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古希腊就出现了

今年美国大选热闹非凡，其中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大嘴特朗普。有国内学者打趣道，无论特朗普能否当选总统，都肯定会有人给他拍一部电影。是否有人给他拍电影不得而知，但特朗普由于自己的大嘴，招致很多人的骂声，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特朗普因自己在娱乐界的出色表现，而位列“星”班，这里也成为众人发泄对他的厌恶的重要场所。有人曾在夜里偷偷围着他的名字建了一圈墙，讽刺他的移民政策；笔者也曾亲睹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儿，一边对着特朗普的名字竖中指，一边对着家长的镜头大笑，似乎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与此同时，支持特朗普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剧作与评论中的克勒翁

还未当选总统便能在全球搅动风云，不得不说，特朗普真是个人物。纵观人类历史，有如此能耐的恐怕也不多。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中，也曾诞生过一位与特朗普能量旗鼓相当的政治人物——克勒翁（Cleon）。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对克勒翁的评价都非常糟糕，乐于针砭时弊的戏剧家阿里斯多芬更是对他恨之入骨。

阿里斯多芬

在阿里斯多芬的《蜂》中，有父子二人，父亲名叫“菲洛克勒翁”（Philocleon），直译过来就是“喜爱克勒翁”；儿子名叫“布得吕克勒翁”（Bdelykleon），直译过来就是“憎恶克勒翁”。父子二人对雅典民主制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父亲由衷地支持民主制，哪怕钻烟囱也要跑去参加陪审法庭；儿子则认为陪审法庭等一系列制度不过是欺骗民众的花招，一再劝父亲在家享受老太爷的生活。父亲被劝动，但仍要在家里过判案的瘾，便审了一只狗起诉另一只狗的案子，其中发起诉讼的那只狗影射的便是克勒翁。

在《骑士》中，阿里斯多芬架构了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家庭，一家之主德莫斯（Demos）——即人民——拥有三个奴隶，德摩斯梯尼、尼基阿斯和刚刚买过来的帕夫拉戈尼亚奴隶。前两者均是当时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将军的名字，所谓的“帕夫拉戈尼亚奴隶”明显影射的是克勒翁。剧中，帕夫拉戈尼亚奴隶更受主人德莫斯欢迎（现实中克勒翁也的确受民众欢迎），根据神谕，帕夫拉戈尼亚奴隶将被一个卖香肠的小贩击败，后者会成为德莫斯的新宠和雅典帝国的领袖，将市政广场、港口、普尼克斯山、议事会、主席团等雅典民主制最重要的机构和场所都掌握在手中。小贩果然不负众望，不断讨好德莫斯，最终击败帕夫拉戈尼亚奴隶，成为老眼昏花的德莫斯的新宠和更合格的爱慕者。

阿里斯多芬不仅和克勒翁是同时代人，还吃过克勒翁的官司，彼此之间颇有些过节。曾与克勒翁同时效力于雅典的修昔底德也不喜欢克勒翁。尽管在后世眼中修昔底德以客观中立闻名，他对克勒翁的憎恶却似乎不怎么节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个著名的章节里，他将伯里克利和伯氏之后的政治家进行对比，称伯里克利依靠其个人能力、判断和品德，能够以自由的方式领导人民，而不是让人民领导自己，不需要为了追逐权力而无度地讨好人民。而他之后的政治家，虽然才干大抵相同，但人人争为第一，竞相讨好人民，结果不惜将国家大事任由民众处理。这是雅典内政混乱和外战失利的根源。

修昔底德

在这些政治家中，修昔底德认为克勒翁是最激进且最有影响力的。克勒翁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第一次登场，便扮演了极为激进的角色：公元前428年，勒斯波斯岛的重要盟邦密提林反叛，雅典人在攻破该城之后决定将城邦中所有的男性公民处死，将妇孺变做奴隶。这项残忍的提案的提议者便是克勒翁。提案通过的次日，雅典人颇有悔意，希望能够推翻昨日的决议，从轻发落密提林人。克勒翁此时站了出来，痛斥民主制不适合统治他人，雅典人太过软弱，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帝国乃是一种僭政（tyrannis）。海上帝国统治的基础是强力而非怜悯，只有在盟邦犯错时给予严厉的惩罚才能使他们心生畏惧，从而不敢造次，无谓的仁慈只会鼓励盟邦的反叛。在接下来的描写中，克勒翁被刻画成一个色厉内荏、大话连篇的投机分子，并被明确称作“民众蛊惑家”（demagogue）。

