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期间的漕运危机与轮船招商局的转折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创建的标杆性的官督商办企业。在一般的叙述中，其早期经营者唐廷枢和徐润被刻画成精明的商人形象，二人在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期间破产而无法偿还局产，被迫离开招商局。在中法战争期间（1883-1885年）取代二人上位的盛宣怀，因改组招商局，加强官方监督，常被认为是一副典型的官僚面孔。但实际上，盛宣怀在重回招商局初期，对减弱招商局的官方性质和进行商业扩张表现出了明显的兴趣，并因此招致了各方不满。要探究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为何在盛氏手中发生了的转折，可以从招商局在中法战争中的处境、活动与盛宣怀上位的历程来做一些解释。

盛宣怀

洋商运漕合同与售产易旗：轮船招商局的自保方案

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轮船航运业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和英国的怡和、太古公司三方签有联营合同，按比例分配主要航线的收益。出于扶持本国企业的考虑，清朝授予招商局运输漕粮的特权。轮船招商局与传统海运业的沙船商人按四六成的比例分运漕粮。漕粮每年春间从上海海运天津交兑，再剥运通州、北京，以供京师粮食俸饷之用。漕运是京师经济和粮食安全的命脉，一旦被阻断，将直接导致京师不稳，故其意义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列强对此早已悉知，并有意识地阻碍漕运，以向清廷施压。早在鸦片战争时，英国就根据传教士马礼逊“燕京漕运，以江宁为咽喉，今但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所求当无不如志”的提议，攻占瓜州、仪征等地，切断长江和运河的通道，意图以此迫使清廷屈服。此后英方又制造“青浦教案”，以英国的传教士与漕运水手发生冲突为由，炮轰海运漕船阻止其离港，致使道光朝的漕粮海运就此终止。中法战争爆发，若法方如法炮制拦截漕船，承运四成海运漕粮的轮船招商局首当其冲。为防止重蹈覆辙，在战争开始后，招商局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应对危机。

光绪十年（1884）上半年，中法在越南交战，战争局势对清朝不利。轮船招商局在清朝授意下，从事探测越南实况及法国军情的活动，因此对时局相当敏感。招商局方面意识到，战况不利但清方又不愿议和，战事很可能扩大到中国本土。商董们因此开始考虑将本年漕粮交由外国轮船公司代为运输，这样既可以保证商局装运漕粮的份额，又能避免船只因战事受损。而自战争开始，英国太古公司就意识到这是他们沾染漕运利益的绝佳机会，遂派遣手下的买办商人联系江浙粮道，试图揽载当年的漕粮。代英商办理此事的袁天锡，一面向办漕官员宣扬轮船快捷，不易被拦截的优点，一面拉拢招商局在事人员，许诺英商仅希望代运沙船的份额，不会影响招商局的利益。袁天锡希望以招商局作为官商间沟通的媒介，促成洋商运漕之事，这与招商局的设想不谋而合。被李鸿章派来清查招商局账目的马建忠本是代运的提议者之一，公司的实际管理者唐廷枢更是从中撮合。在双方的努力下，船商与粮道很快达成了共识，于1884年5月起草运漕合同，约定当年份的海运漕粮，原招商局承运之四成改由怡和洋行代运，沙船承运之六成交怡和、太古、旗昌三家分运，运费水脚每百斤2钱，并保有兵险，若大沽口被法军封锁则允许停运。（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41-143页）

招商局运漕往来文件

这一合同开洋商运漕的先例，其水脚虽仍较清朝给予招商局的低5分，但已颇令英美商人满意。招商局的唐廷枢再三邀请袁天锡和江浙粮道商谈，在决定承运商和协商定价方面出力颇多，这其中很难说没有个人利益的考虑。此时恰逢上海金融风潮影响，唐廷枢之个人资产因此大幅缩水，陷入债务危机。而招商局内部又正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盛宣怀与马建忠要求唐廷枢立刻归还挪用局款，以此排挤唐氏。唐廷枢极力促成的洋商运漕合同，令怡和洋行获利巨大，装运的漕粮达总数之六成。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正是唐廷枢之兄唐廷桂。通过代运合同，唐氏兄弟不仅获得了较往年更多的漕运份额，更使运漕盈利绕开正在被清查的招商局账目。这当然是盛宣怀不愿意见到的。在唐廷枢四处筹款、促成合同之时，恰逢中法签订《简明条约》暂时停战，盛宣怀乘机提出终止合同，将漕粮交还沙船承运，致使包运合同一时被搁置。而此时唐廷枢虽四方筹措，仍难交还局款，同时他另有办理开平矿务局之职，经过一番权衡，唐氏最终选择保留矿务局的股份，交出所有的招商局股份以抵债。至此，招商局基本落入马、盛二人手中。不过，尽管盛宣怀此后一度支持洋商运漕，但他在中法停战时要求终止合同，不仅仅是打压唐廷枢的行为，也是意识到洋商代运对于沙船利益的损害。从后续发展看，此事确为次年的战时漕运带来极大的纷争。

