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电报通信与辛亥革命再探

晚清时期，由西方人发明的电报通信技术传入中国后，国内一些重要地方相继建设了电报线路。到1911年，国内的省会、通商口岸等重要城市大多都已开通电报业务。电报通信在晚清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辛亥革命爆发后，电报通信成为革命军用以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虽然已有一些研究者分析了电报通信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但是仍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革命期间电报通信状况，各方采取的管控措施及使用情况等。本文通过挖掘相关史料，拟深入探究辛亥革命中电报通信的角色地位，以期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一个不同的技术视角。

清朝时电报员接收电报的场景

一、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接管电报局

武昌起义爆发前，武汉与外界有数条电报线路连接。武汉最早建成的电报线是1884年从南京沿长江经芜湖、九江至汉口的电报线。1886年，汉口至武昌的跨江电报线建成。次年，建成由汉口溯江而上经沙市、宜昌、重庆等地至成都的电报线。1890年，由沙市向北至襄阳的电报线设成。此线后延伸至老河口，并在甲午战争期间经河南荆紫关延展至西安。1897年，武昌经岳阳至长沙的电报线建成。此后，武昌经大冶通至九江的电报线设成。1900年，设成汉口至信阳电报线路，此线后向北一直延伸至北京。武昌起义爆发后，时人主要是利用由汉口向东经九江通往上海的线路及向北经河南直达北京的电报线传递信息。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发动起义，攻打城内各据点，揭开辛亥武昌首义序幕。起义军攻打湖广总督署时，湖广总督瑞澂组织力量进行短暂抵抗后，便弃城逃往停泊在武昌附近江面的“楚豫”兵舰上。由于起事仓促，起义新军并未事先切断武昌城内与外界的电报线。在占据武昌电报局后，起义军在阻断该局与外界通信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疏忽。据时任武昌电报局总办的庄亮华称：

职局昨晚丑刻，有黄衣兵队五六十人，手持刀枪，撞门进局机器房、帐房，将机器全行拆毁，灯、钟、桌、椅、报底、洋帐亦尽行毁损，临行并将帐房内各物席卷而去，并云“我们系革党，特阻断交通，与瑞某作对，不与你们相干”等语，故未伤人。幸有存机在局，职道即督率领班，将机线立时补接，以资交通。

从庄亮华叙述可知，起义军在11日凌晨1点到3点间到武昌电报局破坏通讯设备，但未发现该局还存有备用机器。当起义军离开后，电局人员利用局内留存的电报机，接上电线，继续拍发电报。因此，有报道称：“革党于十九夜［系农历日期，下同］起事时，先至武昌电局强停电机，不准官商电传达。半夜后始知该局设有两盘电机，遂一并看守，而瑞督之电奏已传达北京。”11日，汉口电报局致电各电局：“武昌两线于今晨两点四十分阻断，九江之线现亦不通，当饬巡丁前往赶修。”由此可知，武昌电报局与外界电报通信完全中断当在11日凌晨2点40分左右。另据武昌起义参与者吴醒汉在《武昌起义三日记》中回忆称：“步炮工兵合攻数小时，至天明，（二十日）瑞澂、张彪始皆退去。此时山前方面，已无敌踪，遂派二十九标二营排长王志超等去欢迎黎元洪外，复派李青山、张玉清、王起云等去毁电线。”据此也可知起义军真正切断武昌城内电报线路的时间应是在11日凌晨。因此，10日晚武昌起义枪声打响后的数小时内，武昌电报局与外界通信是通畅的。即便是起义军到电报局破坏电机设备后的一段时间内，该局仍可利用备存电报机继续拍发电报。这样，瑞澂向北京汇报武昌起义情况和向邻省求援的电报在10日晚有足够时间发送出去。由此也反映出当时起义发动确实很仓促。

11日，革命军将领及武昌部分政界要人在湖北谘议局举行联席会议，原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会上表示：“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当晚，革命军各将领在湖北谘议局拟定各类通电，以号召他省响应起事，“二十日晚各同志在谘议局计画各事宜，及拟各种通电，异常忙碌，直至天明，即派人将电线恢复。”12日，革命军占领汉口，清军退守刘家庙车站一带。当日夜间，汉口电报局周围起火，电报生逃散，汉口电报局与外界电报通信暂时中断。

14日，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接管了汉口电报局，允许外国人拍发电报。为防范电报局重新落入清政府手中，维持电报通信畅通，军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邮电两局，均派军队守禁，盖以断□贼救援。”同时，军政府还以重兵押令电局报生工丁防护武汉境内线路。之后，军政府设立交通局，管辖电报等交通事务。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饬令交通局派熟悉电报技术人员到汉口电报局进行修理，以期尽快恢复使用。因此，汉口电报局及所辖线路虽有损坏，也能很快得到修复。

