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只要下工夫去做，学问是不会辜负你的

邹逸麟先生生于1935年，今年已经82岁。2016年9月，邹先生荣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与此荣誉一并而来的，还有今夏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邹逸麟口述历史》。在这本书中，邹先生细述了自己的成长、求学、治学经历。

邹先生在其口述中说，他的学术生涯起步于1957年1月23日——这一天是他步入位于上海虹口北苏州路上的河滨大楼报到的日子，也是他跟随谭其骧先生进行历史地图编绘工作的开始。如今，邹先生仍然笔耕不辍，算起来，他已在历史地理学界俯首耕耘了六十载。六十年后再回首，邹先生说，能扎根历史地理学，并为之付出无悔的一生，“完全是偶然的天赐良机”。偶然的因素自然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句话讲：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偶然”踏入历史地理学界之前，青年时期的邹逸麟有相当不错的学术积累。

不愿承继家业，北上求学的“少爷”

邹先生祖籍浙江绍兴，曾祖父时举家搬至宁波做生意，父亲在上海办实业，成了企业家。邹先生自小过着“少爷”的生活，家境优渥，衣食无忧，最重要的是，他拥有很好的受教育环境——在私立的教会学校读书，会英语，尤爱阅读。战乱年代里，与颠沛流离的同辈人相比，家住租界内的邹先生，他的青年时代无疑是幸运多了。初中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意思，他该学生意了，但母亲出于疼爱，不想逆了孩子的意，于是他得以继续读高中，之后又顺利读了大学。

邹先生中学起就热爱文史，报考大学时，他没有赶时髦去学数理化，而是报考了山东大学历史系。

当年的山大历史系名师云集，张维华、杨向奎、郑鹤声、赵俪生、童书业、黄云眉、王仲荦、陈同夑八位名教授，人称“八马同槽”，都给学生上课。邹先生对学习十分投入，业务上很突出。1956年夏天毕业前，郑鹤声先生提议要留他当助教。但他不愿留在青岛，于是婉拒了郑先生的好意，服从组织分配，进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

追随谭其骧先生，扎根史地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由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被称为1950-1980年代史学界两大基础工程之一。《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学界被称为“谭图”，这项工作前后绵延三十年，在编绘的过程中，一批历史地理学者得到锻炼、成长。邹先生即是其中的一员。

1956年底，借调在京主持编图工作的谭其骧先生回到复旦，编图工作也随之带到上海。临行前，历史所将两位家在上海的小青年分配给谭先生做助手，其一就是邹先生。

黄河史是邹先生最早涉及的研究领域，这也起步于“谭图”的绘制。绘制一部大型的历史地图，主要的山脉、河流自然是要绘制入图。而且，每个朝代的黄河自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就需要系统地梳理。最为复杂的是唐宋至金元时期，没有详细而具体的文献记载作为依据，前人的考订、研究又只是一些文字爬梳，既缺乏系统性，又无法落实到地图上。邹先生接手的任务就是梳理魏晋以后一千多年黄河等一些主要河流的变迁过程，再根据“谭图”各朝代的标准年代，将对应于这些标准年代的黄河等河流流路分别画在各个朝代的地图上。

邹先生搜集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制作黄河决口、溢出、改道等事实年表，梳理不同时期黄河流经地点的年表，考订其中的矛盾、错误之处。由此搞清楚了一些前人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为黄河变迁研究奠定了基础。

与此类似，邹先生对运河历史的研究也是在绘图过程中展开的。用邹先生自己的话说，是“我逐步培养起了兴趣，不是就事论事，完成任务交差，而是做个有心人，在完成编绘历史地图任务的同时，开始关注、思考与历史地理发展相关的社会动态、环境变迁等因素，并逐步深入下去、扩展开来，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慢慢形成了自己独创的、完整的学术观点，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踏上了学术研究的正常途径”。

从1957年跟谭先生学着编绘历史地图，到1992年谭先生离世，谭邹二人的师生之谊持续了35年。邹先生并未听过谭先生给本科生上课，也没有成为谭先生的研究生，他就像旧时的学徒一样，跟着谭先生一个个项目做过来。邹先生说，1992年前他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在谭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请谭先生审阅后再投稿的。从谭先生那里，他感受到为人和治学之道，为此，他对谭先生感恩终生。

