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人人口连年下降，特朗普真能兑现“建墙”承诺吗？

对美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的“承诺”，既不能完全相信其会“兑现”，也不能全不相信其不会“兑现”。从历史上看，就“兑现”而言，这些“承诺”基本要打个对折。在特朗普面临国内国际两场大变革的背景下，其在大选中的那些“承诺”将来被“兑现”的情形（包括在美墨边境建墙以阻挡非法移民），可能也不会例外。

国内社会力量变化导致美国政治大变革

美国社会力量（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及社会运动，系社会力量的含义之一，包括必要考虑的人、机构和团体）在一定时期的急剧变化，不时会导致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白人的反民权运动，导致了民主党内部“战争”的爆发，从而为尼克松到里根的共和党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

2016年美国国内的大变革，同样源于社会力量的急剧变化。具体而言，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美国社会反移民运动的“如火如荼”。问题是，这一次的美国社会力量急剧变化，就短期而言，使特朗普走向权力顶峰；而就长期而言，美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并不利于特朗普们或者特朗普们在共和党内的同路人。且看以下数据：

美国白人人口比例在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69.1%、63.63%，下降趋势明显。而2014年，美国白人、黑人、亚裔、拉丁裔占美国人口比例则分别为62.2%、12.4%、5.9%、17.4%；预计2060年这一比例将分别为：43.6%、13%、9.1%、28.6%。

据此推算，2016年白人人口比例不应高于2014年。但另一方面，2016年大选中白人选民却占美国选民人数的70%，高于其实际人口比例近10%。

我们再来看看2016年大选中的投票情况。按照族裔划分，投给希拉里的选民比例分别为：白人37%（白人选民占全部选民的70%，高于其人口比例约10%）、黑人88%（黑人选民占全部选民的12%，基本与其人口比例持平）、亚裔65%（亚裔选民占全部选民的4%选民，低于其人口比例约2%）、拉丁裔65%（占全部选民的11%，低于其人口比例约6%）。

与此同时，投给特朗普的选民比例分别为白人58%、黑人8%、亚裔29%、拉丁裔29%。由此观之，即便按2014年的人口比例计算，如果拉丁裔和亚裔的选民比例与其所占人口比例匹配，特朗普今年当选总统的可能也会更低、甚至不可能（事实上，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得的选民票，已经比希拉里少了超过57万票：希拉里获得的选民票为60839992票，占选民票的47.8%；特朗普获得的选民票为60265858票，占选民票的47.3%），更不用说如今在美国还有1100万没有“合法”身份的拉丁裔移民。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人中产阶级今年是在为自己的（主体）身份而战（也许是最后一次有实质意义的发声发力）。须知，从长期趋势来看，如果不发生对美国而言具有灾难性的移民政策变化（例如开始驱离、隔离移民，这种变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可逆转。

这种以族裔为基础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即便是在2016年，也具有丰富的美国国内政策意义——无论是谁当选总统。

仅以移民政策为例，如果特朗普在竞选中的“承诺”得以完全“兑现”，无异于会引发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国内战争。这不仅是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无法承受之重，更是以移民立国的美国这个国家无法承受之重。更何况，到2020年下一次总统选举，预计非白人人口还将进一步上升。如今，即便特朗普们还没有在移民政策上“行动”起来，美国自媒体上已经有人在发出誓言：“今天我们哭泣，但明天我们将反击”。

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变化导致全球国际政治大变革

在当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缠结在一起的时代，2016年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愤怒”，成为国际政治正经历大变革的一个很好的注脚。换言之，白人工人阶级的“愤怒”不仅是针对美国的精英们，也是针对美国精英们的所谓“不爱国”行为——把大把大把工作岗位输往他国。

但正如上述美国国内社会力量变化——具体而言是人口结构变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一样，当代世界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变化趋势亦然。由此就会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战争”。如果说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是在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未来趋势而战——因此长期而言是徒劳的，那么特朗普们将要与外部世界的“战争”也是徒劳——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变化趋势并不以具体个人乃至具体国家的意志为转移。

当今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变化，体现在实力、制度和理念三个结构维度上。随着实力结构维度已经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发生实质性变化，新的制度结构也在塑造之中（例如，G7的重要性逐步让位于G20）；与此相随的是，欧美政治衰败之势日盛，旧的理念结构——西方自由主义俾睨天下——已然松动。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在大选中许下的外交“承诺”——孤立主义，倒是被“兑现”的可能性颇高。这种孤立主义所传达出的内容，既不同于华盛顿“告别演说”中的精神实质，也难以望“门罗主义”的项背，而是一种“每况愈下”的孤立主义——犹如曾经辉煌的19世纪英国“孤立主义”走向如今孤芳自赏的“脱欧”孤立主义。

换言之，特朗普们要面对的，其实是如何调适的问题——即如何调适自己的角色，以适应正在或已然发生变化的外部世界。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