军政府接管汉口电报局后，严格限制该局收发电报。16日，黎元洪召见汉口电报局洋总管蓝佩克（Langeback），向他申明了军政府对汉口电报局收发电报的规定：“革命军并不干涉发电一事，或用浅明英文，或用华文，悉听人便。惟华文电报须由革命军官员盖印之后，始能代发。至密码之电，惟外国政府官员所发始可收接。”17日，在革命军监管下的汉口电报局仍不易拍发华文电报，私人电报均需派专人送至九江电报局拍发。18日，革命军向刘家庙车站一带清军发动进攻，取得胜利。革命军随即切断了京汉铁路南段电报线路，使汉口与北京无法直接传递电报。之后，军政府仍严格管制汉口电报局拍发中文电报，“华文电报须经国民军检查允准始发”。军政府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时在汉口仍忠心清廷的人员利用电报向清政府通报消息，同时也可限制外界信息传入，尤其是遏制有关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南下消息的传播，以安人心。10月19日，《申报》报道称：“沪汉电线仍未修竣，发汉之电须由北京转递。本埠电局所收之电仅能发至九江。该处闻尚安静，外间谣传革军已将九江至汉口之电线割断，此信似不确实，惟汉口电局现仍由革军管理。”

10月下旬，湖北军政府对所属机构进行改组，将原隶属政事部的交通局升为交通部，任命革命党人熊继贞为部长。熊继贞执掌交通部后，大力整顿武昌、汉口电报局。据时人日后回忆：“汉口电报局旧局长跑掉了，武昌电报局也急需整顿，还有些地方需要增置机构、人员，这都是刻不容缓的事。他（熊继贞）以革命毅力，尽先调用学过电报的革命士兵出任局长，如工程第八营的于郁文、章盛恺等，即在他的领导之下起了积极作用。”熊继贞的整顿保证了武汉电报通信机构的正常运作。由此也可以看到，湖北新军中的电信兵在维持武汉电报通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武昌，汉口电报局又为清军夺去。不过此时武汉革命军与外界的电报通讯已不再受到制约，因为在此之前，邻省湖南、江西等已宣布独立，省内其他地方如黄州、宜昌等地也已反正。11月以后，南方各省也相继宣布独立。独立省份电报线路连成一片，全为革命军所掌控和使用。如当时南京电报局接到的各地电报局消息称：“浙省宁波属镇海电报局已于十三日早晨归革军；苏省常州属无锡电报局是夜被占；镇江电报局十八日早晨，扬州及南通州等处电局同夜归革党；临党河口电局十九日夜归革，而闽省福州电报局十九日早革党所占。”各地革命军起义后，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占领和接管所在地电报局，以切断敌方通信，并设置相应机构管辖各电局。

上海独立后，上海电报通信机构即为军政府接管。11月1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致电各省电报局、各省都督及民政长，称上海电政总局向为全国电政统一的总机关。现由其收复，派王震为交通部长、唐元湛为总局局长。因电报事务中有与外国水线公司交涉事情，颇为重要，事权须统一，仍令该总局管辖全国电局，主管各省电报局用人、报费及一切行政事务，并请各省保护电局及线路。各电局遇有事务，直接与上海电政总局接洽。陈其美此举是希望让原邮传部驻沪电政总局继续保持独立省份中电政总机关的地位。

12月2日，由原上海电政总局改名的中华民国驻沪电政总局在《申报》发布告白，称其向为全国电政总机关，“自民军光复上海以来，即蒙沪军都督陈迭次通电各省都督，请仍由本局统辖各省电局，一切行政理财用人等事，皆归主持，各省已先后承认。”要求各电报局将经收报费和未解款项，即日送沪清缴。因兵事有将款项簿册携往他处者，限于1912年1月8日前到总局缴纳。如有隐匿侵蚀，查出后将请各军政府缉拿追缴并严惩。

其时，一些南方独立省份承认了上海电政总局继续作为全国电政总机关的地位。不过，有的省虽表面承认，但实际仍把持着省内电政事业。于是，陈其美又联合黄兴、伍廷芳等人致电各省都督和各地军政分府，指出上海电政总局有对外交涉之责，应仍如从前办法办理，由其统辖各处电局，各都督也多已赞成。“惟粤、赣、浙等省虽已承认上海为统一机关，而于用人、行政、理财数端，仍各自为谋，致多暌隔。”中国电政事业“若省自为界，以款项而言，则盈绌不一，挹注无方，交通可立见断绝。以外交而言，则要领无主，干涉有词，利权从此丧失。”希望同人同心协力，以图大计。