Demagogue一词经过芬利的正名，已经渐渐在当下学术界失去了贬义的词性，成为一个中性词，但在古典世界并非如此，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demagogue成了区分民主制是好是坏的标准。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五种民主制，最后一种最为糟糕，因为在这种民主制中，大众（plēthos）是主人，而非法律（nomos），大众在公民大会中通过的法令（psephismata）高于法律（nomos），而这一切都是民众蛊惑家（demagogue）招致的；在依法治国的民主制中，民众蛊惑家无从产生，但当法律不再享有至高权威，民众蛊惑家便会应运而生；彼时作为集体的民众将行使君王般的权力。在谈到民主制的覆亡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民众蛊惑家的放肆无忌是民主制被推翻的主要原因。具体到雅典的民主制，谁是民众蛊惑家的开先河者和代表人物呢？克勒翁。在《雅典政制》中，亚里士多德称自梭伦至伯里克利，民众总是选择名声卓越者作为自己的领袖，而在伯里克利死后，民众却选择了克勒翁，而他“通过暴力极大地败坏了风气，他是第一个在演讲台上大声咆哮和咒骂的人，也是第一个在做公共演说时卷袍子的人”。总而言之，他改变了雅典的政治氛围，败坏了民众的风气，导致民主制的质变，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转折点。

亚里士多德

克勒翁其人

行文至此，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克勒翁和特朗普之间存在非常大的相似性——至少克勒翁的批评者笔下的克勒翁和特朗普批评者口中的特朗普是极为相似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语言粗鄙暴力，夸夸其谈；造型乖张；对内败坏民众风气和民主制；对外政策激进，信奉强权；道德水平低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之处：广受欢迎。特朗普自不待言，虽然选战中各种“黑天鹅”满天飞，但特朗普的支持率始终没有过山车般的起伏，而是紧紧咬住希拉里不放，并最终击败呼声甚高的希拉里，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克勒翁在雅典那样的直接民主制下，失去民众的支持和喜爱更是寸步难行，不要说在雅典和希腊世界翻云覆雨，恐怕连提案都无法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因此，修昔底德等人给我们描绘的克勒翁形象是非常值得质疑的。

例如，公元前425年雅典人在离斯巴达不远的派罗斯（Pylos）旁边的小岛上成功包围了一批斯巴达重装步兵，但由于给养等方面的问题，双方处于胶着状态，雅典人无法有效发起进攻，斯巴达人也难以突围。克勒翁坚持激进路线，拒绝斯巴达人的和约，除非斯巴达人归还早先占去的亚该亚、特罗增等地，并称派罗斯的境况远非人们想象的那般棘手，随便派个将军，如尼基阿斯，就能把问题解决。修昔底德记载，尼基阿斯顺手把难题推给克勒翁，民众也被克勒翁的狂言激怒，要求他亲自率兵去解决派罗斯的问题。他眼看无法推脱，被迫接手，并称自己不从雅典带一兵一卒，只带上盟邦支援的轻装步兵和弓箭手，配合已经在派罗斯的重装步兵，二十天以内就能解决斯巴达人——要么杀死，要么活捉。民众被他的胡言乱语逗乐，那些“聪明的人”则想，要么克勒翁能够解决问题，要么他战死他乡，横竖不是坏事。于是，大家居然就投票同意他的计划了！

雅典公民大会遗址

雅典人会出于对克勒翁的厌恶和轻视而投票通过他的计划吗？即便他不从雅典带一兵一卒——严格来说是不带一个雅典公民兵，但参与围攻的重装步兵和浆手都是雅典公民，而且有数千之众。即便不考虑这些，派罗斯之役的成败对于雅典也是相当重要的，毕竟双方正在交战，能在斯巴达人眼皮底下俘获斯巴达重装步兵，无疑是极大的胜利。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克勒翁提出了较为可行但听起来很大胆的计划，成功地说服了大众，他看似无的放矢的狂言，其实都是早有预谋：提名尼基阿斯其实是为了让尼基阿斯在恼怒之下反向提名他自己；提出自己在不带雅典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可以在二十天之内解决战斗，是因为他已经仔细判断过派罗斯的兵力和地形等因素；而他之前拒绝斯巴达的和约，除非斯巴达人拿亚该亚等地来换，是因为他知道被围困者中有身份显贵之人，而一旦收回亚该亚等地，便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对斯巴达形成威胁。更让人起疑的是，他自称不带雅典一兵一卒，盟邦的轻装步兵和弓箭手就恰恰在雅典，而且事实证明，真正打败——或者说拖垮——斯巴达重装步兵的正是这些轻装步兵、弓箭手以及浆手。后者利用自己机动灵活的优势，“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成功耗尽了斯巴达重装步兵团的体力，击溃了斯巴达人的心理防线。斯巴达人并不习惯这种战斗方式。虽然靠着他们的纪律，斯巴达人成功集结到某险关，但被斯巴达人亡国并集体奴役的美塞尼亚人靠着熟悉地形的优势，成功抄小道从背后合围了斯巴达人——斯巴达人再度落入当年温泉关的境地。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斯巴达人选择投降，保全性命。这震惊了整个希腊世界。

