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虐杀中国平民，妄言“抵抗就是这个下场”

“这帮支那人真是一群莫名其妙的家伙，让我抱有仇恨”

1938年9月下旬，菊地作为小队长参加了在河北省尧山县实施的威力侦察。当在尧山城内看到一位25岁左右的妇女和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儿时，他命令部下“现在城内剩下的只有敌人的家属，开枪打死她们”。还有1942年8月下旬，在袭击河北省阜平县时，从抓到的“小学生”中看到有孩子戴着八路军的帽子，就认为“长大后会成为八路军的干部，还是现在杀了的好”，于是将“16名小学生”全部枪杀。同一时期在该县楼房里进行的扫荡战中，“想到这个地区的居民完全是敌人，因为有居民才会有八路军”，因此让士兵射杀或刺杀了“男女老幼至少有15人”。(菊地修一供述，第3卷第697-698、748、749页)

还有别的战犯将在山西省的状况进行了如下叙述。这一天(1941年12月31日)，我让他们对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避难居民进行了扫射。这是因为我作为警备队队长，对平常时的治安地区、八路军控制区的居民宣传“皇军会爱护协助皇军的良民，而如果拥护八路，等皇军来时逃跑的人被当作敌人杀了也是理所当然”，但这帮支那人真是一群莫名其妙的家伙，让我抱有仇恨……当时我考虑，无论如何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些煽动仇视的八路军。(发生在山西省宁武县的实际情况。相乐圭二供述，第3卷第415-416页)

枪杀29名居民(包括妇女儿童)(也有刺杀，但人数不明)，射伤44名，此外还掠夺了百余件衣服家具类物品……反正这个地方的村民看到日军就会全村逃跑，与服从八路指示的敌人没什么两样，因此我觉得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报复性惩罚。(1945年8月10日前后，发生在山西省定襄县的实际情况。相乐圭二供述，第3卷第468-469页)

(1942年10月)我在得知武乡县庄底村、韩壁村一带有八路军的后方根据地后，于十月中旬用了2天的时间，计划在该地进行歼灭行动。我命令所属中队实施了彻底烬灭和消灭敌性居民的行动。那时我认为，由于这次作战不能期待捕捉八路军兵力的战果，因此哪怕多击溃一个设施，多消灭一个民兵，也能削弱八路军的战斗力。在向中队下达命令时，我指示他们将避难村民视为协助八路军的有敌对性的人，各队可按处理民兵标准自行处理。(相乐圭二供述，第3卷第433页)

由于无法抓到八路军，也无法获得战果，几乎每天行动所到之处都会受到民兵和地雷的妨碍和干扰，我想反正本地区已经完全是八路军所在的共产地区，把居民算在内一起实施报复，彻底进行反复袭击的话，民兵和居民就会停止反抗，因此命令属下中队：“利用村民在拂晓和黄昏做饭回村的时间进行反复袭击，逮捕刑讯民兵、居民，调查藏匿兵器、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的地方，逃跑者就当作敌人杀掉。除了特别有价值的民兵、居民之外，均由中队进行处理。”(1943年7月，发生在山西省武乡县的实际情况。相乐圭二供述，第3卷第445页)日军中有的部队以“留在城内”为由，有的部队以“皇军进村时逃跑”为由，将当地老百姓视为敌人，加以杀害。也就是说，按日军恣意的判断标准，被判断为“敌人”的居民就成了杀害对象。仅因为看到日军就逃跑、小孩戴着八路军的帽子等原因，也不调查确认其是否有采取对日军的敌视行动，就将他们杀害。对于被断定为“治安地区”和“八路军地区”的地区居民，日军本身就有敌视思想，也导致了对居民的大规模无差别屠杀。

在这些行动的背后，正如“支那的居民都是些莫名其妙的家伙”这句话中感受到的那样，日军从骨子里就存在对中国人的侮蔑意识。这些侮蔑意识，再加上身处无法一眼看出是敌是友的居民中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导致了无差别屠杀。

此外，作为杀害居民的动机，也能看出与敌视当地居民多少有些不同的“报复”意识在起作用。

例如相乐圭二进行过如下供述。1940年7月，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一大队在山西省西北部的保德县实施的作战，就是对第三中队在行宫墕附近的扫荡时有2名士兵被“民兵”杀害的“复仇”，在这次作战中“将大约70名居民中的30多名拉到行宫墕东一处，将他们半身埋在土里后用机枪扫射”，全部杀害。(相乐圭二供述，第3卷第397页)还有1940年9月下旬，该第十大队奉命实施“对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反击战”，队伍从山西省宁武县出发，相乐的第三中队急袭了任家村，但是没有获得相应战果。为了“报复受到的民兵打击”，他们抓了当地20名居民，将其全部枪杀。(相乐圭二供述，第3卷第398-399页)日军杀害这些平民，与其说是因为敌视当地居民，倒不如说在受到抗日游击队攻击后，出于泄愤才屠杀附近居民的色彩更加强烈些。

铃木启久供述其在担任第二十七步兵团团长、驻防河北省时，曾攻击过多处受到八路军进攻的地方(村落)和判断与八路军有密切联系的村落。然后他们烧毁了有数百至一千户规模的村落，屠杀了数十至一千名当地的居民。在这些事例中，日军并不是在详细地调查八路军和村落的关系后才进行袭击。铃木供述，日军为了给受到八路军攻击而阵亡的大约10名士兵报仇，便以“临近战场的某村庄与八路军通敌同谋为借口，烧毁了那个村庄所有的500户房子”。

