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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跨国红娘:促成婚姻没有那么容易
原创 郑卜丁 液态青年
作者|郑卜丁
巴沙觉得这不是一桩看上去那么容易的生意,他们的公司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珠海、台湾都有代理,“但一年能促成几对就很好了。”
“他们(中国男性)最看重的是年龄,其次是外貌——亮色头发最好,身材绝对不能胖,再然后就是受过高等教育,会说中文或者英文”,做了四年多“红娘”后,俄罗斯人巴沙总结。
2017年,巴沙飞到北京,注册了一家跨国婚姻咨询公司,主营业务就是促成中国男人和俄罗斯女人之间的婚姻。
彼时在中国互联网上,正流传着许多诸如辍学农村青年迎娶俄罗斯美女,俄罗斯、乌克兰女多男少的信息。实际上,更早几年,在问答平台以及社交媒体上,“如何娶到俄罗斯老婆”的相关问题和回复就多达数十页,直到现在,依旧有人在不断关注和回复这些问题。
一些婚介平台将“中国男人+俄罗斯女人是绝配”作为标题进行宣传,但在真正从事跨国婚介业务多年后,巴沙觉得,根本不存在哪一个群体和哪一个群体是绝配,爱情只关乎个人,相对而言,跨国婚姻会更难。“不是所有中国男人都适合娶俄罗斯女人”,巴沙认为。
巴沙组织在珠海举行的线下相亲活动。图片:受访者
01
女会员和男客户
巴沙大学时的专业是经济学和中文。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从伊尔库茨克前往圣彼得堡,从事外贸领域的中俄翻译工作。
从那时起,巴沙开始接触很多中国人。“他们和我熟悉了之后,会试探性地问我能不能介绍女朋友,”巴沙说,他当时没有多在意。由于一直学习中文,接触中国人,在他身边有很多中俄跨国情侣,“我2007年在北京就认识一对中俄情侣,他们一直生活到现在,非常幸福。”
在圣彼得堡,巴沙从事翻译的领域从汽车到建筑公司,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涉及了区块链和数字货币。
2017年,巴沙决定自己创业。他想着,既然这么多中国男人想认识俄罗斯女人,那他作为俄罗斯人,更容易获取女性会员信息,也更容易被信任。
没过多久,巴沙飞到北京注册了公司,在北京待了几个月后,便回到俄罗斯寻找女性会员(希望找中国丈夫的俄罗斯女人)——只有拥有足够多的女性会员资源,才能吸引男性客户。“最开始的一年基本没有什么业务,”巴沙说,男性客户都希望有很多可以挑选的对象,但当时巴沙手上并没有太多女会员,没什么可供他们挑选的。
经过一年时间,巴沙通过网站和中俄两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自己的相亲业务,渐渐积累了一些名气,对中国感兴趣的俄罗斯女人会在他这登记信息,越来越多中国男人也寻信找到他。
相较于俄罗斯女人,巴沙的男性客户们认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许多中国女孩像公主一样长大,是家里唯一受宠的人。而俄罗斯女人一般要承担几乎全部家务,加上外形因素,俄罗斯人属于东斯拉夫民族,一般皮肤白皙、额头和鼻梁高,脸部轮廓明显,身材也比较高。“这在一般中国男性看来,都是美的象征。”
2018年7月14日晚,杭州一水公园冰雪泡沫节现场,数十名俄罗斯美女上演了一场热辣的水上维密秀。图片:CFP
巴沙告诉液态青年,绝大多数俄罗斯女人希望通过结婚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她们也不会要求那么高,不会要求有房有车。“一般俄罗斯城市的女人会希望找中国大城市的男人,而来自乡村的可能会找一些小城市的,对于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乡村,她们也不排斥。”
目前,巴沙的公司有大约800名女会员。在这里,女会员并不需要缴纳费用,而男客户则按不同套餐,需要缴纳六千到八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一般情况下,六千是介绍三名女会员;八万元则是终身制,可以看到网站中所有女会员的信息,巴沙也会一直负责到男性找到心仪的对象。
服务的一般流程是,给男客户推荐女会员,巴沙会通过男客户的要求,在资料库中进行匹配,然后把女会员的资料推荐给他,如果男客户有意向,会让他们先线上聊天,再线下安排见面。
新冠疫情开始后,线下见面变得有些困难。11月28日,巴沙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布了一条信息,呼吁男客户尽量选择本来就在中国的俄罗斯女会员。
02
“中国男人对我们存在误解”
“其实两个人能不能相处得来才最重要。很多中国男人对我们(斯拉夫女人)存在误解,都是在网上看的信息,并不了真正解我们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丽莎是巴沙在北京的婚介代理人。她今年30岁,来自乌克兰,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丈夫是一名北京人。
丽莎和丈夫是闪婚,“2018年前后,我在阿里云工作,做英文编辑,身边都是程序员。有一天,我们接了一个项目,一个长得高高大大,有着很酷文身、脏辫的设计部男同事来和我们谈工作。那种艺术感,让我觉得他太与众不同了。”
两个人认识到第三周,设计部男同事突然问丽莎,“你愿不愿意和我结婚?”
