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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上的苏州,地图中的上海
11月12日,“博物与图像视野下的江南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召开。本次研讨会是自2014年以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连续第三次主办江南史专门讨论会,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科研院所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江南史研究的新方向。
与会学者合影
开幕致辞中,本次研讨会主题的提议者、上海师范大学的钱杭教授身体抱恙,致辞稿由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健代为宣读。钱教授在讲稿中回顾了“博物与图像”这个主题的缘起和确定过程,并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殷切希望:“让博物学以一个主要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的身份进入主流学术圈,希望通过文本研究的实物化和博物研究的历史化,对主要由文献建构起来的江南史做出切切实实的注释。”
为期一天的研讨会日程紧、容量大:上午有范金民、王振忠等五位教授做主旨报告;午饭后冯贤亮、徐茂明等四位教授做了大会发言;接着是两个分组讨论,分别有八位、九位学者作报告,每组各有两位教授评议;最后是所有人都参加的圆桌讨论环节。本次研讨会中,与会的专家学者均有发言,在“博物”与“图像”的视野下解读江南史。记者从中选取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教授和钟翀教授的两篇报告加以介绍,以飨读者。
会议现场
从碑刻看苏州
唐力行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碑刻与江南社会研究》,他将“江南社会”聚焦在苏州一地。唐力行在报告的开始先向大家介绍了苏州碑刻的情况:1959年,江苏省博物馆就编纂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收录碑文370件,其中苏州为322件,占全书的86%;1981年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联合编纂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收录碑文258件,其中100余件与《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重复;1998年他本人参与主编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收录碑文共500件,而且经过详细地比照,前两本已经收录的碑文就不再收录进这本碑刻集中,所以三本书共收苏州碑刻近千件。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五十年里,全国一共只出了七本碑刻集,苏州碑刻之多,是与明清以来苏州的地位相应的,而这些碑刻也是研究明清社会的重要资料。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限于时间,唐力行只能对这500件碑刻内容做简要的介绍。首先是对墓志铭的解读。《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共收录173个墓志铭,上面共有180个名字,因为有夫妻合葬的情况,他将这些不见于正史的普通人扮演的社会角色分为8类:妇女、儿童;农民;商贾;塾师、郎中;粮长、富户;士宦、乡绅;将官及其他,其中又以妇女为多,有65人。“每一块墓志铭都要介绍铭主的婚姻、子女和生活,因此,一块墓志铭就是一个家族的简史。”唐力行说,“社会的最核心结构是家庭结构,通过墓志铭对苏州的家庭结构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173个墓志铭反映了158个家庭的情况(其中有一部分是同一家庭的),他们中7家无子女,两代同堂39家,三代同堂77家,四代同堂31家,五代同堂4家。无子女家庭大多立嗣为继,他们与两代同堂的家庭共同构成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29.11%。三代同堂的家庭属主干家庭,占48.73%,它们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干双核心家庭,三代人中的第一、第二代有两个核心家庭同财共居;一类是三代人中只有一个核心家庭,即主干单核心家庭。这些二、三代同居的小家庭占了77.84%,所以苏州人的家庭规模较小。
据他统计,上述158个家庭平均每户有子女4人,男孩与女孩的比例为1.18:1,这类小家庭的人口数平均当为6至8人。至于四、五代同居的家庭则占22.15%,这类家庭规模较大,但他们的构成并非一定是共组家庭,“多代同居”主要跟苏州人的年龄构成相关。据墓志铭所提供的妇女年龄统计,明代53人,平均年龄62.77岁,其中最大者97岁,80岁以上13人,占24.55%;清代8人,平均年龄61.75岁,最大者90岁,80岁以上占12.5%。明清两代平均年龄62.66岁,80岁以上占23%,这个比例与四、五代同居家庭占家庭总数22.15%的比例是相对应的,可见,造成四、五代同居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因素。从墓志铭具体内容来看,这些家庭的规模因多代同居而稍大,大约在8至10人之间,只含两个核心家庭,仍属主干家庭的范畴。10人以下的小家庭占被统计家庭的97.5%。
