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旧藏熊十力信札在沪亮相，揭示社会变革期个人抉择

一批徐复观旧藏的熊十力信札昨日亮相中国嘉德2016秋拍上海巡展。此批信札系熊十力于1948-1949年间致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信函，直观得展现了熊十力等新儒家代表人物在历史十字路口的艰难处境及不同的抉择。

此批信札有部分内容能在《熊十力全集》中读到，但是完整的19封信札全部公开尚属首次。

熊十力（1885－1968年）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一作子贞），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与其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被视为“新儒学”代表，在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据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高级业务经理宋皓介绍，这批信札写于1948年秋至1949年间，所涉及的收信人有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张丕介、陈雪屏等。最后一通信定格在1949年11月8日，那时候熊十力已经决定留在大陆，而他的三个弟子中，徐复观和牟宗三选择了去台湾，唐君毅去了香港。

“这批信札主要谈的是社会变革期去与留的问题。它所处的历史年代非常敏感和重要，代表了新儒家的这批学人在大时代变革中的心态以及选择，所以这批信札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都非常重要。”宋皓说。

1949年春，国共战局日渐清晰，国民党败局已定。各大要塞城市纷纷攘攘，云集了各路观望的人士，或走或留，远遁还是近逃，对每一个身处乱世中的人来说，都处于这样的两难选择中。借住于广州观海楼的熊十力对国民党没有信心，他生性狂狷，面对蒋介石的邀请，他曾勃然大怒，“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他也曾力阻学生们赴台，在给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张丕介等人的数十封急信中，称“依国内外情形看，此行如果成，漂浮不可知、生死不可知”，并几次重申自己不愿赴台的意向。

熊十力最不想去台湾，理由并不是政治上的，而是认为共产党肯定会攻打台湾，台湾肯定守不住。如在4月10日写给徐复观的信中，熊十力主要从安全问题考虑，劝徐复观不要把家眷送到台湾：“你眷赴台，吾觉不必。大战不能久延，轰炸不能避，城市离之半步，台人必加害，此必然也。即大战稍缓，而当道人心全失，台湾决不能固。兵败如山倒，古语可玩。胡适不留其间，他也聪明。日人似已在运动台人，前天报上有此消息。”

即便在同意赴台之议，亦是想以台湾为去美国的中转：“赴台暂时可安一会，将来或谋赴美教书，不知能否？若想安于台亦不可能也。”熊十力和弟子们讨论过去上海、去重庆、去北京等不同方案，更是多次谈到想回湖北老家，有一次则说，若不能回乡，则赴台，其心境却是：“不如出游一番，随时随地死了算事。”

面对未明的时局，他在信札中也数次提及自杀，“老夫本可速了，但亦愿得苟全性命时，也如武侯之苟全，看看世事浮云苍狗之变。如义不容苟全，则亦自了而已。”他在8月13日写给徐复观、牟宗三、程兆熊的信中说：“吾欲嘱艮庸买点安眠药，留在身边，万一太不堪，即作了计。”决定留下后，熊十力保持了一份内在的安定：“我就在此听天由命，亦无不可者。年已到此，拿定听天，心亦自安也。”

熊十力最终没有走，返回北大任教，也得到礼遇，写出了一些新作品，然而他最后的形象还是定格在了1967年遭批斗之后的那个广为人知的情景：批斗结束后，熊十力常独自到街上或公园，跌跌撞撞地走着，双泪长流。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

“在这关键的时间点上，去与留不仅涉及政治理念和文化信念的公共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个人出处、身家性命的个人问题。” 在前不久清华大学的研讨会上，哲学系教授唐文明教授说，“这些材料正好跟我们当下思想界讨论的主题有关系，比如，在当前怎么看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怎么看1949年后的历史，涉及到对整个中国现代的叙事、把握和理解；在1949年，对于这些服膺儒门的学人而言，走还是留，的确是个大问题，从信札来看，对很多人来说，都面临去还是留的两难境地，今天的研究应该从这个大的问题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教授认为，“在整个儒家思想里，熊十力先生的学问是比较有革命性的，革命性大于传承性，所以才会把港台新儒家都追溯到熊十力。这批书信可以看到这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前的精神挣扎和他们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