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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男人日本“受虐”实录
上海男人日本受虐实录 原创 书单君 书单
35岁。
一个令所有人都倍感焦虑的年龄。
一边不甘心人生就此苟活下去,一边想发力却又无能为力。
到了这个年龄关口,人会变得特脆弱。
工作、家庭、健康……不管哪一环掉链子,都是断崖式打击。
而以上种种绝望,都发生在了同一个男人身上。
32年前,有个叫丁尚彪的上海老哥,挺倒霉的。
35岁时,他不但丢了铁饭碗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还背着一笔巨债;不但与妻女分别独自漂泊在日本,还成了黑户。
但他的人生却没有就此坍塌。
咬牙打15年黑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经历被拍成纪录片,成了当年日本电视台的收视冠军,感动了数千万日本观众,虽然是非法务工者,但他却赢得了日本民众的尊敬。
他像是一滴时代的眼泪,在他的身上,能瞥见一代中国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
他像每一个饱受生活重创的平凡人,怀抱着完好的自尊、完好的心灵、完好的情义,握紧了拳不放弃。
从留学生到打黑工
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的热潮席卷中国,对于许多怀揣出国梦的上海青年们来说,离家近,收入高的日本是个绝佳选择。
彼时,丁尚彪35岁,从插队的淮北农村回到上海已有七八年,在一家国企上班。
虽然凭自身努力从炊事员升至后勤股长,但他却感觉到,人生因为现实的种种阻碍,到了瓶颈期。
他所在的单位是街道小集体制的,在上海只能算「三等公民」。
他想考证,可单位却说:「不是单位安排的不予承认」。
妻子想调到中外合资企业,已被录取,原单位却拒绝放人,甚至找借口扇妻子耳光。
夫妻两人,都成捆在笼子里的兽。
丁尚彪说:「生活中始终无法突破的障碍,让我无比失落,每一步我都尝试过,但每一步都掉下来。」
更让他焦心的是,女儿该怎么办。
自己吃了半辈子没文化的亏,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女儿因为没钱接受好的教育,走上他的老路。
一筹莫展之际,有个赴日留学的朋友写信来,建议他去日本试试看。
「日本马路上可以捡彩电」。
朋友的这句话,让他动心不已。
他想,不如出去看看,或许能闯出点名堂。
一咬牙,丁尚彪砸了工厂的「铁饭碗」,决定搏一把,跟亲友借了3万块买机票、交学费留学。
1989年6月,丁尚飚与妻子和年仅10岁的女儿告别,踏上了赴日旅途。
那时,3万元相当于他和妻子不吃不喝工作15年的收入。
背负这笔巨债,丁尚飚计划着先在语言学校半工半读,赶紧把钱还上、供养家庭,再考个不错的大学,改变全家的命运。
可刚到语言学校,一切希望都化为了乌有。
这所名为飞鸟的语言学校,其实就是「骗子」学校。
学员不得外出、学员不得自由活动、学员不得转校……
无奈之下,他跟来自中国的同学们决定集体出走,趁着夜色逃到东京,想换个地方寻找新的学校和工作的机会。
这件事,后来经媒体报道,成了震动日本社会的「北海道大逃亡」事件。
「逃亡」成功了。
老丁辗转千里来到东京,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因为转校申请没批下来,失去留学签证的他成了非法滞留者。
面对为自己扛下重担的妻子,出国欠下的巨债和女儿的未来,他决定咬牙「黑」下去,并且一「黑」就是15年。
最苦的时候语言不会,没有身份,举目无亲,警察还要抓……能撑下去,全凭脑壳硬。
他曾半夜拎着箱子去投靠朋友,谈了几句话就被赶出来了;也曾因为活没干好,被店长一掌打出鼻血……
真正的「狠人」,都是对别人很好,只对自己发狠。
丁尚彪正是如此,他在工作上疯狂压榨自己,在生活上极度的节俭,把挣到的钱都寄回了家。
老丁的打工日常是这样的:
先去工厂做车床工,然后赶到池袋的餐厅做帮厨,两份工打完,电车都停运了,他就在夜色里沿着轨道,走回“家”。
所谓的「家」,不过是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屋子。老丁住在那儿最大原因,是因为它够破,破到连淋浴室都没有。在日本这样的房子,没人能接受,房租异常便宜。
到家已是凌晨两点,怕打扰房东,老丁总是踮着脚上楼。
为了节省些伙食费,回到家后他还要做饭。没点油星的菜下锅炒好,一半当晚饭三两口解决掉,另一半是第二天的午餐。
吃完晚饭,准备洗澡。先在水池洗好头,在旮旯里拿出一大块旧塑料布,铺开,做成一个大兜子,人站在里面接水龙头里的热水擦洗擦洗,这就是他的浴室。
能省则省,能忍则忍,这样的日子,他过了15年,没有回过一次国,每年只允许自己休息一天。
为了远方的妻女,他像一颗螺丝,不断地将自己拧紧。
飘零人生的支点
生命是「活着」,可「活着」不是一个人的事。
老丁租住房间虽然很破,但墙上始终贴着女儿的照片,每天打工回家,坐在榻榻米上看着墙上的照片,他就又有了拼下去的动力。
拍摄纪录片时,他与女儿已经分别八年,为她攒够了100多万的留学备用金。
丁晽在复旦附中念书,学习很刻苦,她珍藏着一盘录音带,里面是过生日时父亲为她在电台的点歌庆祝的录音:
丁晽,爸爸的好女儿,虽然我不能坐在你的身旁,给予直接的指导和关怀……希望这首歌能给你温暖,父爱的力量,给你战胜困难的勇气,努力吧,女儿,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不久,丁晽就不负重望拿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的offer。
