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建立400周年︱创满文、兴教育：赳赳武夫的文治之光

公元1598年，当《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在舞台上起死回生的时候，边关外的女真部落间却还在使用蒙古文传递消息。但凡有公文往来，首先要由城里懂得蒙古语的巴克什（baksi，也写作榜式、榜什、把式，意为大儒、读书人）用蒙古文书写下来，传递到另一城后，再由巴克什将内容翻译成满语。层层翻译下辞不达意的情形并不鲜见。在讲女真（满）语、写蒙古文的现象背后，是语言和文字互不统一的矛盾，这种矛盾既不利于政令的通行，更不能满足当时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显现出一名赳赳武夫的文治之光。

“胡风”巴克什

努尔哈赤羁留在李成梁帐下的时期曾经对汉人和汉文化有一定的接触，但这种接触和了解是否足以解决他在政权筹建过程中所遇到的全部问题呢？换言之，努尔哈赤的治国之道是源自于汉人的传统吗？一个政权的构建过程必然不能完全依靠于某个人的力量，随着女真（满洲）部落的逐一归并，人口也在不断集结，作为对氏族社会传统的革新者，努尔哈赤刻意打破了旧有的血缘政治习惯。他在改革牛录制的同时，还设置 “扎尔固齐”之职，并依靠巴克什群体来实现一个新政府的各项行政职能。

“扎尔固齐”是元代蒙古“断事官”达鲁花赤（也做札鲁花赤）的音译，这一官职在北元时期曾广泛存在于蒙古社会之中，是努尔哈赤借自于蒙古的行政设置。但“巴克什”不是一种官职，在努尔哈赤的时代它是文职官吏的通用称呼，后来逐渐演变为类似于“巴图鲁”的一种荣誉称号。满语中的巴克什本身是一个外来语词汇，来源于元明蒙古对“蒙古文教师及书写蒙古文的胥吏”的称呼——榜实。虽然很多人依旧抱有“清承明制”的观点，但至少在努尔哈赤的时代，历史所呈现的却正如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所言，“在统治机构组织方面，蒙古和女真是极其相似的”。

努尔哈赤时期的巴克什，大都精通两种以上语言或文字。如额尔德尼“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每每征战“具能以其本地语言文字，传宣诏旨，招降纳款”；赫舍里家族的希福、索尼叔侄二人，也均“兼通满、汉、蒙古文字”，随皇太极征明时能“以汉文书谕其居民”。当时，“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对语言文字的掌握显然是巴克什能否承担起处理与蒙古、明朝、朝鲜乃至女真各部之间关系这一重要职责的先决条件。

国同令，书同文

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由女真语发展而来。金代女真人也曾创制过自己的文字，金亡元兴，蒙古人取代女真人成为统治民族，蒙古文开始在女真地区通行使用，女真文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正式将海西女真哈达部收入麾下，面对初见规模的政权，他选择从创制与女真（满）语相适应的文字开始，开启女真（满洲）社会的文治。是年，努尔哈赤召集精通蒙古文的额尔德尼巴克什和扎尔固齐噶盖商议创制本族文字的事宜。但当二人听说要“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时却表示造字虽好却无从下手，努尔哈赤随即给出具体指示。

在努尔哈赤的授意下，额尔德尼和噶盖借用蒙古文字创制了后金乃至清代的国语——满文。由于与额尔德尼同时承担创制满文任务的噶盖在受命后不久即获罪被杀，满文的创制工作实际上是由额尔德尼独自完成的，这套满文因没有圈点，也被后人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

老满文因字形近似蒙文，拼合同于女真（满）语，因此在创制不久便实现了全境普及，对女真（满洲）社会乃至后金政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老满文的创制既无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又是在仓促间确立颁行的，故有许多先天不足。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巴克什改进老满文，经达海改进后的满文因增加了圈点而被后人称为“圈点满文”或“新满文”，延续至今。