“如果说，自50年代开始的对黄河、运河历史的研究，是在谭先生指导之下的奉命之作的话，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则是个人多年学术积累的自觉行为，是在一个学术领域内蓄积待发的自然结果。”因为研究黄河、运河，自然也就会关注到黄运地区的环境变迁、社会经济，于是由邹先生领衔，复旦史地所一些老师在90年代开展了对黄淮海平原（即华北平原）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形成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这本书从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系统研究了黄淮海平原的历史气候、历史灾害、水系变迁、人口的历史变迁及历史时期城市的发展等问题。这是一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和较强现实意义的成果，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至今仍是高校历史地理学科的教科书。

总结自己为学一甲子的成果，邹先生归纳为：两本地图集，三种工具书，四本专业教材。两本地图集即《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大地图集”）；三种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历史地理条目；专业教材有《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地图集和工具书都是集体性的大项目，邹先生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中坚力量，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要负责一些协调、组织的事务性工作。“大地图集”的出版前后折腾了三十多年，中间几度因各种原因遭到搁置，最终还是在邹先生的推动下，于2013年出版了第一册。

邹先生还出版有两本个人论文集《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椿庐史地论稿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这是他个人数十年学术研究论文的集结，共150多篇，130多万字。与谭先生一样，邹先生也是把学术生涯中的大量时间奉献给了集体事业。邹先生另有一古籍整理成果，即点校《禹贡锥指》，这一工作从1964年开始，历经“文革”，1988年完稿，终于在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回首平生，邹先生感慨万千地说：“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学术上的成功没什么诀窍，就是认真地去做一桩桩事体。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做学问就是这样，你不要想每桩事体对我有什么好处再做，这桩事体对我写什么论文有效再做，这是错误的，许多收获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做每桩事体都要花工夫，这点要相信，只要你工夫花下去，必有成就。”

承前启后，做好接力棒

邹先生是继第一代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开创者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之后，公认的历史地理学科带头人，是第二代历史地理学者中影响最大的学者。作为继谭先生之后，复旦史地所的第二任掌门人，邹先生长所十年，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任务，人不可能超过自己的时代做更多的工作。”邹先生很谦逊地说，“能在这个时代里尽到一份责任，就可以自我安慰了。我基本上是接力棒，把谭先生的东西接过来，交给下一代，把这个学科发展下去。”

退休后的这些年，他仍继续在主持一些大型的科研项目，如《清史•地理志》《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运河志》，以及《辞海》2019版的修订工作。作为学者，他有做不完的课题，看不完的书稿，忙于其中，也乐于其中。他说，这是他晚年的福分，也是一个学者的宿命。

对话：

澎湃新闻：编绘历史地图集是您学问的起步，这个工作前后历经32年，您是主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其中经历了哪些曲折？

邹逸麟：这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原本这个工作是计划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这个地图的问题在于，他只编绘到明朝，地域上，新疆、西藏等也都不在这个地图的绘图范围中。1959年以后，中苏、中印关系出现问题，国际上有些文章就说，历史上中国就是在长城以内，长城以外不是中国的领土，这就是国际问题了。于是，1960年我们决定画中国的地图，也就改名叫《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一来，工作内容一下增加了很多。因为要画包括新疆、蒙古、西藏、东北在内的历史地图，就一定要请复旦以外的专家、学者来做，这是画图工作延长的重大原因。

另外，“文革”期间工作中断了三年，还有1958年“左”的干扰对地图工作也有影响。1974年我们出版的内部本，但其中很多地方其实是不符合历史的，就是受了“左”的干扰。后来，我们又听说香港有意出版这个内部本，当时版权问题还不受重视，他们这么做是可以的。谭先生知道了后就向上打报告，要求进一步修订并出版，把原先“左”的内容改过来，这花了很长时间。从1980年开始，修订一本出版一本。前面问题都不大，到了明清时期的地图，其中涉及政治问题，谭先生和外交部看法不一致，为此开了多次会议。大家各不相让，各有各的理由，于是就拖着。前面几册地图已经出版，而且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盛誉，唯独明清两册迟迟不出版，国外学者也有疑问。后来出版社给中央打报告，最终还是决定听从专家的意见，于是1987年明清两册地图出版，这一工作才算全部完成了。

澎湃新闻：这套地图集出版至今又已经过了三十年了，回过头看是否还有再次修订的需要？

邹逸麟：我提出过这个建议。三十年了，新的研究成果、考古成果不断出来，是可以对之前的工作进行个全面的修订。另外，当年参加地图编绘工作的人，如今有些都故去了，活着的年纪也大了，但亲自参加过这个工作的人，了解绘图的过程，知道这个地图的优缺点、问题在什么地方，趁我们这些人还活着，哪怕具体工作做不了，也可以提提意见。不过，现在这个工作很难展开，人员、经费都面临问题，而且当年这种集体项目有其时代背景，现在环境也不一样了。

