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丨推动共同富裕，财政部支持浙江探索多项改革

11月30日，财政部印发了《支持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支持浙江省合理配置和清晰划分各级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增强省级调控职能，适度强化省级在统筹协调跨区域事务方面的职责，优化支持区域均衡发展的财政体制政策。 

其中，财政事权，就是指一级政府应当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和任务。支出责任，就是指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一平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中央的财政体制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都在不断调整之中，从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到财权与事权，再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表述。这其中，事权是非常关键的，比如社会保障到底应该是中央提供还是地方提供。”

“现在事权分为三类，中央事权包括国防外交等，地方事权包括中小学教育、公路建设等，还有部分事权是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比如跨流域长江的治理。十九大之后，一直在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主要做的是中央和省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事实上，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进是比较缓慢的，因此方案中所说的清晰划分各级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通过省一级去统筹全省的资源，实现区域群体之间差距的缩小”，吴一平表示。

《方案》提出，探索完善省与市县收入划分体制。支持浙江省贯彻分税制原则，根据税费属性合理划分收入，保护和调动市县发展积极性，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提升省级财政统筹资源能力，更好发挥省级财政的均衡作用，强化财政体制“扩中”、“提低”的政策功能。探索建立省以下财政收支均衡度评估机制，逐步提高财政初次分配均衡度，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坚实财力基础。

如何理解这里的根据税费属性合理划分收入，保护和调动市县发展积极性？

吴一平表示，“浙江省在很早就探索省管县的机制，好处是提高政府组织的效率。但因为省管县的任务较重，近年来很多地方省管县也在往回走。方案中提到的根据税费属性合理划分收入，就是确定好收入的分配原则。此前，省市县之间尤其是市县之间收入分配较为混乱，并且如果县一级没有留下足够的财政收入，积极性会弱化。因此界定收入的比例非常重要，县级留的太少就没有积极性去扩大税源。”

“现在推动的财政信息化改革，包括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立预算监督平台等，县级支出可以在平台中反映，有利于市级的财政机关监督财政资金的使用。金审工程可以对财政资金进行审计以此实现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外部监督。通过内部的财政监督和外部的审计监督，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吴一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方案》还指出，鼓励浙江省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建立目标明确、步骤清晰、水平合理、保障到位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政策框架，逐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完善与经济发展阶段和财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确定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可及，保障标准和服务水平稳步提高，率先实现省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推进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浙江样本。

关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吴一平表示，浙江很多地方在村庄信息化和养老服务等方面都有不错的实践，“大部分地区的公共服务是由当地提供，非常依赖当地的经济发展。耕地红线的存在使得很多地方可利用的建设用地较少，有的地方采取的是农民集中起来上楼、将村庄的土地腾出发展产业的方式。因此，每个村庄的情况就会不一样，靠近主城区的乡镇，招商引资相对容易，但远离主城区，经济状况往往不容乐观，既无自有经济也无充足的土地。”

“转移支付是有限的，人多村庄多、需要资金的地方多，在减税降费且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可能会出现各个地方公共品的供给存在差距，或者有很大的缺口。未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体制机制上还要进一步放活，比如农村土地流转能不能跨区域。另外，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村庄的发展也是公平里非常重要的议题，部分地区基础设施有待完善，这就需要上级省级政府统筹事权，完善基础设施。就比如，长三角一体化的互联互通，一方面是产业链条的联通，另一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的打通。”

《方案》强调，上下联动加快构建“钱随人走”制度体系。中央财政研究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常住人口折算比例，结合中央财力逐步增加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规模，加大对吸纳外来人口较多地区的稳定财力支持。鼓励浙江省探索构建体系化、集成化的“钱随人走”制度体系，完善以人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改革与人口流动关系密切的相关转移支付分配办法，促进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人口流动紧密挂钩，提升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分配的合理性和精准度。

对此，吴一平表示，“转移支付一般有两种，一般性的和专项的，专项需要地方配套，并且可能存在‘跑部钱进’，这种情况在十八大之后大大减少，现在主要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多的是弥补地方公共预算不足的情况，所以与地方的人口规模相关。现在人口流动较快，转移支付资金要供给给真正人口较多的地方。因此，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指标就更加重要，而不是仅仅依据户籍人口来统计。

吴一平强调，财政是为产业服务的，离开产业，财政本身也很难搞好，因此做财政政策设计，也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站在经济前沿去看待产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