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学理论家：历史学家为什么无法就“过去”达成共识

【编者按】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当代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曾任教于奇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Chichester）历史系，2008年退休。詹金斯是后现代史学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本文原为詹金斯2005年在奇切斯特大学做的教授就职演讲。作者通过思想自传的形式介绍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逐步接受高等教育、并最终获得大学教职的。作者早年阅读加缪、尼采等人的作品，培养了他对理论问题的思考。在接触到海登·怀特之后，他开始对史学理论，特别是持后现代立场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兴趣，最终吸纳并阐扬了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等人的思想。大体而言，詹金斯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单个的历史陈述的确可能符合于客观发生的过去。但是从话语的角度、从历史文本的整体而言，历史作品还包含了许多非认识论的、审美的、伦理的因素，它终究是历史学家个人的诗性建构，是一种转义。

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成长在一个劳动阶级的家庭，它位于德比郡中部的一个小村庄的边缘。一直到15岁，我都住在一个一边高、一边低的小木屋内，没有室内的厕所，没有热的自来水，没有电。我依然能够记得从煤油灯灯罩上的小洞中散逸出的气体所发出的嘶嘶声，我们的房间全靠这盏灯才能被微微地照亮；我还记得在冬天，卧室的窗户上从里面积满了厚厚的冰。不过，在那里（请记住，虽然那里的一切都显得很“乡村”，它依旧位于英格兰的中部，而英格兰早已经历了150多年的工业化，并且是世界上最为领先的经济体之一），我们的牛奶可是由车顶带着搅拌机的马车每天运送的。除了相对的贫困之外，我认为我享受了一段颇为田园牧歌式的童年。我没有任何知识上的抱负，也没有人要求我有，所以我就不停地嬉戏、游玩——通常是在户外，风雨无阻地在附近的森林、旷野和小巷中奔跑。我上了当地的小学，但并不知道教育有什么意义，我成功地没有通过标准成绩考试——老实说，这倒不花什么力气。于是，我上了当地的中学。其实，我也不是经常去上学。回忆起来，我从未做过任何家庭作业，从未温习过哪怕一点点功课。结果是，在15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合适的奖励——没有从我的学校得到任何一份写有我名字的资格证书——不过在那里，所有学生都不用参加公共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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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以为历史知识不过是“真实发生于过去”的诸多事实的集合。通过阅读D. C. Heath出版社出版的“欧洲文明的问题”系列丛书（所谓的Heath系列，在每一卷内都收进了关于某个相同主题的不同读本），当我第一次碰到对于同一“事件”的如此多种解释这一情况的时候，我被彻底弄懵了。我完全不理解。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既然只有一个过去，那么为什么职业的历史学家们无法对真实的过去取得共识呢？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过去本身与历史学是完全不同的，从本体论上就是有差异的。那个先于历史化的“过去本身”绝对不是历史，并且（幸赖事实—价值的二分法）“有关过去的事实”从逻辑上无法担负一种、或仅仅一种对它们的解读。不过，我想这种历史解释上的“人人皆可分一杯羹”一开始那么困扰我也可能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当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何历史学家们无法在某一种“解释”上取得共识的时候，实际上我指的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同意我的解释——在当时一种幼稚却十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解释。

我知道，作为劳动阶级的一份子和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左派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在我身上它们的确有着某种联系。当我在60年代末第一次读到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时候，我以为这就是全人类都会认同的理解过去的方式。他们并不如此——以及逐步意识到他们不能如此（鉴于阶级/意识形态主宰着阅读）使我深切地了解了所有的——包括我自己的——阅读的真谛。由此，我再也没有感受到作为学者的历史学家们施加于“事实”之上以及“真实地”“客观地”发生的事情之上的力量；我再也没有了“为了过去本身的目的、站在过去本身的角度研究过去”的愿望，这些历史学家们发现的、所谓的“本身的目的、本身的角度”无非是他们投射到过去之上的——而这首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上的。换一种说法，我很快地意识到，无论过去被历史化为一幅如何有意义的画面，我们都是这种历史化的语义学来源。我是（并且依然是）政治上的左派，我偏爱（并且依然偏爱）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然而我再也不会认为我所偏爱的就是真理，或者历史与真理可能是一体的。我意识到所有对过去的历史化都和我对过去的历史化一样，不过是一种伦理—政治的赋予（investments）；并且，我自己的政治化的历史并不需要被掩盖——好像它包括了某种不雅的缺陷似的，它反而是可以被敞开的，这至少使得我自身的立场不是——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充满神秘色彩的（mystified）。

现在请允许我再将话题岔开一下。我想要说的是，至60年代末，我已经开始接受某种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在这个词出现之前，或至少在我接触到这个词之前。当然，在60年代，后现代主义还处在萌芽期，但是当它在80、90年代开始不断壮大的时候，我早已为迎接它做好了准备——尤其是鉴于我已经陈述过的原因。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事件促使我转向了后现代，转向了理论。

我依然可以准确地描述出这件事。虽然我离大马士革十万八千里远——事实上我当时正乘坐在从德比驶出的一辆公车上——我依然记得我从书的某一页中看到“上帝之死”这行字时的震撼。这本书是那个周六下午的早些时候我刚买的——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正如某些人说的，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被萌发的时刻。几乎一个晚上，加缪的文本就将我带入了一个我从未梦想过可能存在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反抗的世界、一个存在主义的世界、一个现象学的世界、一个荒谬的世界、一个崇高的世界。它由充满紧张感的文字写成，并且涉及一长串让我感到迷惑的人和事。谁是圣·茹斯特（St. Just），谁是德·迈斯特，谁又是马克斯·施蒂纳、波德莱尔、屠格涅夫以及最重要的——尼采？他们又都说过些什么？接着，是封底上的简介：

