以作为解释东南亚区域国际社会的核心概念。在此前的研究中，他关注的是东南亚的公民社会对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推动力量。[3]这些研究的共性反映了青年学者打开东南亚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思路。

暨南大学张倍瑜反思了西方的东南亚研究，呼唤关注东南亚本土的东南亚研究。她将东南亚本土视野下的东南亚研究划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南亚本地民族主义的崛起，第二阶段是全球化背景下东南亚本土学者的觉醒。东南亚研究的本土回归具有去中心化、多元化和流动性的特征。构建中国特色的东南亚研究如何规避“他者”视角，如何在中国本位、东南亚区域的乃至全球的视野中寻求平衡？我们应该关注东南亚本地学者在东南亚研究中的地位，比如在国际关系领域，文章引用的文献以欧美为主，本地的研究却很少被关注。[4]这位学者本身将东南亚华人剧团作为研究对象，阐明了一种理解本土与侨民互动模式变化的新方法，提出了这一行为体在中国和东南亚互动关系中的“表演转向”。[5]

暨南大学吕振纲对东南亚区域关系史研究进行了三种路径分析：曼陀罗模式、上下游交换模式和高地低地模式，在他过去的研究中，涵盖了对东南亚曼陀罗体系、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的研究。[6]这些研究的本质都是关系范式，都是以二元对立/互动的模式进行研究，三种研究模式不是相互否定，而是可以作为统摄下的曼陀罗系谱图。

中山大学杜雨晴从解构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聚焦越南这一特定国别，分析了越南研究中的范式迁移，伴随着美国越战的失败，美国裁撤了对东南亚研究的资助，理论上开始了后殖民批判，由政府资助、政策导向的研究模式转向以越南经验、文本为基础的跨学科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更多高质量的越南研究项目涌现。强调更加关注越南的本土声音。

总体来看，这些青年学者围绕对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亚洲的东南亚研究、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研究的曼陀罗模式的各类反思。东南亚研究需要讲求多元方法和视角的使用，多元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无论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还是一切社会现实的呈现，实现“多元”往往“看似寻常，成却艰辛”。多元的方法本身包含有对各自学科的取长补短。在东南亚研究中，多元主义体现了一种姿态和心态的融合：平等的姿态和理性的心态对待他族，才能避免陷入国际关系绝对主义的危险。[7]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青年学者并非是单纯的批判与反思，而是正在重构认识和研究东南亚的知识系谱。如果将本次论坛置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大背景下，可以梳理出更多的反思与研究线索。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反思脉络

反思西方的东南亚研究，总结前辈学人的治学传统，不断壮大和改进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是老中青三代学者们孜孜以求的追寻。[8]2001年，北京大学梁志明、张锡镇和杨保筠先生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建会22周年之际，展望未来的东南亚研究，发出了“要从全球的整体视角探索东南亚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又能充分发掘和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阐述与个案考察”的呼声。[9]二十年过去，今天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尤其是新一代的青年学者正在逐渐形成重要的学术力量。反思来源于中心和边缘视角，回归到对基础和应用的平衡上。站在中心与边缘的角度审视东南亚研究，难免有研究偏见。反思中心边缘的视角不意味着将原本的研究对象推到研究中心（研究对象例外论）而忽略了对研究对象内部存在问题的反思（诸如东南亚国家内部社会面临的发展问题），因此这是一种双重反思历程，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反思主义路径离不开先辈的学术探索。

暨南大学已故学者庄礼伟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对原本偏门和冷门的东南亚研究的“边缘地带”出发，探索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他的东南亚研究中，在反思了萨义德式的东方主义的弊病之后，他也一直坚持后殖民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叙事与论述。[10]反思主义一直贯穿在他对东南亚的观察、体验与研究中。庄礼伟教授对东南亚研究的探索起源于对伊斯兰教与马来西亚政治的考察，继而对“亚洲价值观”在东南亚的实践展开了精彩的追踪。[11] 庄礼伟教授站在边缘思考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形成了特有的研究体系。他的研究仿佛始终在告诫读者不要陷入看似热门和主流的跟风盲从中。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大行其道的今天，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比较政治研究无不以西方（西欧和北美地区）的经验为理论构建的基础，进而形成了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生产的中心地区与研究对象的中心地区。在中心地区的知识霸权或话语霸权之下，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与经验便构成了一种边缘的视角，但边缘往往意味着多元与生命力：通过非西方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为理论研究发现新现象、给出新解释甚至提炼新概念。[12] 新解释背后的知识权力一旦得到重塑，等于打破了知识霸权垄断。在中国，对东南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本是缺一不可，不可偏废。[13]这本身也符合对多元研究视角的反思。比如庄礼伟教授能够理性看待中国经略海上丝绸之路背后的成本维持问题，体现了他对中国外交的现实关怀。[14]

反思作为试验场域的东南亚

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何平衡区域和议题、现象与理论、基础和应用的关系？东南亚研究是最佳的范例。熟悉东南亚区域的学者常以“试验场”来形容这一区域，这里既是历史上若干次大国竞争的场地，见证了大国的兴衰、冷战期间的热战与后冷战时代一个和平生态系统的诞生和东盟奇迹的出现。东南亚区域又是人文社科研究的试验宝库，“比较的幽灵”“赞米亚”“剧场国家”等等，无不以东南亚国家或区域为观察对象，最终产生了对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一般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政治科学为例，美国学者曾反思区域与理论在研究中的割裂，提倡要将二者结合。[15] 但是美式的政治学理论视角本身往往具有政治发展的单一路径思维，反思也意味着要进行批判吸收。考虑到中国式反思主义的传统，区域与理论的研究结合简单而言有两种方向：一是将一种一般性的理论运用于一个具体区域的分析中，北京大学王正毅教授将世界体系理论运用到对东南亚的分析中，得出了东南亚仍然是边缘地带的结论。但是我们要清楚站在边缘处思考不是将边缘与中心对立起来，在强调东南亚区域主体性（而非绝对的特殊性）的同时，更强调将作为边缘的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的世界政治理论展开有效的对话。[16]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一般性理论往往具有分区域特点，但是庄礼伟教授将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方法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整体结构视角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17]

