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二九）︱作为象征的马嘎尔尼使团

在写到郎世宁和耶稣会士时，我曾提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3年的一段历史叙事：“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到访中国皇廷，希望开设使馆。马嘎尔尼从新近工业化的英国挑选一些礼物带给皇帝。乾隆皇帝——他的国家当时的GDP约占全球三分之一——把他打发走了……英国人1830年代回来了，用枪炮强行打开贸易，中国的改革努力以崩溃、耻辱……告终。”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1793年英使访华或许不是特别特殊的事件。上年10月，马嘎尔尼带着礼物和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从伦敦出发，借给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来到中国，希望展示英国实力，并要求贸易特权。经过繁琐冗长的交涉（比如是否以跪拜礼觐见），马嘎尔尼等终于在承德见到了乾隆，但清廷婉拒了他们要求的特权。使团在详尽收集中国情报之后回国。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此事在当时都不算太引人注目。

但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的际遇，1793年的这次中英相遇，在漫长的200多年里，被不断重新解释、添枝加叶，成为具有全球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到了20世纪，欧美和中国都把它看作是一次失败的相遇：“保守封闭”的中国，因缺乏平等外交观念，而错失了“融入世界”的机会。通俗历史讲义，就像《经济学人》一样，把它和鸦片战争联系，构建出一个清晰的因果链条：中国因封闭而挨打；只有用战争，才能让中国接受自由贸易。不少论者即使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也认为是清代中国的虚荣自大招致了国力衰微。

马嘎尔尼使团，逐渐脱离实际的历史情境，成为一个为特定意识形态提供素材的象征和神话。对它的认知也从一次具体的中英间外交交涉，演绎成具有本质主义色彩的东西方文化冲突。1793年使团的“失败”，被全数归咎于“东方”对于商业的忽视、虚妄的自我迷恋、以及专制主义传统——尽管清代中国开海之后并未闭关，对海上贸易的管理并不比当时的欧洲国家更保守，并且最重要的：中欧贸易（包括中美贸易）实际上不断增长。也就是说，在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解释中，中国和英国当时具体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状况被故意省略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与“西方”相对的“东方”形象，通过这次接触被充分展现和印证。

这种对东方形象的认定，其实早就开始。我们来看一幅著名的讽刺漫画：

这幅《在北京朝廷接见外交使团》，作者是英国著名的讽刺画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6-1815）。在所有表现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的图像中，它恐怕是最为知名的了。无数对1793年事件的介绍，都会引用它。这幅画代表了英国主流舆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因为它生动地刻画出中国皇帝面对单膝跪地的马嘎尔尼，那副高傲、自大、不屑的蠢样。

但最令人称奇的，并非画家的技巧，而是这幅画的出版时间：1792年9月14日。就是说，马嘎尔尼使团尚有一个月才出发，画家就凭借他的想象，“预告”了整整一年之后的会面场景。对此事的阐释，在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历史认知”，根本不需要“历史”的存在。

画家当然不是先知。作品的思想来源，一是他处身的现实，二是欧洲18世纪以来对亚洲的新态度。吉尔雷是英国政治讽刺画(caricatures)的开山鼻祖，他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时政的讥讽体现着1780到1790年代公众政治思潮的变化。1783年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极大打击英国的海外殖民事业；1789年法国大革命，冲击着整个欧洲的王权体制。英国遂以强化殖民地管制来应对，但殖民地官员的作为亦饱受批评。与此同时，孟德斯鸠以来的欧洲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发明“东方专制主义”镜像，来重新定位欧洲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政治身份，对中国政体的态度由赞美转为大力批判。

吉尔雷反对法国革命，但对君权极尽嘲弄，常常把英王乔治三世作为讥讽对象。他的画面向伦敦公众销售，深知如何挖掘市场对于各类时事的观感。但我们应注意，对于即将出发的马嘎尔尼使团，这幅画的挖苦其实是多方面的：既表现爵爷身后一众英国官员、商人的惶恐、贪婪，也把马嘎尔尼所带的礼物说成是毫无用处的小孩玩具；当然最为更突出的，还是东方君主的冷漠、傲慢、可笑和脑满肠肥。如果它是一则预言，那么它揭示的是这次出访包含了多个层面的矛盾冲突。

