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中，你必须知道的7个关键词

近两个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这两位中国重量级经济学家围绕“产业政策该不该施行”爆发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引发了经济学界争鸣，国家发改委也表态回应。

澎湃新闻获悉，11月9日，两位教授将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一场面对面辩论，当面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在这场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为“世纪大辩论”开始之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为读者梳理此次论争的始末，以及这场经济学争论中的7大焦点关键词。

纷争骤起

2016年8月2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林毅夫发表主题演讲，这场演讲后来被定名为“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网络流传。“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一时被当成林毅夫的代表言论在媒体上广为转载。

8月25日，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的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西安峰会上发表演讲“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针锋相对地提出“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随后，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翻出2014年11月14日，两位教授在林毅夫著作《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先是张维迎直指林毅夫的“四个错误”，随后林毅夫逐条回应，原来产业政策之争早已有之。

9月14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回应此次争论，“从目前的国际情况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都在运用产业政策。”

之后，张维迎在“企业家精神论坛与中国新商道论坛”、“《米塞斯大传》发布会暨米塞斯思想研讨会”上，林毅夫在“北大博雅讲坛——南南合作机制与中国企业机遇”等论坛上一再分别阐述着各自观点。以10月15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为节点，此轮争论暂告一段落。

争论的7大焦点

两位教授对“产业政策”各持己见，林毅夫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张维迎则看中“企业家精神”在创新中的作用。

·产业政策：该如何定义？

张维迎对产业政策的定义较为狭义和具体，即政府以补贴或行政干预的形式帮助某些特定产业优先发展。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则较为广义，不仅将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等算作产业政策，他将政府根据可能的回报来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也算作产业政策。

·创新：是否可预见？

张维迎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而所有重要的创新，所有因创新而成功的新企业，所有新产业的出现，都是不可预见的。因为创新的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我们没办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技术进步：是企业家精神在推动，还是政府支持在推动？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林毅夫则认为，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在推动。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政府应不应干预市场？

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所谓“有效市场”，是指，具备能够很好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所谓“有为政府”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给企业家以必要的激励，更重要的是要完善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的建设。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仅需要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于客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

张维迎也赞同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知识产权，最重要的职责则是法治，维护市场游戏规则的公正。但同时强调，政府行为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不可能出现一个“有效市场”。

·五种类型：产业政策应否分类？

林毅夫认为，当前中国的产业可以分成五种不同类型，分别适用不同的产业政策。

五种类型即追赶型产业（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领先型产业（白色家电、高铁、造船）、退出型产业（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弯道超车型产业（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手机）、战略性产业（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

对追赶型产业，政府应支持海外并购或吸引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到中国来。对领先型产业，政府应支持其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对退出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政府应支持其转移海外（如非洲），对产能过剩的建材行业，政府应支持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带“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弯道超车型产业，政府可以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性人才创业。对战略性产业，应由中央政府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

·比较优势：应如何发挥？

林毅夫强调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同时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张维迎则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所有的市场交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企业家更是发现比较优势的天才。

·“吃螃蟹的企业家”：政府应该给予补贴鼓励吗？

林毅夫认为政府应该对的某些产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行补贴。张维迎则认为，政府既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也没必要为吃螃蟹买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

中国经济学界围绕“产业政策”展开争鸣

伴随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将产业政策之争置诸聚光灯下。中国其他学者也逐渐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在长安讲坛上发表题为“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的演讲，他认为结构性改革真正要改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通过行政的手段对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往往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更加突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才能解决问题。

同为北大国发院教授的黄益平表示绝大部分产业政策不成功。但他也认为在中国当前阶段产业政策是必要的。“近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有周期性和趋势性因素的作用，但最大的变化是过去长期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失去了活力，现在迫切需要培养和发展新的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支持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他提出有效的产业政策的五个特点，顺应市场、不限制竞争、谨慎干预、有退出机制和做事后评估。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需要有必要的国家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不能因为政策设计可能失误，贯彻机制可能走偏，就完全对产业政策、供给管理弃而不用，那是一种无所作为的状态。但他也认为产业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处理不当就会产生“设租寻租”这种扭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持“政府在新兴产业的投资效率不如企业和市场”的观点。他认为，政府要在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中起到积极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在新产业的催生与发展中起到“助产士的作用”。但政府可能会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偏好以及个人、家庭甚至亲友的关系在其中。如果不考虑制度约束和体制变量，而只是理想地提出决策者当怎样行为和怎样才是最优选择，其现实有效性、可实施性和操作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林毅夫弟子、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发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我见”，认为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都是理想状态的概念，都是目标，要实现都需要各种条件，而未见得都已经实现。不要见了一个现实中政府“乱为”的例子就说“有为政府”是荒谬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则发表“产业政策十日谈”系列文章，表示政府干预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干预，或者说政府干预能否以顺应市场机制甚至强化市场机制而不是破坏、扭曲甚至取代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进行。

林毅夫与张维迎历史上的三次争论

本次争论是林毅夫、张维迎两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第四次大争论。

1995年，林毅夫、张维迎就国有企业改革方向问题发生争论。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张维迎认为，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必须匹配，因此掌握国企实际控制权的管理层应该获得国企产权，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民营化。林毅夫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导致国企缺乏活力，因此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营造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

2004年，林毅夫、张维迎在北大CCER创办十周年活动上就中国经济发展预期发生争论。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增长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2014年，林毅夫、张维迎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就“政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展开争论。张维迎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市场或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后发优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林毅夫则认为，后发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扶持企业的比较优势，不然就是无效市场。

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的区别

“产业政策”背后的本质其实是两种经济学范式之争。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林毅夫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基础，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而早年在牛津师从研究企业理论和博弈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的张维迎，则对米塞斯与哈耶克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十分推崇。

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要“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中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其变迁。”简言之，林毅夫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包括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不断变迁的过程，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是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则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促进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而由“边际革命”三杰之一的卡尔·门格尔创始的奥地利学派则与新古典经济学诸学派有着根本的不同。奥地利学派所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它坚持认为社会科学或人类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有意识、有目的行为，而非自然界物质，因而应有其自身的方法体系，决不可以是非目的论的和实证主义的。经济学作为人类科学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其分析对象并不限于所谓的经济行为。所以奥地利学派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强调最好的社会秩序是自发秩序，反对干预主义。

按照新古典理论，市场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机制，研究在给定资源、偏好和技术的情况下，如何使得资源得到最佳位置的问题。按照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市场是一个认知机制，其主要功能是发现和传递信息，使得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这两种范式对“市场”概念理解的不同，一定程度上成为本次“产业政策争论”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