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调查村官铤而走险：制度缺失，管理混乱，监督乏力

华商报11月7日消息，民生投入近年来范围不断拓展、规模不断扩大，民生资金的申报、审批及发放的具体操作流程中存在弹性大、漏洞多的现象，基层腐败分子就抱着侥幸心理，视民生资金为“唐僧肉”，纷纷染指。

村级组织是党和国家扶贫政策、资金资源落地的最后“中转站”，也是群众基本情况、个人信息上传的“第一道关”。这个联通上下的位置，让“村官”在参与管理时具有许多潜在的影响力，一旦发生蜕变、滑向腐败，将会直接侵害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

数据分析：

村官贪污贿赂犯罪呈高发频发态势

华商报记者统计了多组村官犯罪的数据，透过这些权威的数据、鲜活的案例，足以看到“村官”的贪腐和潜在的职务风险。

中纪委通报

今年1月至8月仅扶贫领域村官涉腐占比67%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公开曝光了2016年1月至8月全国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突出的问题325起，其中，约有218起案例是“村官”涉腐，占比67%。涉及城乡和农村低保名额确定及资金发放的问题，共69起，约占21%，在问题发生领域方面，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涉及危房改造资格认定及资金发放问题，一共有86起，约占26%。

陕西省纪委2015年查处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3711件，党纪政纪处分4082人，移交司法213人，2320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受到查处。其中，全省1367个乡镇（街道、社区）中，1229个乡镇纪委立案查处了此类案件，占总数的90％，而91个乡镇纪委查办案件达5起以上。

陕西省高院：

村官犯罪占到职务犯罪人数一半

陕西省高院有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他们对职务犯罪做过统计分析，其中也包括了“村官”职务犯罪，分析显示：基层政府干部、村委会成员在退耕还林、征地补偿款、惠农补贴发放等工作中的贪污贿赂犯罪呈高发态势。

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人员和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主要是在家电下乡过程中，受政府委托进行财政补贴审核和发放的人员）职务犯罪越来越多，已经占到所有职务犯罪人数的近半数。

据统计，这类犯罪主要发生于陕西省的渭南、咸阳、铜川、安康、汉中、商洛等山区地市，这类案件占到职务犯罪案件的50%以上，其中咸阳、渭南分别达到了92%和61%。

西安市检察院：

2010年至2012年累计查办农村基层职务犯罪120件

今年截止9月底，陕西省检察机关共查办扶贫领域职务犯罪138件248人，占全省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32%。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披露，2010年至2012年，检察机关累计查办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120件156人。其中，贪污、职务侵占类犯罪51人，贿赂类犯罪82人，挪用类犯罪21人，其他犯罪2人。

陕西省纪委通报：

去年138个乡镇纪委案件“零查处”

2016年初，在进一步加大治理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会议上，陕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郭永平通报，2015年，在查处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方面，全省还有138个乡镇纪委是“零查处”，集中在宝鸡、延安、渭南等市。

旬阳县纪委有关负责人认为，部分镇党委、政府往往在工作上过分依赖村干部，怕查了案子伤感情，影响工作积极性；有的怕查了案子乱了班子，于是能拖则拖；有的不愿查案，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予以袒护。这种好人思想和护短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少数村干部违纪违法歪风的蔓延。

据统计，目前全省近30%的乡镇纪委书记、超过35%的乡镇纪委副书记分管其他工作，尚未实现专职，25%的乡镇纪委没有配备纪检专干。聚焦主业不够与无人办案、无精力办案问题仍然存在，个别地方在撤乡并镇、乡镇机构改革中存在乡镇纪委书记配备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

旬阳县委负责人坦言，一些乡镇纪委书记分管工作较多较杂，乡镇纪委委员基本上都是兼职，对纪检监察工作业务不熟悉，对村干部的监管难以发挥作用。对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基本上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这种惯性积累也成为近年来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频发的原因。

村官犯罪成因：

制度缺失，管理混乱，村务暗箱操作，监督乏力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对“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理想信念动摇，价值观扭曲；文化素质较低，法律观念淡薄；财务制度缺失，账目管理混乱；村务实行暗箱操作；监督制约乏力等方面。

具体来说，这些抱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心理的村官，心里无法律，对贪污、职务侵占、贿赂和挪用类犯罪等相关法律知识知之甚少，认为自己就是农民，出现经济问题最多就是撤职。这些不良现象和是非观发生颠倒的根本核心原因，是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政治上蜕化变质导致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

许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但相应的财务管理却跟不上，账目设置不规范、财务审批不严格，“白条子”记账、“假票据”入账等现象比较普遍，致使财务管理混乱，给集体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还有一些村会计与村主任和村支书存在裙带关系或亲缘关系，对村主任和村支书的要求言听计从，不但未起到监督作用，甚至同他们沆瀣一气、共同作案。特别是监督制约乏力，造成一些村干部实施职务犯罪有恃无恐。

上述观点也得到陕西省横山县负责人的认同，他认为基层部分村财务管理制度混乱，村上“一把手”权力过大，村官手中有大量的“条条账、包包账、糊涂账”。有些行政村村务公开流于形式、走过场；有的村在“三资”管理制度上不完善、漏洞多；村级民主议事制度不规范，有些村干部决策不民主，搞“家长制”、“一言堂”，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项目实施、惠民政策、享受低保待遇等敏感度比较高的问题上，没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群众意见很大，导致上访现象频频发生。

村官犯罪预防：

严惩遏制村官犯罪高发，5年时间进行基层宣讲

村官犯罪的主要原因从主观自身到客观监督，从案件查办内部到外部都做了分析，那么如何对“村官”违法犯罪进行更有效的监督呢？

陕西省高院相关负责人建议，要重视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城中村拆迁、改造、土地征用等领域腐败多发的突出问题。要配强乡镇、街办等基层政权组织中的纪检监察力量，保证其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从严惩处、积极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直接侵害农民切身利益，各级法院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予以严厉打击。

要严格依法量刑，尽量限制缓、免刑的适用，充分发挥刑罚的震慑作用。要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预防腐败体系，建立“四位一体”的村官权力监督体系。

要结合本地实际，选择典型案件，采取旁听庭审、公开宣判等形式，发挥刑罚的震慑作用。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要加强教育，特别是警示教育，用“身边人”案例，警示犯罪给国家、人民和家庭带来的后果，使村官认识到一旦放松警惕，危险就在身边，做到自警、自省、自控。

2016年9月26日，陕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检察院、省扶贫办决定，在全省部署开展的“服务精准扶贫”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基层行活动，计划用5年时间。此次宣讲对象主要有三类人员：一是各级扶贫部门的工作人员，重点是负责资金分配、发放管理，以及项目申报、审核审批、项目实施、检查验收等环节的人员。二是各乡镇和基层站所、农村“两委”有关人员，负责扶贫政策落实、资金发放、贫困资格认定等事关扶贫政策资金落实的其他基层相关人员。三是参与移民搬迁安置、生态补偿脱贫、农村基础设施改造等扶贫工程规划、建设、监督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项目经理、财务人员等。

（原题为《村官铤而走险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