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商人当国

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当过一国之君，做过首相的，倒是有七八位。

最早的、也是最出名的是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他年轻的时候，在现今河北省的蠡县一带贩卖皮毛，一直到今天，那里仍是北方最大的皮毛市场之一。在当上齐国首相后，他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是为“四民分业”，这使得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

管仲让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用的办法不是打仗，而是对内实行“盐铁专营”，对外鼓励自由贸易，“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了娱乐天下，他还在首都开设国营妓院，所以后来，管先生被奉为色情业师祖，塑像遍布全国青楼。

第二个比较出名的商人首相是吕不韦。他自幼随父亲在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不过他志不在此。

《战国策·秦策五》中记载了他与父亲的一段有趣对话，吕不韦问：“耕田的利润最高能有几倍？”父答：“十倍。”又问：“做珠宝买卖的生意可得利几倍？”答：“百倍。”再问：“那么如果立一个国君，可得利几倍？”父答：“无数倍。”吕不韦慨然说：“每天拼命种地、做买卖，只不过多一口饭吃，我要建国立君，做惊天动地的大事。”

吕先生的办法很奇妙，稗史传说，就是先弄大一个姑娘的肚子，然后将她送给一个当人质的王储，后来这个结拜小兄弟真的当上了秦王，吕先生顺势攀附云端，权倾天下。更要紧的是，小兄弟生了一个很争气的儿子嬴政，就是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秦始皇。

吕不韦的结局很不好，是被嬴政小同学逼死的。他当政的时候编过一本《吕氏春秋》，里面就有不少经商妙道，比如：“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精简地说，就是“物以稀为贵”。

商人的命运到汉武帝的时候就不太妙了，这位大帝搞计划经济，还“独尊儒术”，崇尚自由贸易的商人自然在打击之列。到了大唐，李世民更是在商人的头上狠狠踩了一脚，他对房玄龄说：“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翻译一下，就是：“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们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

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

唐宋元明清，五朝绵延，只有在异族统治的元，出过几位商人首相。由于蒙古贵族不善于经商和理财，因此一些善于经营的商人便被吸收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忽必烈大帝曾任命多位商人出身的人出任宰相一职，如回族人阿合马、镇海，汉人卢世荣，吐蕃（藏族）人桑哥，这是自管仲、吕不韦之后，绝无仅有的景象。

这些人都颇有敛财之术，对帝国初期的经济重建和财政整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阿合马等人都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或被政敌刺杀，或被皇帝抄家砍头，并在《元史》中被集体列入《奸臣传》。

到了民国，最出名的商人阁揆是孔祥熙，他当过行政院代院长、财政部长。此兄出身山西太谷县票商家庭，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有天生的经商才干，以他的名字注册的祥记公司长期包销美孚石油在华北的总代理，一战期间，他把老家山西所产铁砂出口美国，大获其利。

孔祥熙当国，在1935年干了两票很大的事。他先是利用经济危机，把当时上海最大的五家民营银行收归国有，然后，进行了币值改革，在中国确立了金本位制。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血脉就是断送在这位票商后代的手上的。

抗战时期，孔先生大发国难财，天人共愤，西南联大学生上街游行，在“讨孔宣言”中写道：“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大恶极者莫如国贼孔祥熙……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这段话，我就不翻译了。

总之，商人当国，必有超人之才，行自由经济，懂得进退量化，搞管制经济，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往往私心熏天，公私不分，最后弄得下场都不甚妙。

此回，优秀企业家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国内的朋友有摇头叹息的，也有欢庆欣喜的，后者的逻辑是，商人都是利益动物，金钱大于主义，川普一定比冠冕堂皇、政治正确的希拉里要好对付。

我倒不这么看。商人川普的腰板也许比希拉里软，可是，他耍起无赖的本领也一定比希女士要大。好不好对付，还真难说。

商人从来是政治的“黑天鹅”，它飞起来的时候，往往没有人猜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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