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野夫收徒行跪礼，中国看客围观“闺蜜门”

上周，作家野夫收徒、弟子对其行跪拜礼的照片流传于网络，引发了争议：支持者认为收徒行跪拜礼是传统文化中的礼数、是江湖规矩，公众应尊重无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自由；反驳者则认为这是封建糟粕，是尊卑有序的等级思想在今天借尸还魂。作家野夫撰文《我就是江湖——关于收徒跪拜兼答天下》回应舆论风波，先是举出历史上国学大师拜师行礼的美谈佳话，和自己曾经拜师行弟子礼的早年经历，宣称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的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同时认为自己坚持的弟子礼并不属儒家、也不属皇家，而是传承的江湖规矩。最后，他认为私相授受的民间私学，行跪拜礼表达对学问的尊重是个人自由，两厢情愿，碍不着天下人的权利。

腾讯文化发出一篇文章《同样是跪拜，为何郭德纲比野夫更有道理》，作者陈阿娇认为，野夫收徒拜的是关公而非孔夫子，打出冠冕堂皇的文化传统大旗，却混淆江湖道统和文化传统，求学问却拜关公是不伦不类。其次，作者认为，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三教九流的江湖规矩，与自由主义奉行的社会契约和法制精神，是格格不入的。野夫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收徒一事上，却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逻辑混乱，只是要占尽所有便宜。作者认为，社会契约和法制精神，应该大于所谓的江湖道统。传统文化中的尊师重教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仪式上，而更多的是在于“诚心正意”，否则磕再多的头，也没有办法树立师父的权威，更不可能矫正所谓的“数典忘祖”。

澎湃新闻发布一篇文章《谁说人在“江湖”，行跪拜之礼，就天经地义了？》，作者王斌认为，跪拜本质上就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变体，是对人的精神与心理的柔性占有并侵入，并以绝对权威之形式实施对被跪者的精神驾驭与统治。尽管辩护者会说跪拜者是自觉自愿的，然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征却是：精神绑架看起来无人在场，貌似是你自愿作出的选择与决定。在作者看来，江湖也属小型化的专制体制，只是与大集权在利益分配上有了冲突，但本质如出一辙，甚至同构对应——它们都需要一个绝对核心，都需要讲究绝对忠诚与服从。

新京报发出的《下跪，是礼节还是糟粕？》一文认为，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需要区别下跪在江湖语境下和在官府语境下的两副面孔。在作者罗东看来，中国历史上，除了宗教信仰，在世俗世界，下跪也是从两支脉络里延续下来的，除了官府（朝），还有江湖（野），共同构成了朝野下跪的宏大画面。官府语境之下，明清以后，跪逐渐成为严格的尊卑和服从礼节，皇帝跪天，朝廷跪皇帝，衙门跪朝廷，草民跪衙门，子跪父母，弟跪长兄，妻跪夫。下跪，由此被烙上了权力等级的深刻印记，即便是家庭成员间的下跪，也不过是权力的一种延伸。也因此，“跪礼”是近代革命的重点批判目标。辛亥革命在日常生活中废除了跪拜礼，民国制订的“礼制”核心是以鞠躬礼和脱帽礼代替跪拜等旧有礼节。然而下跪在江湖语境中，则完全不同。在作者看来，崇尚自由而拒绝权力的“江湖”，同西方的“社会”这一概念具有同构性，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征途上，公民社会还未成熟的时刻，同样崇尚自由的江湖据此兼职了拒绝正式权力干预的角色。江湖中的下跪，与官府和家庭的下跪不同，根源在于它同正式权力保持距离，以追求道义和自由而为内在的游戏规则——师徒行跪拜礼，报恩下跪行礼，道歉下跪等，象征着道义和仁义，被赞誉是知恩图报，是道德修养的表现。然而作者同样指出了今天在江湖语境下理解下跪的困境，虽然“官府”意义的下跪被革命掉了，江湖的下跪却难以被理解成一种单纯的礼仪。因为下跪在当下中国还是一种政治实践——无权者用下跪唤起古老的臣民记忆，迫使地方政府官员不得不做出回应。这种艰难实践，实际上延续了封建中国“官府”意义上的下跪。

上周，世界上两位女性政客的负面新闻——韩国女总统朴槿惠的“亲信门”和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邮件门”刷爆了国内的社交网络，而两位女政客的事件中又分别卷入了各自的女性亲信，于是，被国内各大媒体冠名为“闺蜜门”。一时间，国际政坛的风云在中国吃瓜群众眼中成了“宫廷戏”。

女权主义时评人侯虹斌在公众号“冰川思想库”发表一篇文章《你也配谈闺蜜干政？先纠正下旁观姿势》，文章认为，这事件发酵并被中国公众冠以“闺蜜干政”之名，蕴含着这样的立场：人们很容易会因为这种关联而认为，女人不合适当领导人，否则就会被她的闺密干政。“闺密干政”在侯虹斌看来，类似于“女人是祸水”的话语。事实上，领导人身边都不乏幕僚为其出谋献策，而政坛上普遍男多女少，所以在这些幕僚身上加上性别来定义。而因希拉里和朴槿惠的女性身份，更容易亲近女性幕僚，于是就产生了“闺密干政”这个新词，而以往却从未出现过“哥们干政”的说法。侯虹斌进一步指出，政治家性别并不代表其天然的立场。一些国家的女性领导人之所以脱颖而出，可能除去其个人能力之外，更因为她是作为父族或夫族的代理人而当选。所以作者也并不会因自身女权主义的立场而支持女性领导人，因为政客到了一定阶段，是没有性别的，选谁只是因为谁带来的好处比另一个人多些、可靠些。在侯虹斌看来，两件事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跟女性政治家的女性密友有关，但实际上只是一种诱因，危机爆发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对现政府的不满情绪累积而导致的结果。

公众号女权之声发出一篇文章《韩美双陷“闺蜜门”？吃瓜群众在女性领导人身上的围观悖论》，转发无数。作者邓蔚玲指出了“闺密门”或“宫廷戏”之指称背后的父权框架和吃瓜群众隔岸观火背后的犬儒主义。“闺蜜门”和“宫廷戏”这两个词在作者看来，让人瞬间感觉到“女人的气息”扑面而来，它的作用是用概念化的女性形象去构建女性气质，让女性沦为被父权文化凝视的景观。作为景观，女性角色需要呈现出视觉的愉悦，女性气质需要对虚构的、想象的空间开放。观众则带着预设立场等待着观看女性带着其“特有的”极端情绪和做事风格与公领域要求的情绪控制冲突起来，从而证明男性“特有的”男性气质是公领域权力把握的唯一选择。因而当女性进入政治场域，观众都会预先忘记她作为政治家犯的错其实男政客也会犯，预先判断她的错大多因为她是女人。而吃瓜心态的犬儒主义，要求对政治的观望有一个自认为有安全保障的距离，确保自己不要看到太过真实的东西。威权教育是用剧场或屏幕把群众变为观众，最好让观众自己学会把现实场域变为剧场，观而不思、视而不动，吃瓜就好。这在作者看来，是“智力懒惰”的表现，完全自宫在白人中产阶级美国梦的幻境中，放弃了去感知现实的能力，在剧场中变成不能动的观众，最终走向无动于衷的政治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