12月27日，云南都督蔡锷复电陈其美，认可上海电政总局地位，“各省电局仍由上海总局统辖，敝省承认照办，已饬滇总局转饬各分局知照。再他省寄滇各报极为迟滞，有稽延一月电到者，请告电政局飞饬各省局留意。”12月底，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将浙江电政统一案提交省议会复议，最后决定将杭州电报局改为浙省电报总局，受省军政府监督；承认上海电政总局仍为全国总机关，凡交涉及各省往来报费俱归其办理；浙江各电局每月收入款项，详造表册，悉数解省，由省总局汇往上海电政总局；各局应用材料由省总局向上海电政总局请领，再分给各分局；省总局置局长1人，由都督委任，移知上海电政总局，管理本局及各局报务及材科等事；领班、报生仍由上海总局分派，分局局员由本省局长妥派；薪水由总局局长厘定等级，核实开支，具报电政总局；各局本省往来电报及与他省往来电报另列号数，造表送省总局核算，由省总局另制总表，送电政总局稽核。浙江的做法是部分承认了上海电政总局的总机关地位，仍保留着浙江电政总局人事权及管理权。

安徽都督孙毓筠致电上海电政总局，称皖北军情紧急，消息必须灵通。现在六安、寿州、庐州、颍州、亳州、凤阳、正阳关电报线不通，修理刻不容缓。“皖局人才、材料均乏，务望由沪分派得力人员，携带材料，由芜赴庐，由宁赴临淮，星夜赶修。此事关系极重，务求速办，并候示复。”然后，孙毓筠又专门致电陈其美，以皖北军情紧急，关系极重，务商请上海电政总局，照所提事宜办理。这时，安徽省内电报线路的修复还需要依赖上海电政总局的帮助。

1911年，原本要迁往北京的上海电政总局因武昌起义爆发只得继续留驻上海。上海光复后，上海电政总局原来的全国电政总机关身份得到一些独立省份承认。这样，它能够继续发挥职能作用，修复南方一些省份的电报线路，以保证军政府电报通信渠道的通畅。

二、清政府管制电报通信

清政府也十分重视电报通信。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邮传部就严令北京至四川沿途各电报局迅速修复损坏的电报线，以保证两地电报通信的畅通。1911年9月15日，邮传部致电上海电政总局，指出电报通信重要，芜湖、大通电报线阻断已久，尚未修通，各方电报均由京汉直达线传递，若此线阻滞，影响更大。让电政总局局长周万鹏速饬芜湖、大通电局赶修损坏的电报线路，并饬汉郑京保沿途各电局加派工丁人员，昼夜梭巡京汉直达线路。

10月12日，革命军占领汉口，汉口电报局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该日，周万鹏密电邮传大臣盛宣怀，请示应对办法：“据汉局本日上午十一点半来电称：武昌失，汉局岌岌可危等语。除电饬汉局于租界萍矿局设机通报外，应如何派兵保护之处，伏乞裁夺施行。”为保证北京与汉口电报通信畅通，盛宣怀让汉口电报局总办王庭珠速到租界内的萍乡矿务局安置电报机器，或另租屋赶设机器，以通要电。同日，他又致电周万鹏：“汉线将断，王道（指王庭珠）胆小，移设租界以及如何变通”，速饬领班、总管妥办，“黄州以上距汉数十里处速设报房，如遇线断，小轮可送，已调海军赴汉，且有洋轮，水道必无阻。”同时，为保证国内其他地方电报线的畅通，盛宣怀还致电各省督抚，请他们设法保护省内的电报线。

10月14日，革命军接管位于租界内的汉口电报局。为不使革命军利用电报传递消息，该局人员想出一办法，即让九江、信阳局暂时断开直达线路，以阻革命军通报。16日，盛宣怀致电周万鹏：“安帅电：芜湖至殷汇线不能畅。此最要紧，望火速修通，毋惜小费。长江总管如此不中用，可恨。租界设线恐一时难成，望阳罗速成，已电各省督抚暂寄九江转汉，望即电九局，汉口以上各电可交邮局分别带交。”阳逻是位于汉口下游不远处长江边上的一码头，在此设报房可就近接收从汉口由水路送来的电报，再向东转递至各处。暂时无法恢复电报通信地方的电报只有靠邮局寄送。

随着局势迅速变化，阳逻设局转报办法随即因位于其下游的黄州为革命军占领，黄州电报局被革命军接收而化为泡影。之后，汉口向东发送的电报只能用船送到九江电报局转发。17日，周万鹏向邮传部报告汉口电报局情况及请示应对办法时称：

顷接汉口局洋员蓝佩克廿五午后来电云：“今晨见革党首领黎元洪，嘱令：凡西人官报均照收，明码英文商电亦照收，华文明码电报亦可发寄，惟须由革党派人稽察。现已布告官商，本局不能收发密码电信，只可邮寄至九江转递。汉局现有报生三十人，工作归该洋员管辖，为电局办事”等语。则华文明码汉局似尚可通，但革党派人稽察，亦属无裨。究竟此项华文明码商电，各局与汉局应否收发，伏乞迅速示遵。