为了见一见父亲,她专门订了日本转机的机票。
阔别八年,机场的地铁还未停车,她就透过快速移动的车窗,认出了在站台等待的父亲
好不容易相聚,丁尚彪只是笑着走过去,默默接过行李,仔仔细细地打量她,对照着分别多年她的变化:
长这么高了,比我还高了,怎么会长白头发,我看看……
他带女儿去自己曾经打过黑工的拉面店吃面,一进门同事们纷纷感叹:「丁桑,真的有个女儿啊」,从前他们只是从老丁那里听说过,都没当真。
转眼到了第二天,女儿要去转机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老丁不能进机场,只能在机场的前一站与女儿分别。
到站了,等到老丁抹着眼泪下了车,之前一直强忍着眼泪的女儿,才捂着嘴背对着站台上的父亲哭了出来。
留守在上海的老丁的妻子陈忻星,也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女儿和这个家庭。
丈夫寄回来的钱,她一点没花,全存了起来,家里的用度全靠自己在制衣厂上班的薪水。
为了省钱,天天吃白面条,给女儿削苹果自己只吃苹果皮,生病都不上医院。
为了去美国陪女儿,她连着六年,申请了十二次签证才成功(签证每年只能申请两次)。
跟女儿一样,她也办了在日本转机,能在日本停留三天。
这是十三年来,夫妻二人第一次团聚。
临行前一向节俭朴素的陈忻星,特地去理发店打理了头发,用外甥送的料子在裁缝铺做了新衣服。
远在东京的丁尚彪,特意换上了结婚时的妻子缝制的红枕套,制订好了带她在东京旅行的攻略。
在地铁站接到妻子后,他就一直眼带笑意望着妻子,好像怎么都看不够似的。
之后他陪着妻子去寺庙祈福、逛庙会、赏樱花、看夜景,三天,过得像新婚夫妇度蜜月一样。
但短暂的甜蜜相聚后,又一次,老丁在机场的前一站送走了妻子。
夫妻二人,一个在站台,一个在车里,不敢多说一句,多看一眼,车开动的那瞬间,老丁的妻子还是忍不住回头,向丈夫招了招手。
老丁在日本打了15年工才回国,在昆山的日企工作了几年,担任日语翻译,才移民到美国与妻女团聚。
在美国,他又干回了老本行,在高级餐厅做杂务。他是店里年纪最大的工人,却是最勤奋的那个,获得了纽约宾馆业协会颁发的「大苹果」奖。
说起这事儿,他特自豪:「阿拉年龄最大,言话一句不懂,也能做到最好!」
直到2020年初,受疫情的影响,65岁的老丁才退休。
此时,女儿早已实现了当初的梦想,成为医生,在美国成家立业。
他说培养女儿的任务已完成,可以开始过自己的人生了。
丁尚彪在上海家,墙上也挂着的一家三口的照片,仿佛在暗示着观众,这个家庭虽曾分隔两地,却从未走散。
人间有八九都是苦,但剩下的那一两分总是特别甜,是可以靠这一两分甜活下去的甜。
1000个小时,315个人
丁尚彪是《含泪活着》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
而导演张丽玲,原本也是个留学日本的学生,与丁尚彪一样,她是1989年随着留学的浪潮去到日本。
一边打工,一边读语言学校,考大学、直至硕士毕业。
一路见证了太多留学生们的坎坷遭遇,她一直想拍一部记录他们生活的纪录片。
硕士毕业后,虽然已经入职日本大仓商社,白天工作很忙,她还是决定去实现这个想法。
日本的公司不允许有第二职业,她只能趁每天下班的时间偷偷出去拍摄,夜里干到一两点,第二天惴惴不安地去上班。
当时她就一个念头:
「只要你不开除我,我就会好好干分内的工作,但如果让我放弃拍片子,那我宁可失掉这份工作。」
3年多的时间里,她投进了自己所有的钱,举债数十万美金,接触了315个人,跟踪拍摄了66人,拍了1000盘素材带,终于在1999年完成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
片子共有10集,老丁出现在第5集《家在我心中》,在富士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收到400多万封来电和来信,创下36%的收视率纪录,因此才有了后来重新制作的纪录片电影《含泪活着》。
纪录片播出时,日本因为经济低迷、发展停滞,自杀人数连续八年上升,每年有超过三万人死于轻生。
丁尚彪的故事,激励了很多日本观众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有数十万观众在纪录片的网站上留言。
其中也不乏许多像曾经的老丁一样,处于绝境的中年人。
渡边太郎四十八岁,看这部片子时,他刚因被公司辞退萌生自杀的想法,老丁的故事让他觉得很惭愧,也让他鼓起勇气面对困境,承担责任。
看完这个纪录片,书单君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遇到中年危机我们该怎么办?」
思虑片刻,书单君自答:
「我们早晚有一天会发现,身边全是不想面对,却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比如失业、婚姻、二胎、三胎、房贷、车贷、育儿、三高、养老……
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一口深井,觉得自己使出的每一份力,都像是在对着空气挥拳。
会痛苦,会无措,可最终一切的困难,都还是要自己一点一滴地去应对。
这就是中年的危难中还有倔强这个生存的机遇。」
纵然含泪,也要活着,在那口深井里,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只属于自己的英雄主义。
撰稿:清凉油
主编:初穗
图片来源:《含泪活着》、部分图源来自网络。
原标题:《上海男人日本受虐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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