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人在“江湖”，行跪拜之礼，就天经地义了？

野夫收徒，徒弟向师父行跪拜礼。图片来自网络

近见一号称土家野夫的人物张罗收徒，本也无可厚非，收几个徒儿乃其私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无关他人。但我注意到了其收徒仪式的荒唐：居然让他弟子为其行跪拜之“礼”，这就有点兹事体大了。显然，此一行止多少触犯了现代社会所倡行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之原则。基于此，我有点按捺不住，必须说几句了。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让人跪拜，这是我坚持的基本理念，虽然我不反对别人这么做。就像在开明社会，我们允许小人的存在，并同样赐之以自由之权，但是，这并不等于小人一旦获了此权就不再是一个小人了——从社会人格而论，你还是小人，只是你有权利做一个小人而已。

所以，土家野夫所行的跪拜一事本不必讨论，一如郭德刚、赵本山之流的“收徒”不值得我们讨论一样，因为不入高贵者流。但是，土家野夫在面对众家的质疑与非议时，居然信誓旦旦写了一篇辩护词，拿出“文化传统”为其脸上贴金，招摇过市，这就显得格外滑稽了。也正是因了他的这一公开辩护，这个跪拜事件成了一个人们纷议的准公共事件，既然“公共”了，那么我们似乎也就有权对此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了。

跪拜，本质上就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变体，或曰变形反应，它是对人的精神与心理的柔性占有并侵入，并以绝对权威之形式实施对被跪者的精神驾驭与统治。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乃是因了一次发生在斯德哥尔摩某银行的抢劫事件，社会与心理学家不无惊异地发现，被劫者居然忠贞不渝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抢劫者，这一奇异现象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由此进入了心理与社会学之研究，此一研究的结果就是诞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说——它仿佛是嵌入我们人性中的某种精神基因，与生俱来，一旦遇上合适的时机、条件与场合，便会发作与发酵，从而左右人的精神与心理。但被左右者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误以为被该综合症所左右的心理并非来自“被左右”，而是出于自我选择。

严格说来，这就是一种精神病症。此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发现，警示着现代人必须对发生在内心深处的、不为一己所知的、对某物或某人的崇拜与依附需要有所认识，因为它是一种你所看不见的精神绑架形式（比如现代青年对某女神、小鲜肉、偶像的精神迷恋与崇拜，就属于这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以说，清醒者必须对此一病症保持高度警觉，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面目出现实施这类绑架，我们都必须警惕且远离它对人的操控。

跪拜仪式，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精神绑架。尽管为此辩护者会说跪拜者是自觉自愿的，无人绑架。我在上述中已说明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特征：它的精神绑架貌似无人在场，貌似是你自愿作出的选择与决定。不过，这一“综合症”有一个存在性的前提条件：被绑架者对其行为的选择，其实是出自于对另一存在体——你所崇拜的物或人——的崇拜，于是便有了一种被催眠般不由自主的精神依恋与依附。这时，他会变得对此一“对象”无体投地，个体之存在性与理智已在无形中丧失，只有惟命是从。而跪拜这一姿势，就已然经典性地或象征性地说明了“五体投地”的存在事实。

在辩护词中，土家野夫还口出狂言，号称“我就是江湖”，看了让人哑然失笑。

先说有“江湖”吗？所谓江湖，不过是从《三国演义》与金庸小说中衍生出来的一个虚构的存在。现实存在的只有民间社会，即自组织性的相互合作与协调的小共同体。那么这位土家野夫为什么要宣称他代表了“江湖“呢？不外乎江湖中一老大式的人物存在，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操控江湖，以至江湖上可以风生水起。同时，江湖因有其传说中的神秘性与另类感，让一众不明真相者亦无脑之人容易被这一“传说”所掳获和追随，甚而被洗脑。

为了让此一“江湖”变得煞有介事，像模像样，一如《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我们的“传统”又制造出一套符合江湖规则的仪式，由此，江湖一说便诞生了，其实它仍然是民间社会的一种另类存在形式而已。可一旦被人冠之以“江湖”，那些人生中的失意者、青春期的骚动者、负气仗义者，便堂而皇之啸聚在了一起，共同推举或拥戴一横空出世之老大，然后排排座次，立个山头，这就可俯视天下了。其实呢，他们还是置身民间社会中，只是为了哗众取宠换一说法而已，此一说法的“合法性”追溯其源头，还是来自虚构中的《三国演义》。

热议中还有人说，跪拜是拜“义”。果真如此吗？君不见跪拜者的头顶上还坐着一居高临下的“老大”吗？那是在拜人。义，在这里是被扭曲的。义，向来是抽象的，存在于我们的一腔热血中、我们的心中，没有一个需要跪拜的“老大”。若有了，那就是跪人而非拜义，这中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没了跪拜就没了所谓的春秋大义吗？再者，义之本身，我们是否也须重新审视与质疑？还有，一个具体的存在者（所谓受跪拜的师傅或老大）能说明他就是大义的完美体现者吗？能说他就代表了“义”？

所谓荒唐乃在于此。

即使说到传说中的“义”之鼻祖——关公，也本是个地地道道的投降者，更无所谓千里送皇嫂与千里走单骑。据史书《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刘备）奔袁绍。曹公禽羽（关公）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在《三国志-武帝纪》中又写道：（刘）备走奔（袁）绍，（曹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曹操）复进攻，（关）羽降。”

一句“羽降”足见关羽当时是降了的。而《三国志》中亦不见关羽义薄云天地送皇嫂与千里走单骑。显然，那一出自《三国演义》，看着让我们感慨不已血热衷肠的段落，乃是出自虚构。拿一个虚构之义来壮一己之私，这多少有点沽名钓誉了。

二十一世纪了，人还活在江湖，我不知这是悲是喜？

其实说穿了，江湖亦属小型化的专制体制，只是与大集权在利益分配上有了冲突，但本质如出一辙，甚至同构对应。比如它们都需要一个绝对核心，都需要讲究绝对忠诚与服从，为什么读书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呢？有人会说，江湖之人行跪拜是正常的。那么我想问了，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谓江湖，莫非就等同于跪拜？无跪拜则无“江湖”吗？又有人说，江湖有道义规矩。那我想强调一句：道义规矩并非仅在江湖，江湖之外亦存规矩。江湖只是某些人瞒天过海一托词。甚至还有人说了，江湖一旦灭了，民主思想也无存了，此一说法实属荒谬。我想问的是，我们是因了江湖，还是基于我们独立的个人存在而秉持民主思想？可见思想启蒙在中国，道路依然漫长，我们还陷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

围绕“收徒跪拜”事件，还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此一跪拜仅属私域，既是私域则别人无权干预。在我看来，所谓私域无权干预一说，指的仅是权力者无权涉入，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皆可进入社会批判的视野与范畴，不能因其属于私域就获得了无权者之批评的赦免。毕竟，批判与揭露跪拜陋习无关干预，它仅涉及对现代道义与人之尊严的捍卫。

但即便如此，你依然可以坚持你之跪拜。但批评自会在其文化批评中履行它的必要之职责，别人同样无权干预——这也包括一意孤行的“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