为阻止革命消息扩散开来，清政府采取限制措施，其中一项重要办法就是管制各地电报局收发有关武昌起义消息的电报。10月15日，陆军部函请邮传部通令全国各地电报局及铁路沿线电报局，除盖有官印的电报外，暂时禁止拍发民众密码电报，并让电报局人员随时留意查阅电报内容，扣留可疑和“悖逆”电报。同日，署理民政大臣桂春传谕巡警总厅，严禁京城各报登载有关湖北军事消息。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曾试图限制在京外国人拍发电报。16日，清政府向驻京各公使馆通报，指出今后电报局将不再接收发往湖北、河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各省的电报。为此，法国驻华公使代办斐格（G.Picot）立即向外务部提出抗议，要求“只要线路尚未被切断，保证公使馆和各领事馆之间的通讯联络”。其后，驻京各国公使又应外国商人请求，特向清政府交涉，反对邮传部取缔电报新章。清政府只得允许通融办理，规定“凡商家密码电信，如由公使或领事阅过，准为照发”。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党人在武昌成立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后，其他一些省也开始管制涉及防务、治安内容电报的发递。从13日起，杭州当局“密派某干员三人驻宿电报局，凡商民发报，如有牵涉本省防务稿件，一概截留不发，各报新闻电报尤为注意。”两广总督张鸣岐也积极采取措施，以“恐谣言日多，特饬电局，凡关于防碍治安电信，概停收发，报馆专电尤须检查，并传谕各属电报房一体照办”。

邮传部则令各地电报局：“私家电信如关鄂省乱事，一概不准发递。”一些电报局似乎并未认真执行此命令。18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电盛宣怀：“连日饬潘道检查沪电，内有转达东吉长两报电云：‘九江、湖口陷失，援鄂军溃’等语，此等谣言，不知沪局何故代发。”此事关系治安，应请饬上海电报局及其他各省电报局一律检查扣留谣言电报，勿致摇惑。东三省已经停止收发密码商电，各省也请一律停收。于是，盛宣怀又电令全国各电局：“商报密码暂不准发，查出定惟该局员领班生是问。”

为防止各地通过电报传递消息，维持社会稳定，邮传部专门制定及颁布了限制电报收发的规定：

（一）明码、密码之电，惟各大臣及外国领事可以收发；（二）外人发电须书明白之英文。若谈军事之电，无论如何不得代发；（三）中国私电电文明白者，可为代发；密码官电发交各衙门者，可为代发。如发与私宅者，须由电局总办斟酌办理；（四）密码急电或私电均不得代发；（五）目下各电均须由电局查阅；（六）中外官电须有发电者之印押，否则不能代发；（七）各电如不能递到，电局不担责任。

此规定主要是针对革命党人使用电报通信，以防止他们借助电报技术传递革命消息，以期遏制势如燎原的革命起义。

10月16日，盛宣怀致电各省将军督抚，通告武昌情形：

武昌兵变，不及万人，城中无粮，水陆到齐，不难克复。惟防军太少，统帅未到，兵匪杀掠，汉口震动，电线被占，假电甚多。萨军门统兵舰雷艇十数号，荫大臣统步炮队二万，火车赴汉，沿途无恙，日内陆续可到。另有万人由津轮船赴汉，内定袁、岑宮保督楚、川。京都安谧，报纸谣言断不可信。

虽然邮传部对各地电报局收发电报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但武汉地区消息仍通过电报传递及时出现在上海等地各大报刊上。清政府自己与汉口电报通信联系却日益陷入困境。18日，革命军取得刘家庙大捷，占领京汉铁路南端电报房，切断了沿京汉铁路直达北京的电报线，致使在汉口的清政府官方人员与北京政府直接联系愈加困难。正如时在汉口的汉冶萍公司经理李维格在19日日记中写道：“刘家庙车站失守，官军退驻滠口，该路南局本与刘家庙车站电线相接，直达北京，盖该站为南段总机关也。此站失守，南北信息隔绝。”20日，躲在停泊于汉口江面“楚豫”舰上的瑞澂在经由九江电报局向北京发去的电报里也谈到拍电的困难：“现在各处电报久已不通，所有电奏去电，先犹可托铁路南局译发，前日又复断绝，故改送九江电局拍发。”自10日晚弃城逃往兵舰上后，瑞澂与外界电报通信先是通过汉口电报局发送，当汉口电报局被革命军接管后，又通过刘家庙车站报房与北京通电。刘家庙战后，基本断绝了他在汉口与外界的直接联系。之后，他只得将电报送往九江拍发。

10月16日，上海电报局致电各电局，告知长江电报线路通阻情况：“芜湖至殷家汇四线停阻，江西、两广各报暂由芜湖轮寄九江，一面仍将官电由曹县皖北一路转递，汉局为革党占据，川湘滇各报均由郑州、西安、沙市、泸州、毕节一路分别转递。”10月18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致电内阁：“汉口电久不通，所恃沙市之线而又时通时窒，且恐日久又生阻力，仍拟由滇桂粤转，敬请钧阁饬三省局遵照为仰。武昌电本既为贼有，请速另颁各省密电，以免漏泄。”10月22日，《申报》刊登消息称：“沪汉电信仍未通，昨夜武昌忽能与沪通电，惜仅有数分钟，电线复断，故未曾得有实在之消息。九江至汉原有两线，一在江之北岸，一在江之南岸，昨夜既通而复断者为南岸线，今两线皆不通，以致今日几无确实可恃之电信。”在战争环境下，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电报线路通信状况很不稳定。