1884年6月，中法谈判破裂，双方重启战端。招商局凭借轮船航线带来的情报网络，预测到战场将转移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闰五月间，商局股东即通信称：“昨午‘海晏’由台湾回来,眼见洋面法舰游行不定,闽洋法舰集泊”。招商局预料到战争爆发迫在眉睫，局势较上半年更为危急。一旦面对本土战事，商局若仅凭尚未定论的代运合同以自保，恐怕力有不逮，商董们遂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自保对策。在确认中法短期不会议和后，马建忠当即提出请洋人另设账房、旗昌代理和怡和洋行代理三种方法。所谓“代理”，实为出售招商局，寄于洋商名下，约定到期赎回，这是国际航运业常用的战时保护措施。对以上三种方案，招商局的管理层经讨论后认为，交洋人另设账房无法解决经营问题。若是交由洋商代理，交给势大的怡和公司，虽然经营更善，但有被吞并的风险。而招商局与美国的旗昌洋行此前已有收购合作，由其经理较为“名正言顺”，被旗昌吞并的可能性也更小。（《盛宣怀档案资料·轮船招商局》，152页）因此，招商局的管理者集体决定将公司售予旗昌。

“海晏”号，招商局轮船，1877年收购自旗昌洋行，中法战争期间曾突破法军封锁，护送刘铭传赴台上任。（《招商局船谱》，27页）

“海晏”号航行图（光绪《重订江苏海运全案》）

但出售招商局还需得到公司最主要的庇护者李鸿章的首肯。此事由李氏的心腹幕僚马建忠向他提出。马氏以“美律简易”、战时换旗乃国际惯例为由，向李鸿章说明出售商局的种种益处。李鸿章当即同意，但随后又表示犹豫，要求马建忠等唐廷枢到沪谈判。而旗昌洋行方面则主动出价525万两收购招商局，并许诺将来可按原价收回产业，但要求招商局3天内给予明确答复。马建忠自然不愿意唐廷枢重新插手局务。面对旗昌给出的优渥条件和美国公使的斡旋，他选择违抗李鸿章的指示，一力担保出售招商局一事，未待唐氏到沪，就于7月31日代表招商局与旗昌签约。此时距法军进攻基隆还剩4天，距马江海战还剩23天。直到法军围困福州船政局、招商局出售半个月后，清廷因招商局股东抗议才知晓此事，但此时早已事成定局。

招商局在1884年的这些活动，是其经营者应对战争风险采取的自保行为。从洋商代运合同到售产换旗，既是对战争态势升级的反应，也是公司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但无论是唐廷枢促成的洋商运漕合同还是马建忠主持的售产易旗，其核心目的都是在战争中保障公司的商业利益，并无过多考虑官方最担忧的漕运安全问题，也就是说，洋商代运与售产换旗都是商业行为。同时，招商局还试图借此转嫁因漕运“官督商办”等官家属性带来的风险，有意识地将漕粮掩饰为商米，行事极为低调。（《盛宣怀档案资料·轮船招商局》 ，178页）但是，因股东抗议，这些秘密安排被公之于众。面对中枢随之而来的责难，李鸿章被迫出面担保洋商运漕的可靠性。这使得次年招商局因洋商的违约，陷入极为尴尬的处境。

洋商包运成为清朝官方应对战时漕运的策略

1884年8月23日，法军进攻福州船政局，致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是为“马江海战”。在此沉重打击下，清朝朝野震动，被迫对法“宣战”。鉴于战事危急和海防主力丧失，在事官员必须更慎重地考虑漕运问题。负责京师仓储的仓场侍郎兴廉、游百川上折提出一份当年漕运的应急方案，要求江浙海运漕粮提前赶办，并分拨部分漕粮由运河运输，以此规避海运风险。（光绪十年七月二十日兴廉等折，军机处档，档案号：128905）这份奏折引起了清廷的重视，当即被下发给江浙督抚议复。

