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赤脚求学：吃苞谷饭，点桐油灯

【编者按】由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出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系列丛书《述林》第一辑即将面世，书名为《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本文摘录自该书，讲述了作家金敬迈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金敬迈

一

1942年秋天，父亲去世，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变得很窘迫。在重庆万县，我整天在街上卖烧饼油条，用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我妈妈对我说：“老迈，书还要读，怎么读你自个想办法，娘是没有力量了。”我也觉得要读书，我还那么小。我就打听到湖北有联中，它原来叫国立联中，是国民政府为了救助沦陷区逃亡出来的失学孩子，用国家拨款养活的。学校不要学费，不要杂费，不要书本费，不要伙食费，还发衣服。但湖北联中有个规定：必须是湖北籍的流浪儿童才能去。于是妈妈和婆婆给我凑了点钱，做了两双鞋，我自己准备了一个线毯，几件衣服。钱是两块光洋，其中的一块光洋换成法币。临出门，她们嘱咐我，让我跟着别人走，路上多打听。从万县经过黎川，到湖北恩施，再到恩施一个叫宣恩的地方，宣恩有个镇子叫高罗，高罗有一个叫九间店的村子，九间店有个学校，叫湖北省立第一初中，是个非常好的学校。

我背着个包，只身一人上路了。每天天还没有完全黑，就赶快找个院子住下来，天刚蒙蒙亮就出门。路上碰到人问：“你到哪儿？”“我到野三亭。”“野三亭我们顺路，那你跟着我们走。”走一段，他说：“好了，我从岔路走了，你顺着往前走，十五里路就到了野三亭，到那里你再打听。”中间也走错过路，被指错过路，反正就是“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此句口述有误，应为“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走了二十多天终于走到恩施。到省政府教育厅，我就说我是湖北人——我也会学几句湖北话，人家问我为什么来上学，我说我父亲去世，我失学了。他说那你要读哪边，我说我想读宣恩县高罗镇的省一初中。他问为什么要到那个学校去。我说，听别人讲，那个学校好。“哦，你还蛮有志气的，你考不考得取？”我说考得取吧，我功课还算好。他就用毛笔写了封介绍信，某某校长收，流浪学童金敬迈如何如何。我揣着这封信就又走。两百来里路，走了两天，到了省立第一初中。