10月23日夜，九江新军响应起义，随即占领九江电报局。九江政权转移还比较平稳，城内秩序没有出现大的混乱。然该地仍有一些人因惊惶而迁徙他往，九江电报局的拍电生也都逃匿。26日，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Sugden，A.H.）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Aglen，F.A.）抱怨清政府不能维持汉口与北京间电报通信，以致给其工作带来不便：“清政府不能维持电讯交通，使我们无法联系，我没有请示而行事，即使他们有意见，您也不至于受责备。”面对不断出现的通信问题，清政府也在积极设法应对。10月29日，《时报》报道称：“中国电报局通知芜湖以西，电不能通，各种电信多从九江转寄汉口，但到者甚少。邮政、电局中人因无可传送，多离工他去。”随着长江中下游各省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加上邮传部人事变动，清政府对南方电报通信的管控愈加无力。

11月初，邮传部各堂官因军务正在吃紧之际，诚恐各省革命党联合，别图起事，特密电各省电报局，务必认真稽查往来电报，见有递发暗码而形迹可疑者，即派人跟踪密访。倘系匪徒，速即知照地方官拿办，以免勾串。11月7日，上海电报局办公楼外挂出了白旗。上海电报局正式脱离清政府。同时，未及迁往北京的电政总局也由军政府接管。这样，清政府基本丧失了对南方省份电报通信机构的管辖。

在北方，电报局也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12月14日，直隶井陉知县王桂寿致电邮传部，报告称该月11日，官军、革命军在该城巷战。革命军进入井陉电报局，劫去报费三百数十余元，毁坏两路电机一部，抢毁各员役衣服及器具等甚多。其督饬局员、领班等人极力防御，维持电报通信，最后军情要电并无贻误。山西太原的情况，据太原电报局总办庄清华称：“（十月）初八早，山西革军即行起事，电局被兵数十人占据，割断电线，拆去机器，逼兄速办报销，追缴存款。”次日，革命军在电报局门前杀死六人，各电报生都惊惧万分，逃至寓中住了一夜，后经苦劝，方才回局。此后，各电报生均未走散。“幸而上月廿一，革军大败，东省北逃走一空，电局始能复旧。”在战时情形下，电报局也只得任由斗争双方任意争夺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邮传部极力维持电报通信，并限制各种“逆电”传递。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邮传部管控的电报通信区域越来越小，直至完全丧失对各独立省份电报通信的管控。

三、“伪电”与安电

武昌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占领武昌、汉口的电报局，并利用电报技术向外界拍发各类通电。10月12日，革命军将领吴兆麟等派人到武昌电报局，通过已经修复的电报线将所拟各类电报以黎元洪名义拍出，包括：《布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士电》《谕湖北各府州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通告城镇乡自治职员电》《檄各府州县电》《檄各督抚电》《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致满清政府电》等。从这些电文标题可知，电报发送对象应是全国各省官民人等。这些电报要通过国内各电报局收发传递，才能送达目的地。然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些电报很难被全部送到收电者手中，并在全国扩散开来。革命军占领汉口后，试图通过汉口电报局通电全国，号召各地响应，然实际情况是，“革命军既据汉电局，连日通电各省埠，遍求同志联合响应，惟各局均未为转递”。1909年，邮传部曾重订《收发电报办法》，规定：“商民寄发明电，如有干犯纲纪，妨碍民生等事，及致政府电报而无发报人姓名住址保证者，或虽有住址、保证而有违背字样者，电局概不传递。”在武昌起义刚发生、整个革命形势尚不明了的情况下，各电局应不会冒然转递那些内容“悖逆”的电报。即便有些电报送到收件者手中，也多会被搁置，甚或销毁。军政府所发通电一时难以传播开来，并不影响革命消息的迅速扩散。此时，国内各大报纸利用电报通信和其他通信方式，及时报道了武昌起义消息。从10月12日开始，沪上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武昌起义。这样，武昌起义消息才广泛传播开来。