浙江巡抚刘秉璋极为反对仓场提出的分拨河运意见。在上折回复中，刘秉璋痛陈自己亲眼目睹的运河淤塞难行情形，进而提议，招商局既已售予旗昌，漕粮可随之交由旗昌代运，如果实在无法海运，就将漕粮改折征银。两江总督曾国荃认为应该“责成沙船绅董雇洋轮代运”，即官方不直接和洋商接触，由沙船商自行与洋商协定漕粮的数额与水脚运费，官方可借此回避漕粮数额分配问题，沙船商人也可以从中赚取差价，藉资生计。李鸿章的观点与曾氏相近，他主张由船商出面雇佣洋轮运漕，一切具体事项皆由招商局负责经手。李鸿章、曾国荃都顾虑官方雇佣洋轮运漕的先例一开，事后会被怡和、太古公司援为常例，这会使洋商夺取中国商人独享的运漕权利。（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户部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档号：01-20-038-10-004）

清代沙船（浙江海运全案·卷十，58页）

上述提议表明，户部提出的河运方案不被督抚支持。战时将漕粮交由外商运输，是相关官员们的共识。同时，户部也对洋商运漕省费的优点颇为心动，最终决定采用曾国荃提出的“沙船绅董雇洋轮代运”方法，要求江浙两省负责漕米购运事宜的粮道赴上海面议漕运的具体事宜。听闻此讯，因招商局已换美旗成为“洋商”，盛宣怀有意借李鸿章之势，趁机吞下装运全漕的利益。怡和、太古方面自然也不愿错失良机，再次差遣手下的买办联络江浙粮道。买办们主动降低水脚，并向粮道许诺会为漕粮购买保险，以此争取更多漕粮配额。户部此时正为筹军饷焦头烂额，出于“能减一分之运价，籍济一分之饷需”的考虑，极力压低运费。由于铁质轮船运输的成本与损耗都比木质沙船低，户部强硬地要求招商局进一步削减水脚中的修船津贴，使得招商局吞并漕额之举无法顺利开展。最终，各方商讨决定，光绪十年份（1884）的漕粮之四成交旗昌洋行（招商局）装运，原为沙宁船所载之六成交怡和、太古洋行装运。

洋轮运漕和售产换旗，起初只是轮船招商局的自保之策，此时几乎原封不动成为了清廷的战时运漕方案。督抚在意的是洋轮运漕省事省费，无需分兵护漕。户部关注节约正帑开支，轻信了江浙粮道所谓洋商运漕“立有合同”、“确有把握”的说辞。双方都选择忽视包运协议中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等。盛宣怀起初有意改动洋商包运之约，但这份由唐廷枢促成的合同，却在督抚的支持、李鸿章的保证下得以维持。在洋商运漕事件中损失最大的沙船商人，被更强势的招商局和洋商撇开，在协商时几乎没有发言权，自然对此极为愤恨不满。三方间的矛盾随着时间推移持续发酵。

漕粮海运受阻与沙宁船商抗议

1884年下半年法军在东南沿海的进攻，虽给清朝造成了一定损失，但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限于内外形势和军事力量不足，法国无力将战争扩大到华北，且需集中兵力封锁台湾。经过慎重讨论，法国海军司令孤拔于1885年2月26日宣布派兵船在吴淞口附近海域搜查，通知各国商船禁止运输漕米、兵械，开始实行“大米禁运”政策。

就海防而言，清方最忌惮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演。在该次战争中，英法联军封锁渤海湾，从大沽登陆进攻北京。中法战争时，清朝对漕运的筹划，亦基于这一担忧。招商局方面原本计划将漕粮由轮船海运烟台，此后“无事则河开北驶，有事则上栈烟台，酌量陆运”。封锁吴淞口而非大沽实出乎清方意料，这一方案遂无从进行。对此，清朝希望他国出面调停以解决漕运困境。洋商包运方案的本质就是将他国利益牵涉其中，令法国投鼠忌器。在得知法军禁运漕米后，清方立刻开展外交活动，希望怡和、太古所属的英国和旗昌洋行背后的美国抵制法军的行动。

英国首先对法方表示强烈反对。但此时英俄在阿富汗的战争一触即发，英法在埃及的战争刚于1883年结束，英国所处的国际局势并不乐观。因此，尽管在口头上严词抗议，英国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而美国在漕运上的利益其实并不大，也未有实际举措。招商局与旗昌的售产合同规定，在收回局产时，原招商局轮船所获盈余仍归商局所有。且旗昌洋行也并未因承运漕粮获得应有的减税待遇。在拖延数日后，美国公使向清方表态，美方承认粮食禁运是国际法给予法国的战时权利，美国不能插手此事。于是清朝借“洋商代运”引起第三国介入漕运的设想就此落空。