二

重庆万县

我最初打算插到初二去，可在那儿一报名，人家说不行，因为我之前在万县初一只读了个把月，所以还得从初一读起。在联中读书很艰苦。课本不要钱是因为没有课本，读一年级，课本要从二年级同学手里头借，他们也不是人手一册，全班大概有那么七八套书，也是上一届读完以后交给他们的，就分给大家抄。那年月既没有钢笔，也没有铅笔、圆珠笔，都用毛笔抄。寒假时候我无家可回，就在学校抄课本，奇冷无比，手冻得不行。后来有同学就告诉我说，你到河边去捡两块鹅卵石，不要太大，就这么圆圆的，你把它悄悄丢到伙房的灶膛里头去，等他们做完饭，你再把它扒出来，找些草或破布把它包住，放到抽屉里头。它冷却得慢，可以好几个小时都有热度。抄书手冻僵了，就捂着那个石头摸一摸，然后接着抄。到后来我就索性捡了一块大的鹅卵石，冬天抱着鹅卵石睡觉。我宿舍的床铺在门边。冬天，雪就从门缝里刮进来，能在我的脚上落一层。后来我写《欧阳海之歌》，写欧阳海小时候砍柴，睡在柴草房里，脚被雪埋住了，其实这是写我自己。那时我的脚在冬天总裂着口子，永远长着冻疮，那个裂口似乎就从来没有愈合过。去学校前，妈妈给我做了两双鞋。一双鞋洗完晾晒，忘了收，过几天再找就找不着了。另一双鞋穿不得了，因为脚长大了，十二三岁正长身体，脚长得也很快，就没有鞋穿了。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更困难的事，就是视力急剧下降，这可能跟营养不良有关。另外，我没有灯，桐油学校不发，这得靠你自己，要是有钱，你就到集上去买点桐油——那地方没有煤油灯，煤油那时太贵了，大家都用桐油灯。有钱的同学买四根灯草，四根甚至于五根，那样火大一点；那么钱少的就买两根，有的还点一根，那就真像一个豆火一样。我没有钱买桐油，就跟我邻桌同学合伙用一盏灯。他坐一号（桌），我坐二号，灯放在我们当中。他坐在左边，是背光的，因为他右手写字，我是顺光，于是我们经常闹矛盾。他就索性把灯放到他左边去，我就只能利用灯的余光，他不趴下，灯光可以照过来，他头一趴下来了，我就眼前一片黑。上自习的时候——晚上自习是两个小时，那时候没有钟表，打钟吹号上自习下自习，我开始坐在那儿还有点精神，还偷点光看看书，到后来眼睛累了我就趴在桌上打瞌睡。老师晚自习要查一下课堂，就看看哪个座位是空的，谁没来自习，看完以后就不会再来。我后边一个同学，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覃好勋，因为他哥哥名字好记，叫覃好根。覃好勋有一个毛病：他不能够默念默读，不把课本念出声来就记不住。“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我就打瞌睡，半睡半醒地听。第二天一清早上课，老师叫“覃好勋！”覃好勋站起来。“背！”“臣……布……布……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苟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第四句他就背不下去了。过了几个人，老师叫：“金敬迈背！”“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我背得很流畅。头天晚上，覃好勋读过好多遍，等于我半睡半醒状态下默诵了好多遍。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记忆力特别强，听上几遍我就能背出来。所以国文老师后来基本不叫我背书，因为我都能背得出。在这个学校里，校长很喜欢我——他教英语。我爸爸从小教我英语，小学五年级，我就可以用英语写简单的作文了，记述今天做了什么事一类的。而联中初一才开始学26个字母，所以校长每次叫我背课文，我都背得很流利，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课本，每一课也就是几句话，单词我都认识。校长就认为这个孩子很聪明，其实我只是基础好。英语靠背，国文靠背，历史地理靠抄。把课文抄一遍，胜读十遍，特别是地理，地理要画图，照着描。湖南北边是湖北，西边是四川，东边是江西，南面是广东、广西；湖南省会是长沙，“湖南四水”是湘、资、沅、澧四条江；洞庭湖在哪儿，京汉铁路从哪过，我画过一遍图以后，就慢慢都记住了，到现在也记得。但是到了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我视力衰退很厉害，还得了夜盲症，到晚上完全看不见。因为我个子很小，坐在第一排，白天连黑板上的字也看不清。视力衰退就格外用耳朵，耳朵高度集中，听老师讲，就这样，功课好像也还能跟上。