除直接拍发通电号召各地响应外，武汉革命党人还利用发送假电报的办法，迷惑清政府，鼓动人心。据湖北革命党人李作栋回忆，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表示心无别意，告知众人在柯逢时家中有他与清廷电报往来所使用的“辰密”电码本，“建议我们利用这个密码，借瑞澂名义向各省发电求援，在电文中夸大革命军声势，以造成清方的混乱。”之后，李作栋等人采纳汤化龙建议，利用该密码，以瑞澂名义向各省官员拍发电报。电报转至北京，清廷甚为惊慌，还曾为此讨论过是否退往热河。革命党又假借瑞澂口气，利用官电码，直接致电北京，接得回电称“派荫昌带五千兵出京”。他们即复电称：“信阳州同党，将铁轨轰断，黄河铁桥炸断，并电各省陆军暗码，同时约变。”电文中炸断黄河铁桥消息确曾使清政府深恐革命党真会如此做，派出不少军队去守护铁桥。当然，此办法很快就为清政府一些官员识破。10月14日，河南巡抚宝棻致电内阁等处称：武昌失陷后，恐对方已得到督署官码电本。昨晚其接到汉口车站发来一封辰密电报，电文中既没有标明“辰密”字样，署名瑞澂，又无印字，如此格式与京外通行官电样式都不相符，且电文用语，词意支离，十分可疑。武昌起义消息传开后，北京城内也是谣诼繁兴，政界中人更是一日三惊。14日，邮传大臣盛宣怀接到某处发来的一封密电，称“本日有革党四车，由南北上，请迅即严加防范”。于是，盛宣怀立即打电话给民政部，请派警兵及缉探队等持枪，到火车站守候。火车到后，警兵极力严查，未见形迹可疑人员，候至次日天明也未发现任何异样，才各行散去。那封电报应该就是革命党人故意拍发的假电。因此，革命党人拍发的“伪电”，也起到了一定的迷惑及扰乱作用。作为一种斗争手段，此后革命党人仍多有利用拍假电报的方式，散布各种消息，以扰乱清政府方面的人心。

面对革命党人大肆散布假消息，清政府为辟谣及稳定人心，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10月15日，责任内阁致电各省督抚：

现在革党肇乱，谣诼四起，最足摇惑人心，希每日发一电，只用一“安”字，已足藉慰悬系。沿江沿海地方，尤盼时通消息。再革党伪电亟宜注意。

这道要求各省督抚发安电的谕令下达后，各地督抚迅速向北京拍发电报，报告辖区情形。

10月17日，《内阁官报》附一纸传单，公布了各省督抚关道致内阁、外务部的电报，有多道是报告地方安谧的电报，表明该省均无乱耗。据称这一向外界宣布各省安电的办法为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向总理大臣奕劻建议的。奕劻立即采纳了该办法，将电报发交内阁印铸局随同官报宣布，以冀镇定人心。宣布外省发来安电的次日，京师谣传立见稍息。清廷通过向社会公布各省安电，虽可安定人心，但若有省份安电没能及时发表，又难免给人造成疑虑。据称内阁首次发布的安电中，不知何故，尚遗漏赣、黔、滇三省。政界又滋疑虑。当时，该三省确无警耗，可能是因消息迟滞的缘故。

10月20日，内阁总、协理大臣以外间对于鄂省事情，谣传纷纷，且有湘省失守之说，殊属摇惑人心，妨害大局，特饬内阁承宣厅，“此后凡遇湘电到阁，报告该省确无匪乱情形，即将原电交由印铸局刊登官报，以息谣诼。”摄政王载沣令阁臣将所有逐日接到的各省安电，务必立即译呈。内阁除将原码译呈载沣查阅外，并用黄折另缮清单进呈隆裕太后。为慎重起见，载沣又让内阁饬令各省官员将每日应发安电，务须按日照发，不准疏漏。对于内阁电查地方要件，务尽五日内详细电复，不得藉词延误。

清廷要求各省每日拍发安电，并将安电逐日刊载于《内阁官报》，以示消息灵通，绥抚人心。由于外间对京师局势也多有误传，为让外省及时了解京城情形，以安人心，内阁每日也向各省督抚拍发安电一次或两次，宣布京师并无警耗，免致各省误信谣传，有碍大局。之后，载沣又面谕内阁阁臣，将京师安电责成承宣厅按日寄发各省，不准遗漏。因其日前批览某处报章，竟然载有京师种种警耗的谣传消息，故饬内阁按日向各省拍发京城安然无恙的电报，以免外间被谣言迷惑。

随着南方各省局势急剧变化，各处发往北京的急电也接连不断，以10月24、25日为最甚，除陕西、湖南外，江西、广东等省都岌岌可危，虽尚无失陷确耗，然情势颇摇动。清廷内部都极为惶恐。那桐、徐世昌两位协理大臣及军谘使哈汉章每日集议应对办法，均至内廷闭门后，始行退出。其后，隆裕太后又让摄政王载沣将内阁每日所接关于战事电报及各督抚所发安电，均于接收后，缮抄一份，即日进呈披览。