丽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回答,“愿意”。
他们的蜜月旅行是在颇具俄式风情的哈尔滨。北京到哈尔滨的高铁上,26岁的丽莎还有些恍惚,“我这是去干嘛?这就要结婚了吗?”
在中国的六年时间里,很多中国男人会让丽莎帮忙介绍俄罗斯或者乌克兰的女朋友。在一个群里认识巴沙后,丽莎把巴沙推荐给他们。怀孕后,丽莎从阿里云辞职,成为了巴沙的北京区域代理,负责接待北京附近的客户,给他们签合同提供咨询意见。
找到丽莎的中国男人并不少,但丽莎觉得,其中真正适合找俄罗斯或乌克兰妻子的人并不多。“有的人上来就说我有多少多少钱,我就会问,‘所以呢’”,丽莎觉得,钱并不代表什么,除了钱,能不能相处得来才最重要。
至于斯拉夫女人的择偶标准,丽莎说,“其实中国女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喜欢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不分国界,是相通的——善良、幽默、有责任感、容易沟通,不要太固执,这些好的品质所有人都喜欢。”
可能有一点不同的是,“俄罗斯、乌克兰女孩更喜欢高大健壮的男人,不喜欢现在的‘小鲜肉’,不喜欢‘妈宝男’。”丽莎的一个前来咨询的客户,三十六七岁,口头禅是“我妈妈说”。“这样没有人会喜欢他。”丽莎说。
丽莎觉得自己的丈夫就非常有独立思想,“我们任何事情都商量着来,公公婆婆有时候因为观念不同也会提意见,但是他都会出面沟通,以我们的决定为准。”
丽莎一家三口。图片:受访者
三年前,丽莎和丈夫回到乌克兰基辅生孩子,“剖腹产几天后,医生让我下地走,说利于伤口愈合,我丈夫就陪着我出去;孩子满月后,我们回到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天气,我说要带孩子出去,他会和我商量说就出去一会儿好不好;平时,孩子的奶奶总是希望给他穿很厚的衣服袜子,但我们会一起告诉她不需要这么小心。”
而在她平日里的咨询中,丽莎发现,很多中国男人和俄罗斯女人并不能很好地相互理解。“比如他们会和他们的妈妈一样让我们坐月子、戴帽子、不洗澡、喝热水、别喝咖啡,但我们祖祖辈辈都不会这样,不是逼我们就能做到的。”
03
“和她们交往不用猜”
但在山东男人李远看来,自己对俄罗斯妻子的包容度还是很高的。
2019年春节前,做外贸生意的李远经生意伙伴介绍认识了巴沙,那时候李远已经30多岁,家里催婚催得厉害,他想“跑远一点”。这一跑,就跑到了深圳。
李远在20多岁的时候谈过两个女朋友,但都没能走到最后。在深圳,他也参加过很多线上线下的相亲活动。“但说实话,真的很难找到合适的。尤其在深圳节奏这么快的地方,相亲更像是一场生意谈判。”李远说,“我很难想象那种两个人坐在一起,彼此拿出表格,匹配到合适的条件就结婚,这种生意式的婚姻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生意伙伴引荐李远和巴沙认识后,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巴沙提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对方年龄小一些,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李远记得,安娜是巴沙推荐给他的第三个女孩子。
2020年,安娜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李远和她在微信上聊了一个月后,飞到上海,吃了顿晚饭,就飞回了深圳。
对于安娜,李远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漂亮,也非常大方”。
这次见面让他们很快就确定了关系。通过进一步了解,李远还知道,安娜大学以后就自己赚生活费,“她非常独立,在莫斯科做公寓出租,买衣服会精打细算。”两个人在一起后,李远也在一些事情上顺着安娜,“我们在饮食口味上有很大不同,但她做什么我吃什么。”
今年年初,李远和安娜已经登记结婚,他们的宝宝预计会在明年出生。虽然一切进展得很快,但李远觉得,他是准备了35年才遇到安娜,而安娜是一个很直接,不会往爱情里掺杂一些太多东西的女孩,而这是他一直以来所向往的纯粹的感情。
2019年6月28日,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黑河市妇联承办的“中俄婚礼体验活动”。图片:CFP
直接——也是赵翔最欣赏俄罗斯女孩的特质。“我的前女友就是俄罗斯人,和她们交往不用猜,她们一般有什么说什么,相处起来比较轻松。”
赵翔今年28岁,在中国台湾做畜牧业生意,他告诉液态青年,“台湾长辈也会催婚,大概从二十三四的时候开始。”
赵翔最初找到巴沙是为了咨询上一段感情问题,当时他感到与前女友的感情岌岌可危,“巴沙只给我解释了她为什么会这样做,但也告诉我,想改变非常难。”后来,巴沙给赵翔介绍了一个叫达尼亚的俄罗斯女孩。达尼亚是00后,起初赵翔觉得对方年龄太小,但出于礼貌也会定期问候几句。