三

说到伙食，当时吃的主要就是苞谷饭。国民党征收粮食，农民交的多是陈苞谷。仓库里头，保管也不妥，苞谷就都让虫子给蛀了。学生吃饭反正也不要钱，他们把好的粮食拿到市场去卖，次的就发给学校。苞谷磨完以后，当中已经被虫给蛀空了，净是虫粪。磨碎以后，苞谷皮白白的半透明，这是磨不烂的，虫也不咬这个东西。吃这种苞谷煮的饭，所有苞谷皮上的白衣，就都粘在喉咙里头。所以吃完饭以后，同学们就到课室与饭堂中间的水稻田里，都蹲在那儿，咳咳咳，苞谷皮粘在喉咙管上，很薄，粘得很牢，漱漱不下来，咽咽不下去，就靠这个喉管的运动把它吐出来，要不就很难受，我当然也要咳。就那个苞谷饭也不够。当时学生中有个说法：“一碗平，二碗浅，三碗来个不要脸。”就是第一碗你盛平平的一碗；第二碗你就添一点点，赶快把那一点点吃完；你再使劲来一碗，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吃了，这时桶里已经空了。后来苞谷供应越来越紧张，先变成“一碗浅，第二碗就要不要脸”，后来，第一碗就得“不要脸”，如果第一碗添少了，你想去添第二碗，桶里就已经没有了。再后来，不得已，学校就采取分饭的办法，八个人一组，有一个值日生，先给每个碗里头舀那么大半碗，如果还有剩余就每碗再加一点。老师来了吹哨子，“开动！”然后大伙就快快地吃。基本上就没有菜，配饭吃的就是用黄豆磨的“和渣”，里头有一点盐，更多是辣椒，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辣椒的。抗战时，沿海被日本人占领了，海盐进不来，湖北四川一带产岩盐，但非常贵，平时难得有一点。有钱的同学，家里寄钱来了，他可以去买一块岩盐，用个纸包着就揣到口袋里，没事拿出来舔一下子。我在一边看到，就想：哎呀……要能够舔一口盐那就太幸福了。遇到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他会拿了筷子“吱吱吱吱”刮两下——岩盐是一个石头状的盐块——刮到你碗里头，那就觉得幸福得不得了。所以我现在吃得特别咸，因为那几年时间我就没有痛痛快快被咸过一次，没有。我那些同学偶尔也请我去吃一次饭馆，我都让饭馆在菜或者汤或者面条里多放盐。老板就说，哎哟，是不是东门关打死盐客喽。东门关是很陡的一座山，那上边经常发生土匪把盐客杀了的事件，老板的意思是，要不然你哪舍得这么放盐呢。

学校大概一个学期打一次牙祭。学校也喂猪，学生们上山打猪草，打完猪草专门有人喂。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杀一头猪。猪喂养得都很大，三百多斤。但学校有将近一千人，还有那么多老师，你说那一头猪杀了过后，每个人能够分得到几块呢？即使这样，在打牙祭之前，比如星期五打牙祭，头一个礼拜就开始兴奋，就开始想这肉一定要怎么好好吃什么的。从第二年起，学校每年发一套外衣，四个兜带盖的，所谓学生装。后来，我自己带的衬衣衬裤难得洗一次，晒在那儿又跟鞋子一样忘了收，过几天再看连“尸首”都没有了。于是光着个腚，就一套空心衣服。没有换的怎么办？礼拜天就到河滩上去，自己不会洗衣服，但看过别人洗，没有棒槌就拿石头砸一砸，揉一揉，晾在鹅卵石上。那个时候夏天太阳真猛，衣服一会儿就干了。晾衣服时，就光着个腚，沿着小河边去抓鱼。那小河里有种鱼，当地叫鲶巴浪，是一种鲶鱼，还有一种铲子鱼。运气好的话，一个人能够抓那么七八条，甚至于十来条。抓完之后就慢慢顺着小河沟回来，抓那么几个小时，衣服也干了，干干净净地重新再穿上。拿着个柳条，穿一小串鱼就回去。有时几个同学一起去抓，都是家境比较困难的，抓完几个人凑点钱到老百姓家里去，买点米，还要给一点柴火钱，一点盐钱。饭要煮，鱼也要煮，多少要放点盐，辣椒满地都是，你随便抓几个来，老百姓地里总会有点菜，弄点菜来个一锅煮。那个高兴，那个好吃呀！怕有的同学专门挑鱼吃，我们干脆就在吃饭的时候，把灯给吹了，就黑摸着吃。农村一没有灯那真是漆黑一片，“哎呀，对不起我捡到一条大鱼”，其实这大鱼狗屁也不是，就是高兴啊。偶尔有过这么一次，就成了美谈，成了多少天以后的回忆：那天鱼摸的，那条鱼真大；那个鱼真香，那条鱼真好吃；卡住我喉咙半天，我也没敢停，都咽下去了。