一些省份相继宣布独立后，清廷高层也更加重视外省发来的安电。一旦某日未见某省来电，就可能引起不安的猜测。据10月31日《大公报》报道，由于某省安电未到，摄政王终夜忐忑不安，隆裕太后也再三垂询该省电报是否到达。于是，载沣饬内阁通电各督抚，“各省安电关系紧要，极宜谨慎从事，按日寄发。乃各督抚竟有疏忽遗漏者，殊足启人疑虑。饬各该省特行派员专司其事。如该省并无事故而安电漏不寄发者，即将该员严行罚办。”

随着独立省份的增加，清廷收到的安电越来越少。10月25日，内阁仅接到皖浙晋豫滇粤桂奉吉黑等省安电，而次日接电更少。11月10日，《时报》报道称：“近日清内阁接各省每日报平安电，仅得东三省、直隶、山东、河南、江宁、福建等处。”《时报》刊登该电时，福建也已宣布独立。

清政府让各省官员拍发报告地方情况的安电，并将这些电文向社会宣布，目的在于遏制谣言、安抚人心、稳定局面。然而南方省份的革命形势依旧进展迅速。正如《时报》对官电一事发表时评称：“自武汉事起，而官之威势堕；自长沙、宜昌失守之信确，而官之信用失。民电曰长沙失守，宜昌失守；官电曰长沙无恙，宜昌无恙。民电曰长沙失守，宜昌失守之信确；官电曰长沙无恙，宜昌无恙。呜呼！长沙、宜昌固失守也，然而固无恙也。”清政府的政治宣传不及形势迅速变化，最后那些安电都被迅猛的革命潮流所淹没。

军机处电文

四、电报通信与辛亥革命的推进

1911年11月以后，独立省份不断增加，南方各省都连成一片。这些地方的官民使用电报通信也更加便利。电报通信对革命者推动革命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诸如革命者传递重要消息，发布有利于革命进行的信息等。

（一）拍发宣告独立及敦促独立电文

辛亥革命期间，很多地方的军政当局宣布独立消息，都会利用电报通信，以最快的速度向所属地区及外界社会通告传达。若电文再经报纸刊载，影响范围就会进一步扩大。如11月8日，江苏南通宣布独立，两天后上海报纸就刊登了该地总司令处发出的宣布独立电报：“军政分府、各报馆鉴：通州于十八日宣告独立，公推张謇为总司令长、许宏恩为军政长、孙宝书为民政长、刘桂馨为财政长，拟联合淮扬共维秩序。通州总司令处，皓。”11月9日，《新闻报》“公电”栏发表了旅沪广东绅商伍廷芳等人拍给广东官商各界敦促独立的公电：“广州制台、将军李、龙军门、邓宫保、梁廉访暨谘议局、自治研究社、商务总会、九善堂、七十二行商钧鉴：吾粤早一日独立，合省生命财产早一日安宁，气运所趋，人心所向，再存观望，后悔何及。望即宣布独立，以慰群望而保治安，急盼电复。”

广西宣布独立后，都督沈秉堃急电各镇道府厅州县各路统领局卡：“桂省军民要求独立间不容发，稍一迟回，大乱立见。现已于筱日宣布，城市极安，改抚院为军政府，谘议局为议院外，一切机关用人行政均仍旧制。各省独立相继而起，安民保境，舍此莫由。”梧州接电后，各界人士均极欣喜，燃炮庆祝，并复电表示：“筱电到梧，万民欢呼，惟军政府成立，宜即改元，定制行赦，重罪减轻，轻罪全免，流匪招安，速练民兵，以固国本。尤望早布共和政体，以快人心。苍梧城自治会总董林绎叩贺。”

正是依靠电报通信，很多地方发布的独立消息才得以快速扩散开来。武昌起义发生后，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其他一些省份地方出现独立的连锁反应，与这种信息的迅速传播有着重要关系。

（二）扩大宣传，激励人心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就已利用缴获的官电密码本，向清政府拍发威胁、恐吓等电报，加大宣传，以推动革命事业的进行。此后，这种方法一直得到利用。受战事影响，诸多地方通信渠道并不畅通。因而，革命者制造的舆论，外界一时间也难以查实，故能起到一些宣传上的效果。

11月18日，杭州《汉民日报》发出一份临时传单，刊登了一封由武昌转发来的《北京光复之捷电》，落款署名为黎元洪，发给的地方有长沙、南京等处：

据驻汉各国领事接各该国无线电报称，清摄政王、皇帝及满政府均逃出山海关外，北京已失守，并由清廷电关南京张督，饬将南京交付民国军等语，由各领事派员报告前来。满清政府既已推倒，汉室山河依然复旧，急行建立联邦国家，为对外之交涉。请尊处急速派全权委员来鄂，共商联邦政府组织之法。现满清既已推倒，此间北兵名义无属。如不投诚，即以土匪看待，尽数剿灭，已由敝府照会各驻汉领事矣，立盼复示。

很明显，这封电报的内容完全是虚拟出来的，并不符合事实。该电是否由黎元洪授权发出，难以查知。杭州方面收到这封通电后，以传单形式将电文随同报纸派发出去，应对时人心理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和激励作用。当时，诸如此类以制造假信息推动革命进行的电报还有不少。