结果，这个预言真的“自我实现”了。在讨论中英首次官方往来失败的原因时，欧洲论者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觐见礼仪问题，好像中国皇帝拒绝英国的通商要求，仅仅是为了马嘎尔尼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吉尔雷肯定不会预知磕头争执，他画中的马嘎尔尼单膝跪地，不过是当时欧洲王宫标准的觐见礼。但当预言应验，“历史”就朝着人们认定的方向展开了：马嘎尔尼的觐见礼，成了在后人眼中画面的焦点，掩盖了其他。

此外，另一个最引发兴趣的话题，则是乾隆给英王的回信，其中夸耀中国无所不有，完全不需要和英国贸易。这点也恰好通过对中国皇帝的丑化而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两个情节竟像是在马嘎尔尼出访前就 “设计”好了，“历史”不过是照这个套路表演一番，所有的理解都引向对“愚昧的东方”的抨击。对异己的定见左右了历史的走向。

这种解释思路，到法国退休外交官阿兰•佩菲雷特的《停滞的帝国》一书达到顶峰。该书1989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读物，并在1995年发行了中文版。其时冷战刚刚结束，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对“落后文明”的想象和批判，都颇迎合“历史终结”时代的口味。

近年来对马嘎尔尼使团的新研究层出不穷。学者们把马嘎尔尼事件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中，从礼仪制度、科技、地缘政治、贸易状况、翻译等等许多新角度阐发了交流失败的原因，有效批驳了抽象的文化主义解读。无庸在此赘述这些观点，我们只需注意特定解释产生的历史脉络。比如礼仪问题，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就认为18世纪以来欧洲国际法对外交的重新规范，以及英国人把跪拜与臣服、阶层、奴役、性别等符号相联，是磕头问题显得敏感的原因。但觐见礼仪并没有成为1793年中英会面的阻碍，而是直到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访时才有所激化的。到了1840年，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把中英开战的主因说成是磕头问题，这个问题才被无限拔高。

亚当斯当然是以礼仪为借口，将殖民侵略合理化。即使我们顺着这种“文明人教训野蛮人”的逻辑，认定英国只是按照主权国家的新观念，要求中国承认其平等地位，那么也可以追问：英国全球殖民，从未以平等原则对待弱小，又凭什么要求中国实践主权平等呢？鸦片战争后，英国把“平等”的外交礼仪输入中国，是为了建立“平等”的对华关系吗？

其实正如黄一农先生指出，无论1793年马嘎尔尼以什么礼仪觐见，乾隆都会拒绝英使的要求。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拒绝贸易，而恰恰因为中国早将外贸规范管理，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而英国的要求，本质是让中国推翻实施多年的定制。其要求包括：开放宁波、舟山等地为口岸；在北京常设使馆；划舟山附近一岛供英商居住、仓储；允英商常住广州；英船出入广州、澳门水道并减免课税等等。首先，英国要的不是通商的“普遍权利”，而是针对英国一家的特殊待遇。其次，某些要求已和殖民无异。再次，将对欧贸易归并广州，对洋商出行的限制，如上篇专栏所述，恰恰是乾隆出于社会安全考虑的决策。换个人处在乾隆的位置上，恐怕也不会答应如此放肆的请求。此外，如果英国真的像某著名经济学家认定的，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而非“强盗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那么可以问一句：资助着马嘎尔尼使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遵循的是市场逻辑么？

但是在后世的论述中，马嘎尔尼的要求和背景往往被忽略或淡化，而乾隆给英王的回信，倒被反复提及，以证明中国可笑的自大。英文文献里引用的最多一句话，回译成白话，就是：“天朝无所不有……从不看重精巧制品，一点也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品。”其实，乾隆的回信迟至1896年才全部翻译成英文，这封信以及这一小段话在整个19世纪都没有引起什么重视，可以说完全是20世纪“后见之明”指导下的新发现。

更重要的是，这段话断章取义，扭曲原文。此话的语境，是特指马嘎尔尼带来的礼物，不是贸易：“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但是只有把个别语句抽离、置换，中国皇帝才能够成为取乐的对象。这句话便同“磕头”一起，成为野蛮“东方”活该挨打的证据。把它和鸦片战争联系起来，殖民侵略看上去不但不那么难以接受，而且简直是带来文明曙光的义举了。

遗憾的是，即使很多学者早已否定了其层层叠加的意义，马嘎尔尼事件还是顽固地扮演着（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东方主义者们希望它扮演的角色。《经济学人》们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抓住这个陈词滥调不放的。既然（像吉尔雷的漫画一样），对历史的认知完全不需要历史的存在，那么这个神话怕是还会继续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