在选择洋商包运方案后，清朝官方事实上放弃了通过自身力量（例如军舰护漕、运河运漕）解决漕运的尝试。在船商方面，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自签订包运合同后，每逢法军骚扰沿海，英美船商就拖延时日拒绝起运。在1884年底，英国领事还对运漕协议提出补充，规定漕粮所保的兵险，只赔偿运输途中因战事造成的损失，若未装船就有战事，则可以停运。此时面对法方的禁令，洋商自然再次停止装载漕米。

自轮船航运业兴起，沙船的生意江河日下，船商极其依赖运漕利益。此时英美轮船商人即使不运漕仍可照常营业，而沙船商人却因无漕可运困窘异常。法军兵力有限，对长江口的封锁其实并不彻底，中国的民船多有利用雾天成功偷渡出长江口的事例。沙船商曾“因抚恤之款已绝望，故不顾死活，硬装廿万”之举，大有迫于生计，愿意铤而走险、偷渡运漕之势。但洋商已将漕粮收存入栈，放任粮食霉变，并借机向州县收取存栈之费。欲运而无漕可运的沙船商见状自然更加愤怒。

法界轮船招商局码头（《申江胜景图》，1884年）

沙船商的愤怒不仅针对洋商，亦指向招商局。在唐廷枢管理时期，唐氏先有促成江浙粮道和洋商买办签订包运合同之举，后又有“沙船装运不及则招商局帮装”的言论泄露，扩张意图昭然若揭，已经引起了沙船商的仇视。在接管招商局初期，盛宣怀又听从了负责漕运的会办谢家福的建议，成功借助沙船商对洋商的仇视，说服部分沙船船商，将沙船的漕额交由招商局承运，约定所得利益四六分成。但因户部压低招商局水脚，使此举无利可图，故而未能进行。招商局既失去了摆脱与沙船、洋商纠纷的机会，又未如愿扩大利益，反而因出卖沙船商人的利益和售产自保成为众矢之的。实际上，自招商局易旗以来，一直有御史上奏要求处死马建忠和盛宣怀等人，沙船商也声称要将抢夺其生意之人丢进黄浦江，盛宣怀迫切希望废止合同以应对各方诘难。但在户部确定当年由洋商运漕后，招商局和盛宣怀已经骑虎难下。

在法军禁米一个月后，运漕显然无望，盛宣怀遂致信李鸿章，希望总理衙门出面撤销合同，甚至代拟了奏折。但李鸿章以北洋不宜越俎代庖干涉江浙之事为由，拒绝出面毁约。时至4月，中法开始谈判，沙船商采取了更激烈的行动。一部分沙船商直接向李鸿章上书，请求抚恤和归还沙船漕额；又有部分船商组织人员进京，直接向户部和仓场控诉洋商和招商局，指责招商局与洋商所订的合同临险不保，是为图私利耽误漕运。听闻沙船商进京的消息，自知难逃其咎的盛宣怀，不得不绕过李鸿章，再次向户部尚书阎敬铭上书，希望由户部出面废止洋商包运合同，并各处托人进行阻拦沙船商人。当然，这些行动终究于事无补。

沙船商的京控将漕运的纠纷公诸于朝堂，洋商代运的失败再无法遮掩。总理衙门终于出面提出销废洋商运漕合同，并要求北洋、江浙从中调停。李鸿章一边登报安抚沙船商，一边提醒盛宣怀，此事可能给其带来牢狱之灾。面对销废合同的要求，怡和、太古有恃无恐，表现得极为傲慢。买办袁天锡声称“太（古）虽不运，脚仍全要，我做生意，粮道有合同在，不怕沙”。即使李鸿章遣人调解，亦无进展，英商坚决不肯废除合同。拖至4月底，中法双方正式议和，此时漕粮霉变已经非常严重，中枢要求漕粮即刻起运。废合同的争执尚未有结果，只能照合同办理。当年江浙漕粮最终由旗昌（招商局）承运43.3万石，怡和、太古共运57.8万石，沙宁船运31.4万石。

善后讨论与招商局的改组

战争期间，天庾正供遭法方拦截，清廷颜面无光，李鸿章、商局诸董备受攻讦。中法议和后，清廷要求臣工讨论如何善后整顿，建设海防，漕粮海运作为海防问题的一部分，在会议中多有涉及。