（三）告诫破坏革命者

对于支持清政府的人员，各种匿名形式的电报也纷纷出场，予以警告，甚至威胁恫吓，如当时有一湖南长沙致各报馆的电报指出：“冯国璋、王遇甲甘为满奴嗾使，为神人所共愤，天地所不容。现已派暗杀党百余人，非歼其全族不止。湖广公达。”1912年1月6日，《汉民日报》刊发了一则来自湖南长沙，署名为“湖南国民协会”的电报，拍送对象为各省都督各团体各报馆，其文称：

汉奸杨度比附满酋，力请袁世凯出山，致祸结兵连，残害吾同胞数万，罪已应死。近复随同唐绍怡至沪议和，密遣党羽，分赴各省，鼓吹君主立宪谬说，冀得淆乱是非，遂其奸诈。若不速诛此贼，何以对我死义诸先烈。敝会及两省人民，已将该贼宣告死刑。惟闻该贼踪迹诡秘，刻尚潜匿沪宁等处，敢乞各省都督，通告所属，一体严拿，并恳沪都督及各团体派探密缉。如果弋获，即请就地正法，声布罪状，以谢天下。湘中人士无任感祷。

远隔重洋的华侨利用电报技术，也能及时将他们的意见迅速传回国内。如旅美芝加哥华侨拍电给各报馆：“项城宜与汉族总统，勿任满清利用，以延虏祚。如果甘为满奴，誓为三百九五兆人寸磔此汉奸，以谢同胞。”留日学生也致电国内各报馆：“政府借法比债，希图歼灭吾族，资政院既不能抗议，又从而主之。如此办法，惟有与天下共诛之，望各省抗税，以作后援。”

以上仅选取了数封电文进行说明。在实际中，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会利用电报通信，进行一切有利于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的宣传。

（四）及时沟通各方信息　

1911年11月以后，各独立省份军政府也主要是利用电报通信，互通信息，交流意见，共谋推进革命事业。这些军政府各要人往来的电报，当时多刊布于报纸上。如1911年11月25日，《新闻报》第1张版面中首次出现“各省军政府要电”栏，内中刊登了原山东巡抚孙宝琦、福建都督孙道仁、江北都督蒋雁行、沪军都督陈其美等关于组织中央政府、请兵助战、维护地方秩序等内容的电报。当时《新闻报》的日发行量已有1万多份。这些电文经报纸转载，进一步扩大了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具体到一些要人，电报的使用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例如，1912年1至2月，孙中山所发电报有171封，日均拍发电报将近3通。由此也反映出当时孙中山与各方信息交流的频繁。

军政府拍发的电报，清政府也有收到一些。如11月27日，镇江军政府司令林述庆致电上海、苏州等地都督：“汉阳不能保守，大局急迫。敝处曾急电闽粤，挑选劲旅，就海道猛攻天津，直捣伪京，以图牵制。”11月30日，沪军都督陈其美致电各省都督：“武昌确无恙，曾有电到此。惟汉阳战云密布，北兵残毁无人理，令人发指。幸我各省援师陆续到达，扫荡丑虏，指顾间事也。江宁初六、初七两日迭获胜仗，除占领地已曾通电外，现得悉是日击毙吴王两伪统领，敌军大为夺气。”这两份电报都出自清政府官方档案，题名都注明为“革命党通电”。

当时，被报纸刊登出来的军政府电文应只是一部分，各方往来电报实际数量当更为庞大。独立省份军政府当局借助电报，能及时交流和发表他们对于革命形势的意见，推动着革命向前发展。

结语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短短4个多月时间里，革命者就实现了创建民国、推翻清政府的目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从技术角度考察，电报通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中电报通信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革命各方用以迅速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就有外人指出电报对于推动革命进行的重要价值：“现汉口电报局既在革党掌握，只须善为设施，则革命运动必能推广。”在此后的革命进程中，革命军也积极利用电报通信，联络及号召各方响应，推动革命向各地迅速蔓延。在与清军斗争、南北议和、商建民国政府等事情中，各方电报往来更是络绎不绝。于是，1912年3月27日，北京《民视报》发表时评“电报与共和”，称“自去年八月十九日以至于今，无时不有电报，无事不有电报。说者谓中国之革命为电报之革命，其信然欤。”并举例道：“谋独立以电报，举都督以电报，以至停战以电报，议和又以电报。主张君主以电报，主张共和又以电报。”等到宣布共和后，“举总统者以电报，贺总统者亦以电报。争地点则以电报争之，议国政则以电报议之。”因而“吾于是而益信电报之功用，诚所谓一纸贤于十万师也。”总之，在辛亥革命中，电报通信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推动革命迅速发展的要素之一。

（本文首刊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原题《电报通信与辛亥革命再探》，作者王东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