当年是毛主席交下的任务，没想着要稿费，大家也没有名利思想，就是干工作。像我，大学毕业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死心塌地。白天干，晚上也干，曾经有半个月我们通宵地干，日子苦，但没有牢骚。最后全部的地图编完，参与人员的名单有一百几十个人。现在要组织这么一大批人，这样枯燥的工作干个五年十年，还需要大量经费，现在看来都很难。

澎湃新闻：当年的地图项目经费、条件相对是很好的。这样的大型集体项目也培养了一批相关领域的学者。您的研究就起步于此。

邹逸麟：是的。我一直认为，一项大的科学研究，最后得到的不单单是研究成果，而且能带出一批学者，能够让学科向前推进一大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它出版以后把历史地理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他的大型研究项目也是这样。比如现在武汉大学在做的敦煌文书的整理，这个单位积累几十年下来，一定会培养出一批专家。

澎湃新闻：您对黄河、运河的研究其实都与编地图时对黄河的梳理工作有关，后来又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尤其关注。作为一个江南人士，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研究兴趣长期锁定在黄河流域？

邹逸麟：编绘地图的时候谭先生给我的任务就是梳理黄河的变迁。做这个工作下了很大的工夫，也有些积累了。原本我研究的是一条线（河流），后来变成面（流域），再接下去思考的就是，这条线变化以后对整个流域的环境起了什么作用，所以从黄河、运河的研究进而推进到黄河流域环境问题的研究也是自然的。

另外，我在上世纪跑过黄河下游很多地方。1970年代黄河也没什么改变了，基本上是解放以后留下的面貌。当时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清朝晚期的遗迹。比如，今天河南延津县北古代有个“胙城”县，历史上很有名，是南北渡黄河的要地。我们到了延津县想去看看，当地人说进不去，因为全被沙淹了，自行车也行不通，只能靠走路。当时去看的一个县城，老城门还在，城里低，城外高，出城门要爬高坡，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听当地人说，以前洪水来了就关城门，水退了，沙留下来了，所以城门外的路比城门内高。我们考察之时，三年大旱刚过去，所到之处破烂不堪。当时就想，是不是要写一本黄河与环境变迁的书。后来，我们的确这么做了，就是《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这是第一本区域历史地理著作。其实，中国各区域之间差异很大，很多地方是值得研究的。

澎湃新闻：您的个人著作许多是退休前后才出版的。而您现在还承担这一些学术方面的工作，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邹逸麟：我参与过很多集体项目，花了很多的工夫，也有不少积累。但是当时没时间，也没那么多精力做自己的研究，所以自己的文章是后来慢慢、慢慢写出来的。我2008年退休。退休后，学术方面有几个大任务，一个是《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主编，一个是《清史•地理志》。前者的具体工作有各领域的专家做，我的工作相对而言不算负担很重。后者就比较辛苦。《清史•地理志》涉及三十几个省，要统一体例，只是讨论体例我们就开了八次讨论会。确定之后，大家在工作中可能又遇到问题，回过头又要调整之前的做法，屡经反复。而且参与这个工作的学者，分布在北京、上海、云南等各地，平时很难见面，只能靠邮件联系，来来回回，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个工作今年8月底才弄完，统共90万字，花了半年的时间统稿。现在，我手头上在做的工作就是《运河志》。年纪大了，精力有限，以后这样的工作我就不接了，提提意见还行。

除了学术之外，我喜欢看小说、戏剧喜欢京剧和评弹，这都是我从小就有兴趣的。小时候，我就跟父亲看京戏，十五六岁跟着他听评弹，以前来过上海的很多名角我都见过。现在电视台戏剧频道有京剧，我经常看，还有5点半到6点一刻的评弹节目我也经常看的。小说也是从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看，那时候看小说比上课还重要。后来工作没什么时间看，现在有时间了就看看。最近正在看的是《菊与刀》。

澎湃新闻：为学几十年，您有何体会，对年轻一辈的研究者有什么建议？

邹逸麟：我自己的体会，搞学问，第一不能太功利。工作来了，首先考虑它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有好处干，没好处不干，这是不行的。对待学问，只要你真正下功夫，就必有成果。电影《乱世佳人》末尾，郝思嘉想起她父亲对她说的一句话：土地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认为做学问也是这样，用心做一定会有成果的，学问也是不会辜负你的。第二，搞学问一定要有兴趣，不要凑热闹。总是跟风，流行什么做什么，这是不行的。年轻人如果能孜孜不倦地研究一个东西，最后他一定是有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