海防会议中提出的漕运改革设想，大致可分为三类：漕粮改折并于京畿兴办屯田、恢复河运、修建铁路运粮。这三个设想反映了清朝官员对漕运问题的共同认识：海防难以倚仗，内地运漕更为可靠。清朝对漕运的判断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局势的投影：中法战争中，清军在海战中一败涂地，但陆战互有胜负，故清朝对内地运输较有信心。由此，清朝在战后采取了更保守、向内地收缩的漕运政策。清廷一方面下令逐年增加河运漕粮的额数，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海运的管理，最直接的对象就是轮船招商局。

长久以来，在漕粮海运问题上，除海防安全外，中枢的另一大顾虑是“商办”带来的不可靠性。从嘉庆朝首次讨论雇商海运开始，清朝统治者一直因海运不受官方控制而深感不安。尤其是对商办时效性、价格、船只雇募之不确定性的忧虑。不幸的是，中法战争期间，这些弊端全部暴露，清朝上下由此意识到商业合同的不可靠。当日的报刊舆论尖锐地指出，英美方面只需遵守合同中对其有利的条款，中国却因顾虑开罪诸国而不敢索赔。这样的批评矛头多指向招商局，指责招商局受国家之惠甚多，却只图私利，以“私情”出售局产导致1884年的漕运乱象，认为应将漕粮交由官船运输。（《论商轮承运漕米事》，《字林沪报》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第1版）

客观地说，售产换旗，保兵险以规避战争风险，是合乎国际惯例的应对方法。但英国公使出面修改条款，使洋商不履约也无需赔偿，是清朝作为弱国的无奈，并非招商局的责任。但是，在战争期间先后管理商局的唐廷枢和盛宣怀，均是一面试图减弱招商局的官方属性，同时又为自身利益或公司利润觊觎漕运权利。漕运供给京师的特殊性质，使它既是一项红利，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招商局经营者的两个目的显然难以同时达成，又因借助官势逐利，同时开罪官商二方。尤其是沙船商董向朝廷直接抗议，更是制造了社会问题，加剧了中枢对商局及盛宣怀的不信任。

但战时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也让盛宣怀意识到中枢有必要加强对招商局的控制，这成为他的机会。在沙宁船商京控后，盛宣怀多次给李鸿章去信，表示商局事务愿意完全听从北洋大臣的安排，声称“职道在沪，无论何人会办，总可用其长而化其短”，同意完全交出人事任命权。同时，秘密出售局产的行为也招致了商业资本的不信任。股东、经理者无法行使其权力和义务，对招商局大失所望，这也迫使商局管理者寻求官方庇护。1885年，盛宣怀改组招商局，颁布“用人十条”，取消了此前招商局内部事务由众商会议的条款，规定招商局督办由北洋大臣专派，大权独揽，其下的人事任命、重大公事，皆需向北洋大臣请示。至此，招商局完全确立了官督商办体制。

（招商局用人十条原件，《招商局画史》，22页）

盛宣怀主动放弃招商局经营自主权，用“借官以凌商”的章程改组招商局，是在同时失去官商信任的处境下，坐稳商局督办位置的唯一办法。更重要的原因是洋务事业也因中法战争的失败而受挫，清廷在善后讨论中，一方面同意继续开展洋务事业，但在认识和实践中显得较为保守，海防如是，漕运亦如是。此后，招商局收到的官方资助日益减少，其经营在盛宣怀的管理下进入了所谓的“敛”字诀时期，商业扩张停滞，官僚化趋势显著加强。

在招商局的研究中，刘广京先生等前辈学者多强调晚清中国金融业和工商业的脆弱性，认为是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导致以唐廷枢和徐润为代表的商人失去承办能力，才使一心为官的盛宣怀得以在招商局建立官僚化制度。但从对局产和漕运业务的处理看来，盛宣怀与唐廷枢一样试图减弱商局的官家属性和进行商业扩张。笔者认为，唐氏和盛氏部分观点的对立，其实质是经营权的争夺。盛宣怀改组招商局，有内外交困之形势所迫的成分。改组后的招商局，经营日益官僚化，不仅是盛宣怀经营理念的结果，更是官方政策所致。1885年以后，轮船招商局经营的转变，固有盛宣怀的个人原因，更是由于在中法战争的漕运危机之后，清朝需要一个盛宣怀式的官僚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