四

当时离我们学校不远有个地方叫小关，是湖北省高级工业学校所在地，隔我们不远的李家河有湖北省高级师范学校，这一片有不少学校。我印象里，学生在抗战期间的待遇和身份地位比兵高。当时，陈诚是第六战区司令，遇到学生与兵发生矛盾，他总站在学生一边。他认为秀才遇上兵，才有理说不清，他要向着秀才。那个时候整个国统区粮食紧张，陈诚在恩施就规定不准酿酒，抓住酿酒的就枪毙，真枪毙。所以他当时在老百姓中威信特别高。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到联中上学以前。1940年，张自忠将军牺牲后，他的灵柩从前线运下来，经过宜昌要运到重庆去安葬。那时我们恰好逃难到了宜昌。我家原来住在乡下，后来为了给爸爸治病就搬到宜昌市区来了。当时听说张自忠的灵柩明天要从宜昌街上过，人们也不知道这个灵柩是不是就从你自家门口过，但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放一张桌子，烧三支香，点两支蜡烛，摆上一点供品——一点水果，几碗饭，就祭奠他，一家一家一家，摆满了。我记得很清楚，张自忠那个灵柩正好从我住的那条马路过。国民党将领，我记得第一个名字就是张自忠。在那个年月，对于敢于抗日，敢于杀敌的英雄，确实是由衷地敬佩。因为民族处在苦难当中，那么为国捐躯的英雄不就是民族的希望么？

五

除了抗日英雄，战争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1940年宜昌大撤退，那时我们住在宜昌，我爸爸托人找到了几张开往万县的船票，我听大人说，这是最后的船票了，要走不了的话，那就只有留下来当亡国奴。当亡国奴很可怕，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在南京杀了很多中国人。所以在当时很多人的头脑里，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但是当我们一家赶到码头时，发现已经上不了船了，因为这个船停在江心——它不直接靠码头，要用小木船或者鱼划子靠近大船，才能上去。而此时大船已经被十几层小船里里外外包围住。我记得那天天还没有黑，我们就雇了个船来，往大船上靠，一点点挤、一点点挤，怎么也挤不进去。一直到了大半夜，才终于靠近大船。但船工不肯开门，给他看了票也不开门。他说你有本事自己沿这个船舷爬上去。当时我爸爸已经病得很重，他就叫我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妹妹走，他要独自留下来。那当然不行，一家人死活都要在一起。后来好不容易，在别人帮助下，他就沿着船的栏杆，终于慢慢、慢慢硬爬上去了。我记得很清楚，爬上去以后，他就大口吐血，我就拿脸盆接着，差不多吐了一盆。总算爬上来了，一家人打个地铺在船上。不一会儿，船就开了，开到离宜昌有相当一段距离，宜昌灯火已经看不见了，就停下来。到第二天清早，它又开回宜昌，又停在江心。到晚上，它再开到头天到的地方。转天又开回宜昌。这个船上有个规矩，就是不开船就不开饭。一般人上船都会带点吃的，怕路上万一有个急需。但谁也不可能带几天的饭，因为这个船开到万县也就是二十几个小时，上水也就到了。可这么折腾两天以后，家里把吃的都吃完了，那怎么办？有小划子过来开始卖点东西。很快这个东西卖完了，小划子上的人就说：可以接你到岸上去，买完吃食再把你送回来。收多少钱？钱不多。这船上就有相当多的人下了船。

同船有我一个叔伯姐姐，她十几岁，准备下去买点吃食，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能就是本能——我抱着她的腿一边哭，一边喊，我说不能下去。她说为什么，我买完东西就回来嘛，你要不明天都没有吃的。我说不行，不能下去。妈妈看我哭闹得这么厉害，就说：“算了算了，依老迈的，不下去就不下去。”那个姐姐就没有下去。不一会儿，船上突然灯全灭了，船开始启动，小船就都被甩在了后边。这船上当时就哭声叫声喊成一片；小船上、岸上有很多人没回来，他们一边招手，一边喊“等一等”，船一直往前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拉起了空袭警报。有船工对船上的人说：不许喊，关灯是因为敌人飞机要来了，你们喊喊喊，是想跟日本人报信，把船炸沉啊？大家才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说，什么空袭警报，那岸上的灯都亮着呢！“他妈的，你是汉奸！”船工拿着手电筒照着这个人，上去把他按在地上一顿死揍，打得头破血流。这个船刚开始启动的时候速度不快，岸上有人就沿着江边撵这个船，不停地在那儿呼喊，后来越开越快，灯火就越离越远，岸上人的喊声也听不见了。