自由之大旗下的奴隶集中营、在慈善的名义下合法的屠杀、对超人的偏好——这让人如何辨明是非。当罪恶披上了清白的外衣的那一天，[那么]就该是清白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我从未如这般思考过。看看这些章节的标题：“该隐的儿女”“花花公子的反抗”“挑剔的暗杀”“虚无主义的谋杀”“反抗与风格”。它们都代表什么？也许有些悲哀，但绝对戏剧性地——尤其是现在看来——我当时感觉我必须把它们搞清楚。但我又面临着一个问题。开始阅读加缪是我依然还在教师培训学校上学的时候，虽然这些阅读帮助我将注意力转向“理论”的维度，然而这些东西大都在学校里是不教的。所以，从更加心智的层面上分析，这可能是将我推向大学学习的另一个原因。

一开始，诺丁汉大学似乎并不太适合我，然而慢慢地，我发现来到这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里面有三个原因。首先，我当然在这里通过“正统”学术的、经验性的方式学习了大量的历史。然而，这却反而让我更“反叛”、更加亲近“理论”。其次，我有时间继续进行那种由加缪而挑起的阅读。在70年代初，我已阅读了几乎所有他的作品：我知道了谁是圣·茹斯特和德·迈斯特；我阅读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作品，并且最重要地——我开始阅读尼采。我还——有些旁敲侧击地——开始从花费巨大努力、英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的新左派丛书中获益匪浅；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他们时不时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与悲观主义，不知不觉地帮助我对原本所了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有了准备。我的书橱开始被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本雅明、科莱蒂、阿尔都塞等人的作品所填满。第三，通过“辅修”政治学，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位“真正的”政治理论家——J.S. 麦克莱伦。

《西方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麦克莱伦新近出版了他厚达800页的大作——《西方政治思想史》。不过在70年代初，他还是一个就任不久的讲师。他师从乔治·斯泰纳，在剑桥大学刚拿到他的博士学位。他是一个极其傲慢的人，我在他那困难得令人发指的马克思主义专题课程中经受了无比的煎熬。我在1972年拿到了学士学位，随后开始在他的指导下继续博士研究，并在1975年完成了我的学位论文（《尼采、弗洛伊德与索雷尔政治思想中的意识形态与科学》）。不过，麦克莱伦颇为奇异地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对我有着影响。不管怎么说，我已经算是一个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了，我需要的只是一份工作。

然而我没能如愿。1974年至1978年间，我所能发现的政治理论教席的招聘数量一共只有两个，而我都没有应聘成功。从1975年到1978年，我只能在一些中学、学院以及诺丁汉大学兼职授课，直到1978年，我终于在奇切斯特大学的历史系谋得了一个职位。

想来，有两件事促使我将兴趣从政治理论转向了史学理论。首先，虽然我被安排教授欧洲史的课程，然而我在中学教书的经历帮助我接手了中学历史的教育资格培训课程(PGCE)。这门课程让我在接下去的十五年中接触到了几乎所有英国大学的毕业生，并且更加促使我思考“历史学的本质”问题。让我震惊的是——除了几个显著的例外——我的学生们在理论思维上的匮乏。大多数人都在名牌大学中的历史课程中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然而他们对这门学科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方法论的、美学的以及伦理/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还茫然无知，并且也无意去探究。他们埋怨道，为什么要把历史学理论化，“让我们直接去做不就好了”。

在我看来，这种情形真的是对英国的历史学学位的惊人控诉，并且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只要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存在，就依旧是不可接受的）。我越发受到对史学理论的，以及特别对美国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的兴趣的影响，由此开始以一种更加理论化的方式授课。

《元史学》（Metahistory）

我第一次阅读海登·怀特于1973年出版的作品——《元史学》——是在70年代中期，当时我完全不理解它。我要颇为惭愧地说，直到80年代中期我购买了他的《话语的转义》（出版于1978年）之前，怀特是被我忽视的。在那之前，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作品的阅读让我深怀挫败感；即使这个领域最为重要的期刊——《历史与理论》——在那时也显得沉闷不堪。那些关于“历史学的本质”的标准的介绍性文本也好不到哪儿去：如布洛赫（M. Bloch）、卡尔(E. H. Carr)、埃尔顿（G. Elton）、马维克(A. Marwick)、托什(J. Tosh)等人的作品都显得那么的中规中矩。由此，通过阅读《话语的转义》而对怀特的重新发现对我而言不啻于天赐的礼物；另外在同一时间，我“进一步发现了”怀特的欧洲伙伴——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和反基要主义者、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

这样，正是他们的作品，为我在80年代写的一系列论文提供了基础，并被我吸收入我的第一部书——《重思历史》（1991）中。这部作品被我计划为一种将引发争议的干涉，它有意地反对那种我知道大部分年轻的历史学者都会接触到的历史学。我试图将怀特的理念与当时那些带着“后……”标签的理论家们融合起来，他们因其启发性都可以被拉入“后现代主义”这面大旗之下。于是，正是这种理论的杂糅使我能将历史话语与后现代——至少从些许程度上——以前人所未及的方式编织在一起。紧随着《重思历史》，我又在1995年出版的《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埃尔顿到罗蒂与怀特》一书中阐发了一些新的见解。再接着，我又在1997年编撰了《后现代历史学读本》。

（本文原题《“曾经”：论历史》，摘自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标题系编者所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