二是对特定区域的特定问题进行分析，现象的背后蕴含的规律进行进一步推广，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或理论。2011年暨南大学青年学者张云发表论文，率先将东南亚作为区域案例，旨在探索英国学派中区域化“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实践。[18]2013年，该学者又从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相关概念出发,探讨了东南亚区域治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分析了东南亚区域治理的缘起、单位及研究框架。[19]2019年，张云教授从东南亚的具体案例中抽象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区域治理理论框架，并将其扩展到对东亚、北美和欧洲的区域解释中。与此同时，他将东南亚历史的书写放在全球史的书写上，和由此实现了从东南亚区域与全球的联动。如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例，反思催生了对东南亚国际关系认识和研究的深化，如从曼陀罗体系到尼加拉体系，不断延伸了我们对体系和秩序的多样理解。[20]

作为试验场的东南亚同样在检验着大国的对外政策。美国东南亚研究专家乔治·卡欣是美国学术界早期批判美国越南战争的先锋。同时在其作品中，字里行间又可以看到他作为一名学者坚定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决心。[21]1985年4月12日到5月15日，美国的亚洲研究专家斯卡拉皮罗（中文亦称施乐伯，时任加州伯克利分校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受邀在北京大学讲学，期间在提到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时，强调“（美国）在团结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团体，并在他们中间培养和平的力量的过程中会碰到许多问题，而东南亚就像一面镜子把这些问题全都反映出来了……（地区的）领导还是得从这个地区内部产生”。[22]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独自在东南亚建立绝对的领导力，中美两国的政策也都需要符合东南亚区域观念与意识的预期。

结语

反思东南亚研究知识生产的视角和向度极为重要，尤其是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社会科学方法运用盛行的今天，更加需要了解东南亚的本土知识。如果将东南亚本身框定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中心，在知识流向中，怎样以区域为单位生产、组织和扩散知识？这种知识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的学术社群对东南亚的研究。我们是否在过去人为设定了一种知识单向度的路径而阻碍了这种知识互动？今天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已经三十而立，有典范的合作形态，更可作为共同的区域知识生产重塑中心。中国的东南亚知识形态正在以一些青年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进行重塑，对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共同或相似知识的反思或能作为未来三十年连接中国和东盟人文交流的新场域。

（作者：尹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参考资料：

[1] 分论坛上相关学者的观点呈现根据发言摘录而成，同时结合该学者既有研究进行适当展开。

[2] Xie Kankan, “Experienc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A reverse culture shock,”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Vol.52, No.2, June 2021, pp.170-187.

[3] 冯兆波：《地区性公民社会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4期，第81-86页。

[4] 除了语言因素以外，脑海里对东南亚的认识“以我为主”占据更重比例。

[5] 参见：Zhang Beiyu, “Travelling with Chinese Theatre-Troupes: A “Performative Turn” in Sino-Southeast Asian Interactions,” Asian Theatre Journal, Vol.38, No.1, Spring 2021, pp. 191-217; Zhang Beiyu, Chinese Theatre Troupes in Southeast Asia: Touring Diaspora, 1900s–1970s, Singapore: Routledge, 2021.

[6] 参见：吕振纲：《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吕振纲：《朝贡体系、曼陀罗体系与殖民体系的碰撞——以1909年以前的暹罗曼谷王朝为中心的考察》，《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第21-35页；

[7] 庄礼伟：《生于9月11日》，载于《地球屋檐下》，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8] 相关反思参见：李晨阳：《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的反思与建构》，《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4-148页；李晨阳：《东南亚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世界知识》2019年第24期，第1页。

[9] 相关资料参见：梁志明等：《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第86-93页。

[10] 参见：张云：《探索、历险与超越：庄礼伟“人之共同体”建构及其“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第9页注释1。

[11] 参见：庄礼伟：《伊斯兰教与马来西亚政治》，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2年6月1日；庄礼伟：《亚洲价值观的诠释与实践》，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5月1日。

[12] 赵思洋：《反思主义与作为现场的东南亚——庄礼伟教授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研究》，《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第9页。

[13] 东南亚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如文学、历史和考古等，应用研究如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现实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参见：杨保筠：《北京大学的东南亚学研究——半个多世纪的情缘》，载于：李谋、杨保筠主编：《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37页。

[14] 庄礼伟：《海上丝路建设与帝国困境》，《南风窗》2015年第10期，第13页。

[15] Erik Martinez Kuhonta, Dan Slater and Tuong Vu, “The Contribu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Political Studies,” in Erik Martinez, et.al, Southeast Asia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ory, Reg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29.

[16] 赵思洋：《反思主义与作为现场的东南亚——庄礼伟教授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研究》，《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第13页。

[17] 庄礼伟：《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1—112页。

[18] 张云：《东盟区域化“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英国学派的视角》，《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1期，第71-74页。

[19] 张云：《“国际社会”理论下的区域治理模式研究:东南亚的视角》，《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第50-76页。

[20] 参见：吕振纲：《曼陀罗体系:古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研究》，《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8期，第27-39页；张帆、杨潇：《尼加拉体系：理解东南亚国际关系的新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89-116页。

[21] George Kahin, Southeast Asia: A Testa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2] 参见：斯卡拉皮罗：《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前身）1985年第4期，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