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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城》专稿｜内山书店：鲁迅与内山完造兄弟

尹敏志

2016-11-04 16:21

来源：澎湃新闻

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都，古书店大多偏居一隅，店面宽敞的已是屈指可数，坐拥一整栋大厦（ビル）的，恐怕就只有内山书店了。在整整三层店面中，中国和日本的新书种类齐全，更新速率也很快，但古书却着实不多，质量也一般。仅有的几十部线装书，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的新影印仿古版，和多有明清甚至宋元刻本、存货深不见底的山本书店和琳琅阁，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但内山书店在中国仍然非常知名，其原因当然是鲁迅。只可惜当年位于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早就在日本战败后翌月关门歇业，从此不复存在。内山完造一开始还没有打算离开上海，甚至不顾当时的混乱局势，试图在义丰里的自宅重新开业售书。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他被国民政府强制遣返回国，书籍及财产也被悉数“接收”。邮轮上的他身无分文，爱妻亦病逝，三十多年的中国岁月，宛如黄粱一梦。

30年代的内山书店

今天东京的内山书店，其实是由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夫妇一九三五年于世田谷创办，一九六八年才移至神保町现地址。嘉吉比完造小十五岁，由于三岁时就被过继给叔父家，远赴四国生活，故两兄弟关系并不密切。似乎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自一九二七年起，完造几乎每年都邀请弟弟来上海过暑假，嘉吉因此自然而然地认识了鲁迅、郁达夫、郑伯齐等左翼文人。

一九三一年夏天，三十岁的嘉吉已是东京成城学园小学部的美术教师，一边教授工艺美术，一边研究雕刻。正好当时鲁迅因受柔石等“朋辈成新鬼”的刺激，开始嗜好木刻版画，认为其风格冷峻，成本低廉，更利于革命宣传。嘉吉应鲁迅之邀，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间为上海“版画讲习会”授课，向十三位中国学员传授技法，由鲁迅亲自担任翻译。一九三二年他携妻回国时，鲁迅特意手书欧阳炯之词相赠，曰：“洞口谁家？木兰船系木兰花。红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引春风相对语。”

回日本三年后，内山嘉吉也辞去小学教职，创立东京内山书店。他效仿哥哥完造以学生为主要顾客的经营策略，最初的店址选在祖师谷大藏站前，因为这里是中国留学生的聚居区。与上海内山书店相似的是，嘉吉与日本左派作家保持着密切关系，竹内好、小野忍、冈崎俊夫等人，都是店里的常客。

完造和嘉吉，一个在中国卖日本书，一个在日本卖汉学书，犹如两翼颉颃。战后虽顿失一翼，但因为他们与鲁迅的特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东京内山书店备受新中国政府关照，连店名也是四十周年店庆时郭沫若所题——上海时代的另一位常客。内山完造自己也枯木逢春，相继担任日中贸易促进会代表、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等要职，并发起“中国漫谈巡回行脚”，演讲八百多场，遍至九州和北海道。一九五九年他访华时，在北京的一次晚宴上突发脑溢血，意外病逝，遗体被运至上海，葬在万国公墓，与妻子团聚。

鲁迅与内山完造

一八八五年出生于冈山县的内山，与书之间的缘分，最开始没有任何迹象。因为他小学四年级时便辍学，赴大阪大塚商店当学徒工了。完造之父是当地村长，算有钱有势，故此举绝非家庭经济所迫。据完造自己所说，他做出这个决定，纯粹“是为了反抗在家中只有父亲才能吃白米饭，其他人都只能吃半麦饭的压迫。因为如果去大阪工作的话，每天就能够三餐吃白米饭了。所以我决定远走高飞，业若不成死不还”。

“白米饭出走论”乍看有些可笑，但当时的内山，反权威的人格特质已经成型。刚到大阪时，因为能够自食其力，他顿觉如鱼得水，工作得非常卖力。但几年后，就因为带头要求店长改善员工待遇而被解雇。十六岁那年，走投无路的他被迫还乡，向父亲借了五十日元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大阪，成为眼药水生产企业“参天堂”的一名员工。