克勒翁成功兑现了自己看似疯狂的诺言。这要么是他和驻扎在派罗斯的雅典将军德摩斯梯尼里应外合演了一出好戏，要么证明克勒翁不但有着高超的政治艺术、洞悉雅典民主制，而且还具备出色的军事领导能力，利用地形优势打破了斯巴达重装步兵的优势。无论如何，这都证明克勒翁是有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而不是无才无德之辈。或许是受派罗斯之战的影响，斯巴达人也开始采用骑兵和弓兵作战，并诞生了一位擅长使用轻装步兵的将军布拉西达斯（Brasidas）。此君成功地攻占了雅典的殖民城邦安菲珀里斯，使得驰援不及时的修昔底德本人被雅典人放逐。克勒翁亲自率兵攻城，被布拉西达斯手下的轻装步兵杀死，同时布拉西达斯也战死沙场。

民主政治的拐点

因此，克勒翁并不像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不堪，而是颇具才干。他之所以遭受道德方面的攻击，很有可能是由于他在政治风格上与之前的政治家迥然有异。但这种风格上的转变应该完全归咎于他吗？答案是否定的。在《雅典民众领袖》（Athenian Demagogues）一文中，芬利指出，在评价雅典民众领袖这一现象时，应该尽量将道德评价和政治分析分开来，就像公元前五世纪末的“老寡头”所言，虽然雅典的民主制看起来不招人喜欢，但该体制成功地保卫了民众的利益，捍卫了雅典海上帝国的地位。接着，芬利列举了雅典民主制的四个特征：直接民主制；城邦空间的狭小；公民大会掌握最高权力；公民大会是在开放空间进行的大众行为。这四个特征使得每一个试图在公民大会提议案，试图领导民众的政治家和演说家，都必须经受公民大会的考验，争取每一张选票。这种考验是恒常的、无差别的，无论政治家的政治立场和道德水平是什么，都要经受。因此，所有要在雅典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是结构上的民众领袖。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中，发展出“克勒翁式”的政治风格，似乎只是迟早的事。因为政治家在演讲台上的竞争，除了是智慧和策略的竞争，也是表演的竞争。在领导水平相差不多的情况下，鲜明的政治风格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获得人们的关注和支持。

而且，根据美国古典学家康纳的研究，最早转变传统政治风格的政治家，并不是克勒翁，而是伯里克利。在康纳看来，伯里克利既是传统政治风格的继承者，也是新政治风格的创造者，正是伯里克利，开始选择以民众为友，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远离自己旧日的上层精英伙伴，并鼓励人们成为城邦的“爱慕者”。换句话说，伯里克利选择同传统的、更为平和与体面的政治风格决裂，走更为平民化的道路，克勒翁继承而非背离了伯里克利的道路。他之所以被后世目为民主政治的拐点，多半是因为风格太过鲜明和激进。

穿希腊长袍的特朗普

反观特朗普，我们也能看到许多相似的痕迹。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听起来很偏激，但并非都没有道理。他的批评者主要的聚焦点，多半也非他的政策，而是他的道德品质。但是，他是这种政治风格的创始者吗？他要为这种政治风格的异军突起负起全责吗？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以夸张、鲜明、甚至有些丑陋的风格吸引眼球是网络时代的产物。网络，使得美国这样的典型的间接民主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直接民主的影子，每一个人、甚至不一定非得是美国人（比如各位跟希拉里过不去的黑客），都可以跟政治人物互动、对政治产生影响，甚至成为政治人物，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政治不再限于庙堂之间，溢出了传统的话语流通渠道，涌向了每一个与互联网联结在一起的人。在这样的场域中，每一个试图在现实政治中有所作为的人，都会尽力在虚拟世界拼出头。如此，出现特朗普这样看似反传统、非主流的政治人物，并不让人意外。并且，和克勒翁相似的是，风格鲜明的特朗普很可能也预示着美国民主制的一个拐点，“特朗普式”的政治风格以后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民主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