这样几个月后,他们偶然聊到星座,“我们都是天蝎座,讨厌背叛,在前一段感情上有着类似的经历,就突然感觉很懂对方。”去年的情人节,赵翔通过网络给达尼亚送了一大束玫瑰花,住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达尼亚十分感动。“不管哪个国家的女孩,送花还是必不可少的。” 赵翔分析,中国男人还有一点比较受俄罗斯女人喜欢,就是大多数人会分担家务,会做饭——这在俄罗斯男人里很少见。
和李远一样,除了欣赏俄罗斯女孩的直接,赵翔也非常欣赏对方的独立。“她虽然年龄小但很自立,15岁就来过中国做模特表演。我也会很早和她挑明,我不是那种有钱人富二代,不过她表示并不介意,因为苦可以两个人一起吃的。”
他和达尼亚约定好今年12月在土耳其见面。这几个月来,他都在默默策划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
04
“这不叫包装,这就是欺骗”
赵翔觉得自己和巴沙很聊得来,“他有俄罗斯男人的强势和直接,但也非常健谈和幽默,我们除了感情问题,还会谈彼此的工作,甚至有机会还打算一起创业。”
但在巴沙做“红娘”的四年中,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很多客户相亲成功后并不会和他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也听说过一些中俄婚姻婚后并不幸福的案例。在巴沙看来,这其中,很多中国男人会包装自己的信息,给对方虚假的承诺,“一些人就是想娶到外国老婆,这让他们觉得很有面子,所以他们会在婚前极尽付出和承诺,但结婚后就不一样了。”
“在我们俄罗斯人看来,这不叫包装,这就是欺骗”,巴沙说。
巴沙听说过一对,男人之前离过婚,想找个外国的妻子。后来,他和一个俄罗斯女人很快结了婚,婚前承诺会尊重两国文化、会提供良好的生活。但婚后发现很多问题——男人并不愿意包容外国妻子,只希望和她结婚生孩子,日子也并不幸福。但他们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婚,因为俄罗斯女人很重视家庭和孩子,更重要的是,她在中国也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巴沙说,很多俄罗斯女人嫁到中国,生了孩子后并没有工作,所以丈夫对她们的态度往往决定了她们的生活质量。
“结婚后我没有很多朋友,而且我已经三年没回家了。” 丽莎告诉液态青年,虽然她的中文和英语都非常好,但她也觉得孤单,她还想起自己刚来到中国留学的时候,“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买饭买水,什么都看不懂,哭着打电话给妈妈说我要回家。”
而在她成为妈妈之后,她会更少想这些问题,“现在所有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她去什么学校,上什么补习班。”丽莎基本上包办了孩子的教育,在这一点上,她和其他中国妈妈很像。“
尽管如此,丽莎还是觉得想要促成中俄婚姻没有那么容易,“我有一个客户,是个公司高管,40岁了还没有结过婚,他的要求是找一个金黄头发、蓝眼睛,年龄不到30岁的俄罗斯女人。”而这几年 ,这位客户先后和7个女性见过面,疫情前还会经常飞到俄罗斯去见,线上聊过天的则更多,但他没有一个喜欢的。
丽莎发现,他们很难为年龄偏大的中国男客户找到俄罗斯年龄相仿的未婚女性——俄罗斯人的观念与中国人不同,女人30多岁没结婚没生孩子,相较于离婚有孩子的,在婚恋市场上可能更遭到歧视,而中国人则更倾向找未婚的。
巴沙(中)在一场线下相亲活动中。图片:受访者
巴沙也觉得这不是一桩看上去那么容易的生意,他们的公司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珠海、台湾都有代理,“但一年能促成几对就很好了。”
根据塔斯社援引莫斯科户籍登记处的数据,2021年前十个月,当地已缔结了超过 11000 场国际婚姻。其中,78%是外嫁。在对外婚姻中,尼日利亚(133)、土耳其(114)、阿富汗(99)、古巴(76)、越南(71)、印度(68)占多数,与中国人结婚的数量只有14对。
疫情使得跨国相亲更加困难,“北京到海参崴飞机不过两个多小时,但隔离可能要花一个月。”巴沙说,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疫情的限制越来越少,他想继续扩大自己的业务,开展旅行相亲的活动。而当被问到为什么不考虑中国女性客户时,巴沙表示,“需求很小”,顿了顿他又补充,“俄罗斯男的不怎么样”,并加了一个“捂脸”的表情。
(文中李远和赵翔为化名)
原标题:《中俄跨国红娘:把俄罗斯女人嫁给中国男人,总共分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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