开旗学以宏文教

重视教育的民族才有未来。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亲自选派“准托伊、博布黑、萨哈连、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扎海、浑岱等八人为八旗之师傅”，专职负责对八旗子弟的教育，并要求他们“精心教习尔等门下及所收之弟子。教之通晓者赏之，弟子不勤学不通晓书文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无需涉足他事”。是为清代八旗旗学教育和后金（清代）职业教师制度确立的开端。

有人认为，努尔哈赤的这次兴教之举并未能延续很久，或谓清代文教之兴起于皇太极时代，事实是否如此呢？《满文老档》天聪六年（1633年）十月记载了一份“诉苦状”，主要内容是在朝廷对旗学的整顿过程中，有正黄旗下刘姓、邵姓两位汉人教习被以“教师超编”为由开除教职、退回本旗“充当差役”，愤愤不平的他们“将我等教授十二年之苦，报知于汗”。若由天聪六年向前追溯，则十二年前恰为天命六年（1621--1633），可见努尔哈赤在为八旗子弟选派教师时不但聘任了汉人生员教授汉文，并且在“丑年（1625年）屠戮生员”的动荡之中，也没有中断他们在旗学的教学工作。

欲兴其国，先正其史

创立文字与普及教育，应当被看作是后金时代女真（满洲）人为进一步整理、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进行的一系列基础性准备。这一时期女真（满洲）文化所要面对的，是游猎文化与游牧、农耕文化的剧烈碰撞，以及如何重新构建自我身份以选择性接纳、吸收乃至改造其他民族文化的双重课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与记录就变得意味深长，即如王记录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讲的，“在民族认同意识的‘构建’中起到了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它实际上成了‘塑造’某种民族认同观念的积极参与者”。

努尔哈赤本人关注历史的最初目的，在于为政权的合法性寻找依据。在他与朝鲜、蒙古或明朝之间的信函中经常可以见到以古论今的片段，其中所引用的，大多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因有德而兴、中原汉人王朝因失德而亡的史事，并借以说明自身的崛起与对明的战争是合乎“天道”的。与此同时，应统治者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需要，巴克什们开始奉命翻译、整理前代史书，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通过对辽、金、元三朝历史的编译，金国的汗将自己的政权同以前的非汉人政权放置在同一个抽象的层面上，进而从更广泛的帝国延续性上强调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文字书写体系在社会上层成了一种强势的社会记忆媒介，其产生的文字记忆也会相应地成为一种强势的社会记忆。因此以本民族文字书写本族历史，并藉此宣称一种自我认知与认同，是构建民族认同意识最有效途径之一。在翻译、整理前代历史的同时，女真（满洲）人也意识到了记录、编撰自己历史的重要性，记事始于后金建国前九年（1607年）的《满文老档》便是努尔哈赤重视历史的最好见证。并且，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还保存着明显的女真（满洲）印记，如在1612年的档案里曾出现这样的记载：

erdeni baksi kicebe ginggunji ejesu sure be amcaci ojorakv，ere bithe be (majige dababume arahabi uttu) mujilen i fukjin (araha bithe be adarame dasara seme，inu ambula dasahakv，inekv gisun baba de bi) arahangge inu mangga.

上段满文的汉译为：额尔德尼巴克什勤敬、强记、聪明、无人可及，将此书（写的略有夸张）写的如此用心周全（写了的书怎么可以更改，因而亦多未更改，处处有相同的话）实在不容易。这种能够对所记内容有着“略有夸张”的客观评价，以及坚持以“写了的书怎么可以更改”的原因不对档册中的记载加以修饰、更改的做法，无疑是女真（满洲）人质朴性格的流露，更说明了这种历史记录并非完全由中原史学传统中因袭而来，具有一定的民族属性。

也许上述种种作为对中原的文化传统而言是不足挂齿的，甚至远不能以文治论之，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字、教育与历史认知的结合顺应了女真（满洲）民族统一的时代需求，通过巴克什群体的不懈努力，努尔哈赤在自己的时代为女真向满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是他在世人心中“赳赳武夫”的刻板形象之外，时刻闪耀着的文治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