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青年时代的内山完造一度沉迷于运命学：“四柱推命、墨色、方位、方角、手相、姓名判断、八卦等等，几乎什么都信。”后来因为受著名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鑑三的感化，才渐渐转变成为一名基督徒。基督教特有的超世俗、同情弱者色彩，后来贯穿了内山的一生，成为其不易的底色。

所以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可能都误解内山完造了：他后来在书店二楼，屡次不计安危地庇护中国左翼联盟的成员，并不是因为他立场偏左、同情革命，而是他基督教的博爱、反暴力、反权威精神的体现。出于基督徒悲天悯人的性格，内山书店不但允许穷知识分子欠书债，甚至对偷书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先偷，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付款，不是跟借钱一样的嘛。”

内山书店最初的顾客，也是上海地区的日侨基督徒，渐渐扩展到正金、三菱、三井等日资银行的员工，最后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为主。以培养中国通为目标的东亚同文书院，其每届学生在毕业之前，都要在中国境内进行“夏季大旅行”，并选取一处撰写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内容涉及金融、民生、地理等方方面面，涵盖中国沿海、内地及边疆，可以与著名的“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相媲美。

因公或因私，内山完造自己也经常在中国游历。但从其回忆录《花甲录：中日友好的桥梁》中可见，最初他对中国底层的印象并不好。与芥川龙之介、内藤湖南一样，他也屡屡提及中国人的“不洁”，如上海饮水状况之恶劣、绍兴民居之肮脏，等等。偶尔他还会对比一番中日两国的国民性，诸如：“日本人的思维偏抽象，中国人的思维偏具体。中国人易冷易热，情绪起伏变化之快，犹如线香花火。”

《花甲录：中日友好的桥梁》

等到一九一七年内山书店开张，完造广泛地接触中国上层政治文化精英后，鄙夷中国的观点才悄然改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还没认识鲁迅之前，他通过参加基督教青年会（YMCA）上海地区的活动，就已经认识汪精卫、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名人。

一九二一年谷崎润一郎来华时，也是在内山书店二楼会见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中国作家，显示此时在上海地区，内山书店不仅是与日本堂、申江堂、至诚堂书店并列的日本“四轩”之一，也是重要的中日文化沙龙。一九二七年，一位穿白麻长衫的顾客慕名来到店里，购买数本书后，用日语与完造说道：

“老板，这些书请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

“好的，请问尊姓大名是？”

“叫周树人。”

“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啊，久仰久仰。早听说您从广州回上海了，刚才没能认出来，失敬失敬。”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来店里，据完造白描式的回忆：“抽着烟飘飘而来，买几本书后，又飘飘而去。”后来鲁迅经常带几个年轻人一起来，他自己朝门坐在藤椅上，一边与他们谈话，一边观察外面的情况——若有异常，就立即起身转移。一九三一年“龙华事变”后，胡也频、柔石等二十四人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里被枪杀，风声鹤唳之下，鲁迅干脆搬进书店二楼。

即使如此，鲁迅对于内山完造本人，恐怕也未必完全信任，他曾说过：“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另一则史料则显示，日本共产党员尾崎秀实（1901-1944）寄居在内山书店二楼期间，与鲁迅多次彻夜长谈，但两人使用的却是德语，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尽管不无防备，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内山完造还是成为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日本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本思想界反思侵略战争，马克思主义席卷全国，《人民中国》《中国画报》等刊物畅销，内山书店、极东书店、大安社等左派书店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期。但进入到六十年代，尤其是“文革”爆发后，日本左派运动式微，相关书籍也受到冷落，内山书店也难以恢复昔日的盛况。

晚至二〇一〇年，内山书店才被迫转型，开始出售中国以外的亚洲相关图书。但每次去店里，我都感觉整栋大楼（ビル）里顾客寥寥，颇为冷清，毕竟现在日本人文学科研究整体上都在退化，更不要说经营范围狭窄的内山了。即将迎来创业百年的内山书店，在店里自由取阅的宣传单上这样介绍道：“通过书籍，内山书店不仅将继续推进中日两国的友好，亦为加强全亚洲人民的联系而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