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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超美对华投资,专家:特朗普会听企业诉求
对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对华经济政策,即使是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专家至今也很难预测。
在11月17日的“美中25年直接投资报告”上海发布会上,研究中美经贸关系20多年、曾在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顾问的美国荣鼎集团合伙人荣大聂(Daniel Rosen)说:“我们还不了解谁会成为特朗普的核心内阁成员,所以对于他的政策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
在外界纷纷猜测特朗普的核心团队与对华政策时,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与美国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于17日在上海联合发布报告显示,中美两国在1990-2015年间的双边投资增长显著,产业和地域也有所变化,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对华投资。
“现在,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息息相关。贸易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政治上潜在的冲突。”曾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Kenneth Jarrett)说。
荣大聂则表示,尽管特朗普可能确实会实行自己在竞选中的许多主张,但他是个注重实际的商人,应该会明白中美双边投资的重要性。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反超对方
“特朗普政府将会听取(企业的诉求)。”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phen Orlins)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透露,就在16日早上,他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遇到了一名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这名顾问在听他介绍了中美直接投资状况后,主动要求获取这份报告。
17日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1990年起至今,美国在中国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累计总额达2280亿美元,同期在美国的中国直接投资达640亿美元,都超过了此前双方的官方估计,显示出了两国投资关系的深度和广度。
报告称,美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通讯科技、化学品及金属、能源等方面,于2008年达到峰值,但自2012年以来呈下降趋势。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则主要集中于能源、房地产及酒店、通讯科技等方面,自2010年起急剧增长,并在2015年超过了当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主持这项调查的经济学家韩其洛(Thilo Hanemann)表示,直接投资的好处之一是在当地创造工作岗位。美国企业在华投资通常会带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等较为抽象的好处,但也确实造成了美国工作岗位流失的问题,而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却有可能给当地工人带来更多工作机会。
欧伦斯回忆了自己10月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见闻。来自中国的福耀玻璃翻新了当地一座原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开设大型单体汽车玻璃生产厂。据美国中国总商会网站,截至10月该厂已雇佣当地员工2000人,并将继续扩大生产规模。
对于美国新政府是否会影响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11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说达成这样一个协定符合中美两国企业界和商界的共同需要,能够进一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好处,包括创造就业、提高生活福祉,我相信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乐于去做这样的事情。
贸易摩擦或不影响投资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1月15日报道,CNN获取的一份特朗普过渡团队起草的备忘录显示,特朗普可能会通过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和双边贸易谈判,来打击中国。
但长期从事政策咨询的荣大聂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前景仍抱有希望,因为一方面特朗普的具体政策尚未明确,另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强硬言论大多指向贸易问题,而不是针对双边投资。
他还表示,80年代曾里根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日本产品提高关税,日本为了克服贸易壁垒,反而加大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显示出贸易摩擦不一定会影响投资。
欧伦斯则表示,特朗普自己也曾通过房地产业为美国创造工作岗位,会理解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工人的好处。他预测称,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特朗普将会继续支持外国投资。
然而,欧伦斯所说的“国家安全问题”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的一大障碍。11月16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报告,建议禁止中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企业,声称这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
经济学家韩其洛对澎湃新闻表示,此前跨国投资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或是由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但当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反过来投资发达国家时,往往会引起对方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反击。
而由于特朗普的核心团队尚未敲定,其整体的经济政策及对华政策都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财富》网站16日报道称,特朗普可能邀请前高盛高管史蒂芬·姆钦(Steve Mnuchin)和精通杠杆收购的富翁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分别担任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杰米·戴蒙(Jamie Dimon)、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杰布·亨萨林(Jeb Hensarling)等也在候选人之列。
“欧美国家的许多企业并不像许多中国企业那样处于全球价值链之中。万一跨国投资的渠道被关闭,中国蒙受的损失可能是最大的。”韩其洛对澎湃新闻说,“以中国现在的能力,中国可以在跨国投资的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大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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