铃木所说的“借口”，意味着对日军来讲，袭击的村落与八路军到底有无关系、关系的深度等并不是主要问题。日军仅仅因为怀疑与八路军有关系就将整个村子全部烧光，把村民全部杀光，企图通过这种行为迫使八路军失去当地居民的支持。

“抵抗就是这个下场”

有的供述中，也谈到了明确意识到警告效果的行动。

1941年10月，菊地修一在山西省偏关城，当着居民的面，命令宪兵队将保安队副队长和共产党员各1人及4名有嫌疑的居民“当场枪毙，以取得宣传效果”。“枪决现场选在偏关城西方200米的田间，将6人绑在木桩上，而后命令15名部下用战斗射击的方式每人射击二至三发子弹，然后由宪兵准尉滨文平和宪兵伍长原四郎用手枪对准头部各打一发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故意扔在田里”。(菊地修一供述，第3卷第726页)菊地还供述了1943年2月在山西省神池县时，为了对“多次切断电话线、破坏通信线路的当地居民有所警告……将抓到的居民斩首……并将首级挂在电线杆上示众”。(菊地修一供述，第3卷第759页)

为了让当地居民产生“抵抗就是这个下场”的恐怖感，日军采取公开杀害和斩首示众的方式用来显示其残暴性。

“是他们无视我的命令吗？那好，我就让他们听话”

而当地居民不仅仅因被判断为“敌人”才会遭到杀害。如果日军认为其不听话，也会以此为理由加以杀害。据说日军部队在进行一次作战时，向宿营民家中一位50岁左右当家的中国人强行索要锅，男人回答说锅已经被日本兵抢走了，因此现在家里没有。于是别的日本兵就说“你不听话就杀了你”，并将其枪杀。(1941年5月10日发生在华中的湖北省荆门县的事例。鸠野晋太郎供述，第2卷第217-218页。鸠野生于1920年，从1941年起隶属于第三十九师团第二三二联队，主要驻扎在湖北省。战败时为中尉)

也有些当地人即使协助日军，也会因不按要求办事而遭到杀害。在山西省，一位50岁左右的居民被日军抓住，被迫带路，但因其“故意带错路”，菊地命令部下“将其从悬崖上扔到约70米深的山谷中”。(1942年10月发生在山西省武乡县的事情。菊地修一供述，第3卷第756页)

为了从抓到的老百姓口中打探出八路军的情报，日军施加恫吓和暴力已是家常便饭，但是有很多时候由于没有探听出情报，最终将老百姓杀害。其实老百姓如果真不知道情报的话，也只能回答说不知道，而如果是八路军的话，那么即使受到严刑拷问也不会招供吧。

在山西省沁县有一个事例，日军为了从抓到的村民口中探听出八路军的情报，就用军用犬进行逼供。该村民反而被吓得张不开口，结果“我下令让军犬咬其腿、手后，最后咬破其喉咙将其杀害”。(1945年7月发生在山西省沁县的实际情况。住冈义一供述，第4卷第476页。住冈生于1917年。从1939年年末起隶属于第十五师团步兵第六十联队，驻扎在安徽省。之后于1941年年末开始转隶北支那方面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等，驻扎在山西省。战败时为大尉)

有关这种由刑讯升级为杀害的心理，有如下供述。用棍棒和枪把进行殴打后，一边让他们喝水，一边向他们的头上浇水，继续进行刑讯，最后因对方拒不交代，就用刺刀刺杀，或用手枪射杀。我本人直接进行了刑讯……在开始进行这样的残杀时，我的思想意识是这样的：我进入村庄后，马上命令工作人员让全体居民集合。然而居民们非常害怕，不但没有集合，反而都藏了起来。此时我的心里萌生了“是他们无视我的命令吗？那好，我就让他们听话”的傲慢心态，因此进行了这样残忍的刑讯。刑讯后我认为如果这样放他们走，他们一定会跑到敌人那边找我复仇，这就等于是壮大了敌人。还是杀了他们的好，于是我就下令枪杀了他们。(1942年10月发生在山西省闻喜县的实际情况。永富博之供述，第4卷第177-178页。永富生于1916年。从1941年春起隶属于第三七师团第二五联队。战败时为军曹)

将一名怀疑是抗日武装情报人员的嫌疑犯（40岁左右)吊在天花板上进行刑讯……他的两个胳膊已经摇摇晃晃，第一关节的皮肤也爆裂开来。由于在这个状态下一直被监禁在拘留所里，受害者已经生命垂危了，我让他们将其拉到拘留所外，让他接受了近藤军医大尉的检查。因为近藤说“他已经没救了”，所以我就指示军医“不用那么麻烦了，杀掉算了”，于是近藤用100CC的注射器在他的肘关节内侧静脉注入了两次空气，就这样把他杀了。(1944年3月发生在湖北当阳县的实际情况。鸠野晋太郎供述，第2卷第275页)就这样，一旦日军单方面地认为某个老百姓通敌，肯定知道些敌军情况的话，就马上进行刑讯，如果拷问不出情报，就会将其杀掉。

（本文摘自伊香俊哉《战争的记忆——日中两国的共鸣和争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战争的记忆——日中两国的共鸣和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