他还对墓志铭中所出现的108名妇女的名字做了一个统计,其中出现最多的字排列如下:妙(51次)、安(15次)、清(15次)、真(14次)、淑(12次)、宁(11次)、素(10次)、贞(7次)、秀(6次)、善(6次)。名字中使用“妙”字者高达51人,占被统计妇女总数的47.22%。有意思的是,母女两代名字都用“妙”的有6家,三代同用“妙”的有1家,并不避讳。重名者也多,同叫“妙安”的有10人,“妙真”有8人,“妙宁”有6人,“妙清”有5人。唐力行认为,女少为“妙”,这些妇女以妙为名自然寄托着永葆青春美妙的希望;同时,“妙”还常被用作僧尼道姑的法名,可见释道渗入民间家庭之深。与“妙”连用的字以及出现最多的字,都体现了传统伦理对妇女的要求。
在重点解读苏州碑刻中的墓志铭后,唐力行又约略介绍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碑刻的代表,如禁止乱设摊点的《吴县示禁清理张广泗桥附近摊柜以防火灾而通水埠碑》,保护商标的《元和县示禁保护沈丹桂堂碑》,维护宗族产业的《吴县示禁保护申氏族产碑》,保护太平山自然环境的《吴县县政府、苏州公安局、吴县公安局布告第一四五号》等等。他在讲演中时常类比到现代的种种现象,妙趣横生,从碑刻的角度再现古代苏州的市民生活。
从地图看上海
钟翀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近代日本的江南城市地图创作——以上海图为案例》。上海是我国近代史上与日本交涉最为深入、同时也是近代地图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城市地图不仅能够展示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历程、近代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结构功能,而且也为解读、探索江南的都市社会与地域文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基础研究素材。
他首先简略介绍了日本的地图文化:日本自江户时代起就已发育形成独特的测量术与制图产业,文政四年(1821年)伊能忠敬以算盘为工具所制日本全图,其精确度曾令西洋人大为惊异;京都与江户等都市留存的诸多大比例尺实测平面图,实用、精确且多姿多彩,反映地图文化在当时日本社会的浸润与发达。明治以降,日本制图业者追踪模仿西洋测印技术,并迅速将其制图传统融入到了近代实测地图之中。
《清国上海全图》
然后,钟翀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近代最早的日绘上海地图——《清国上海全图》的制作过程。图上载有成富清风(明治初的日本留学生,1871年来华)于明治六年一月所作序文,开头提到:“壬申之岁,品川领事官于上海也,患市塵纷杂,虽有旧志,苦非全璧,使览者仍无把握,往往有迷途之叹。遂留心审察,倩绘图者画成善本,逐一细志,精勤校正,阅数月而后成。质诸西人,西人称善。”由此可知这幅图是日本第一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在1872年主持编制的,并在第二年完成。然而当时登录在册的在沪日侨仅数十人,且没有测绘人才,他们是如何进行如此精确的现代地图测绘呢?钟翀通过品川在图上的识文帮助解决了这一疑问。按品川氏说明,此图是以1866年上海港长、西人“ホグリー”所绘图为底图,并参考1866年由工部局测量者所制大比例尺地图与相关街衢、港航资料编绘而成的,根据两图的图式特点以及“ホグリー”对应于Hockly的音译,他断定此图所用底图就是1866年由上海港长S.A. Viguier与J. M. Hockly所绘的China East Coast, Wusong River, Shanghai Harbour,这幅图现存于英国水利局。
《China East Coast, Wusong River, Shanghai Harbour》
两幅图的主要差别,是对于建成街区与道路的表现。按西文图上的说明,其城市部分表现用的是1861年法制地图,资料相对较为陈旧;而《清国上海全图》则作了较多的增绘,不过从目前所知同时期的西文租界地图来看,要增补这一部分的内容也并非难事,绘者完全可以参考刊行于1864-1866年的英、美等国的大比例尺租界实测图。事实上,迅速追踪西人最新测绘成果,并在补充调查的基础上将之加以编绘或改进,也是近代早期日本制图的一大特点,在北京、天津等早期日绘城市图上均可见到这种现象。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国人的地图绘制,在引进方面则显现出更多的犹疑与迟滞。
接着,钟翀介绍了日籍沪上名人岸田吟香的在华活动。岸田吟香是近代最早来华经营的日商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汉学家、早期日本对华谍报活动者。他在河南中路开设贩卖眼药的乐善堂上海分店,并自光绪七年(1881年)始设印刷厂,经营铜版印刷及图书业,获利颇丰,他以乐善堂为据点主持绘制了多种上海地图,如1885年的《上海城厢租界全图》,这也是乐善堂最早绘刊的上海地图。然而,岸田吟香也没有能力进行实地测绘,钟翀推测他应该是用了1875至1884年间由上海地方政府主持施测、由点石斋石印刊行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为底图,并参考当时其他一些西文底图,略加增补修正,然后以当时风行日本的腐蚀铜版镌刻刊行。由于在印刷上采用了颇为成熟的铜版技术,因此此类地图印面明晰、纸墨精良,这在近代石印刚刚起步的上海地图界,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上海城厢租界全图》
在接下来的讲演中,钟翀图文并茂地对1905年到1943年日本所绘的《最新上海电车路线图》、《最近实测上海新地图》等地图以及日本堂等日系书社做了简要说明。
他最后总结道,日本在地图测绘起步晚于英法美,日人所绘的上海地图主要是以西方测绘地图为底图,多是编绘型地图。不过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日俄战争以后,日资大量进入中国,加上他们对新技术的吸收特别迅速,自己也开始独立创作地图。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商务印书馆很多地图都在日本承印,日本在用纸、敷色、构图、装帧、印刷技术等方面的高超技艺,使其在近代中国制图业的品质提升与地图文化的普及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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