这个船叫“民权号”，我记得很清楚，是民生公司的一艘船。当时那个船上装着很多桐油。桐油是四川特产，用竹篓子装的，竹篓子里头有一层纸挡着这个桐油。这些桐油本来要运到下游去，但是这时候下边战事已开，桐油没有卸货，就放在船边上。回程时，船工就把桐油和煤一起烧。桐油倒在煤里头，一铲子煤加进锅炉，烟特别大。船速特别快，大概是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就到了万县。我不记得宜昌到万县是多少里路，但我记得往年好像坐一天还不止。当年长江不能夜航，可这个船就夜航了，开了就一直没停。那这艘船为什么来去几回又突然开走了呢？我估计是它在等一个什么重要人物，到后来这个人物终于上船了，它就赶快开走，就落下那么多的人，这是我今天的猜测。不然怎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就不能等等岸上的那些人？因为这显然不是空袭警报，如果是的话，宜昌的灯火也要灭的。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运送人员物资，在南京、上海、武汉撤退时立了很大功劳，卢作孚也是个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抗日战争的人。当然突然开船未必是卢作孚的决定。我不知道这个事的内幕到底是什么，但这一次好多家庭因此被拆散，从此以后可能再也见不着了，确实是人为造成的悲剧。现在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当年“民权”号上的乘客一定还有人活着，甚至由于这次突然事件造成妻离子散的人也还有人幸存，我希望他们中会有人为我作证。也不知道当年造成分散的这些骨肉，后来还有没有重新团聚的……但愿他们都重新团聚。这是我作为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对当年这件事情的期盼和祝福。

谈到抗战，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忆犹新，陈纳德领导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当年有一部分基地在恩施。我看见过鲨鱼式战斗机，还是螺旋桨的，机头上绘了一个鲨鱼头——红嘴唇白牙齿的鲨鱼头。偶尔我会看见它从机场起飞，到敌占区轰炸，心里很振奋。前些年都是我们在躲日本人的警报，现在我们开始去轰炸敌占区了，这大约是1944年。

六

1945年8月15日，学校正在放暑假，我也没地方可回。从广播里听到胜利的消息，很高兴，莫名其妙地高兴。抗战八年熬到了胜利这一天，就要出头了。在湖北联中的三年，一天三顿饭，吃不饱，但也饿不死，我已经很满足了；一年一套单衣，三年一套棉衣，尽管后来那个棉衣穿得已经没有棉花，变成一个夹衣，我也很满足；我的个头又小，那个上衣都拖到膝盖这里，像大衣一样，我也很满足。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环境如此，我无能为力，也只好忍着熬着。这一切都是日本人造成的。日本鬼子要是没抢占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何至于此？我是南京人，江浙一带是比较富饶的地方。当时，我不知道别的同学，至少我是被灌输那个思想：一旦等日本人垮台，抗战胜利，我就能回家，好日子就必然到来。1946年，学校复员回到武昌昙华林省立第一初中的原址，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上过的这个学校非常有名，董必武、李四光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在昙华林，我打过一个日本人。没有原因，就是想打他。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六岁，在路边玩，一个一米左右的铁栏杆，跳上跳下地玩得起劲。这时，过来一个日本人，见到我他赶忙躲在一边，“哈伊”，给我鞠躬——我这也是乘人之危，因为我个子小，他要站直了，我就够不着他的脸。我上去就“啪”地给了他一个嘴巴，“哈伊，哈伊”，他赶忙又退了两步，见我住手了才走开。打一个嘴巴够了。我很久以前就有这个念头，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揍一顿日本人。那时也没想到会胜利，也没想到我还能见到日本人。这一天我玩的时候也没想到他会出现，是他那一声“哈伊”，勾起了我这个恶念。他没有惹我，没有得罪过我，我不该扇他耳刮子，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报复心理。不知道这个日本人现在还在不在，他也未必做过恶，向他表示歉意。

《述林1：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