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那点事儿，得从晚清民国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大潮一浪高过一浪，步入新世纪，中国早已经跃升为世界输出留学生的第一大国，而后浪滔滔，更是势头不减。要是没有如此大背景，有关中国留学历史的研究与宣介也不会这样的闹猛，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轻读物《大留学潮》（张倩仪著）也不会翌年就迅速出版了简体字本；同期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负笈百年》（张春田编）与之比肩，一看还是在数年前出版的《留学时代》的姊妹篇，同样是从近代中国留学生中取材，共同引导我们对自晚清以来中国留学百年投去深邃的一瞥。

从舒新城1927年推出《近代中国留学史》以来，相关研究专著出版的有十数部之多，除了一两本是日本人、美国人研究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各自所在国家的情况的，绝大多数出自国人之手，毕竟中国人留学的重大意义还是在本国，其中有学术份量之作多是新世纪以来的成果。与此相呼应，则是晚近十余年间相关硕博论文将破130篇大关，虽然当代学术研究明显有向新中国以至新时期的留学现象转移的趋向，但以晚清民国留学为研究对象的仍占到近1/4。近代中国留学所以能够持续引起学人关注，关键是因为这是近现代中国留学之始，其后蔚然成风，波澜壮阔，对中国科技、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质言之，是对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1874年春由香港出发赴美求学的容闳等三人，被尊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此前出洋睁眼看世界的也不乏其人，比如，1867年启程游欧的王韬，在英国就待了两年。但是，王氏并没有在海外就读某校的经历，倒是有着到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演讲的事迹，充其量只能算是游学。以容闳等人走出国门，引出光绪初年官派幼童赴美为第一代留学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晚清横贯民国，近代中国总共有过8次留学运动。第一代留学生命运多舛，多数被中途召回，但这其中还是孕育了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以及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等一批人才。第二代留学生是随后派赴欧洲各国学习海军技术的，包括刘步蟾、林泰曾等，后多为北洋海军将领，大多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捐躯；严复是其中的另类，他以著述翻译为业，后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甲午战败、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一连串事件后，清廷痛定思痛，1903年开始推行奖励留学生的政策，于是官费、自费蜂拥而上，第三代留学生纷起赴日，鲁迅算是这一批的先行者。为清廷所始料不及的是，两年后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留日生多为其所用。他们归国后继续从事反清活动，成为推翻满清腐朽统治的先锋队。

民国肇建，清末启动的庚款留学生成为近代中国第四代留学生，其间不乏自费赴求学者，历时30多年，总数多达三四千人，以学理工科为主。这批留学生既产生了叶企孙、吴有训、高士其、竺可桢、钱学森、钱伟长、梁思成、张光斗等大科学家，也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著名学者、文学家，大名灿若星辰。从1915年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延续20多年之久，造就中国第五代留学生。其间涌现出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李维汉等一大批共产党骨干，还有严济慈、童第周、钱三强、徐悲鸿、冼星海等科学家、艺术家。1921年、1925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先后建立，在中国掀起了留苏热潮，旅欧学生也多来投奔，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干部与文化人才。此为第六代留学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本上可以10年为期划分第七代、第八代留学生，第七代留学生因受二战影响多滞留海外，第八代官派留学生为此人数锐减，但仍有李政道、朱光亚等翘楚厕身其间，激于抗战时期中方武器武备落后，一批有为青年奋起自费留学。新中国成立后，滞留海外的留学生、学者近一半回归祖国，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人才。

回顾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前近百年的中国留学大潮，不难发现自东洋而新大陆，由欧陆转苏俄的中国留学转向中鼓荡而起的三道留学大潮。这其间，留学欧美特别是美国以培养建设人才之优质胜。正是凭此高超的教学质量，美国逆转了中国学生赴日求学省时省钱等种种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美、日积极争夺中国留学生具有教育经济之外的更高目的，也就是培植未来的中国亲美派、亲日派的政策用意。至于留学苏联（包括此前的苏俄）由此形成的留苏派，从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到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还有从欧陆转过去的朱德、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李富春，等等，不一而足，时间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前期，由此培养的大批革命人才成为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坚力量。这其中实蕴藏历史发条之陶钧、国运轴点之橐籥，轻忽不得。

行文至此，一个问题自然地弹窗而出：既然当年留学潮热成这样，那么青年毛泽东为什么不去留学？毛泽东当年也曾向往留学，并曾计划东渡日本，后积极赞助新民学会成员留法勤工俭学。1919年春，毛泽东接到母亲病重的家信，辞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之职回乡探亲。不过，他先是来到上海，欢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向大家宣布自己不去法国的决定。毛泽东如此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如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同年夏，徐特立邀其一同赴法留学，毛泽东也是以“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加以婉拒。那年底，毛泽东匆匆来到上海，同赴法勤俭学的挚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蔡母等挥别后，即乘火车赴往北京，继续领导驱张运动。在李大钊的点拨下，毛泽东此后不再倡导赴法留学，而是主张到俄国去。1920年2月，毛泽东在写给陶毅的信中明确表达了“不必留法，不如留俄”的观点，并“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5月在上海写信给北京的黎锦熙，再度表达了“我也决去”俄国的打算。其后，他回长沙创办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湖南青年来沪进外国语学社学习，至1921年初毛泽东还念念不忘以两年为期准备赴俄的宏愿。然而，半年后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来沪参加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共一大，从此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抽身不得，他最终没能达成出国留学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