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官员再谈产业政策之争：关键是让企业家办事更容易

中国经济学界热辩的“产业政策”问题，在11月17日得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的回应。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财经》年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坛”上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主要的内容是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政府产业政策并非无所作为，应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

徐林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他提出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比较靠近林毅夫在11月9日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辩论”中谈到的国家对软硬基础设施、基础科研的支持。

论坛上，徐林认为，全球经济、贸易都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而中国国内的要素条件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成本在持续上升。建立在原有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已经难以适应“十三五”新的增长目标的要求。所以“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地提出，要把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加以推进，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就难以实现原定的预期增长目标，将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更长时间。

而产业升级有两个主要推动力，一是创新，二是需求结构升级的拉动。从创新来看，最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激励机制，要有更完备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和收益权的保护。从需求结构升级来看，更加需要的是一个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政府应该通过改革，减少准入的壁垒、减少行政垄断、减少政府对微观的干预（特别是地方保护），使得企业家能够更便利地组合配置各种要素，让企业家办事更容易。

在谈到前段时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教授对产业政策的论争时，徐林说，“我觉得产业政策也不是没有作为的。对于官员来说，不存在做与不做的选择，官员议论的是怎么能够使得产业政策更有效。我认为产业政策需要转型。”他表示，由过去那种歧视性的产业政策（即由政府来选定重点的产业政策），更多地转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所谓功能性产业政策的主要功能是要强化对产业升级来说一些共性薄弱环节的资源配置和支持，特别是一些技术瓶颈、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的支持，同时应优化政策工具，使得这些基础领域的突破可以让所以企业、所有产业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分享。

徐林最后总结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它的结果是供给结构的升级和效率的提高。

徐林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他提出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比较接近林毅夫在11月9日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辩论”中谈到的国家对软硬基础设施以及基础科研的支持。

徐林解释道，“因为这些领域是政府可以作为的，而且这些领域由单个企业去投资可能风险比较大，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政府这时候就要弥补市场的失灵。”

徐林称，“政府制定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过程不是封闭的，不是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会请很多专家、企业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产业政策虽然是政府做的，但参与制定的人不全是政府官员，所以有可能判断出一些问题，找到一些趋势性的方向。”

“张维迎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认为政府在产业这个领域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应该让企业去作为，但实际上产业的真正发展需要政府作为，需要对薄弱环节给予支持，”徐林称，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中国普遍的薄弱环节是在一些基础设施领域，那时以弥补这方面短缺为主要目标的产业政策，相对是比较成功的。“比如如果道路、能源短缺，那产业怎么发展，信息基础设施不行，互联网怎么发展？这些基础设施政府过去都大量给予投入。”

徐林表示，“但目前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主要的目标是以提高效率、提高品质、多样化为导向的，这样的升级比过去弥补短缺更复杂。这时如果还维持以前那种政府选择型产业政策，一是影响效率，二是容易选错。这时我们应把企业面临的共性短板问题帮他们解决。比如在制造业领域，普遍反映的薄弱环节是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这时政府可以调动一些资源，进行重点突破。如果这种突破能够取得成功，它的成果是可以被所有的企业、产业享用的。所以，这是我们未来产业政策的重点。”

在《财经》年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坛”上，其他嘉宾也各自发表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看法。

“‘三去一降一补’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得有一个思想准备，这个任务完成得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财经》年会上表示。在点评供给侧改革中“降成本”方面的成果时，许善达提到，“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最大的举措，“从决策上说，已经有6000多亿的降税费措施出台”，“对很多企业来说还是有效的”。

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则建议，在供给侧改革中，应该加强政府资产的管理，提高政府经济建设支出的效率。尽管目前政府大幅增加在经济建设上的投入，但因为投资效率低下，虽可能有短期效益，但经济效率总体上反而下降了。为了让政府的经济建设支出更有效率，白重恩认为，已有的预算管理和债务管理仍不够，在此基础上，对政府资产还需要完善其中的漏洞，比如债务的应急管理，债务风险出现时做财政重组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用市场手段。当整个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的侧重点，从需求侧转到供应侧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意味着一个很大的变化。简单说，意味着从侧重于政府调控转向侧重于市场调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有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有市场化的操控手段。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从企业家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刘永好看来，不少企业受众并不缺资金，关键是不知道如何投资，这种背景下，民企之间抱团取暖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