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批大学教师罢工：临时教职沦为学术劳工？

上星期，我的博士生生涯中多了一桩奇遇：我的导师罢工了。从星期三上午7点钟开始，宾州州立大学系统教师工会（APSCUF）发动了集体罢工，这意味着十四所宾州州立大学的5500多名教员会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离开。而将有超过11万名宾州州立系统各大学的学生会发现，他们的教室和体育场空荡荡的，他们的教授和球队教练们此刻正在校园里拉起纠察线，封锁学校各出入口。这是宾州州立大学系统自1983年建立以来第一次罢工，可能也是大多数教授人生中的第一次罢工经历。罢工的导火索是因为教师工会成员与宾州高等教育管理处之间的聘用合同已经于2015年8月到期，而双方一直没有就新合同的细节达成一致。其中双方最相持不下的两点，一是是否要调整现有工资水平，二是是否要降低终身教职（tenure）教员在教师队伍中的比例，更多地雇佣非常勤（adjunct）讲师。

“非常勤”：教职系统里的“二等公民”

“非常勤讲师”的说法来自日本，不过日本大学里非常勤讲师的处境确实与美国大学中的“附属教职”（adjuncts）十分相似，而且比“附属”更能描述这类教师的处境。从宽泛意义上说，“非常勤”包括大学里所有不属于终身教职体系（tenure-track）、但又在大学中开设课程的人，包括访问教授、代课教授、兼职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医学院的“门诊讲师”，甚至主持讨论课的研究生助教。他们不受大学“终身教职”系统的保护，与学校之间只有短期合同关系，因此面临更多的解雇风险。非常勤教员的收入水平低于终身教职员工，而且往往也不能享受全职员工的医疗保险等福利。从美国大学建立之初，“终身轨”与“非常勤”两种职位体系就一直并存。

理论上说，大学教师的主体应该是终身教职序列中的教授，非常勤教师只是事急从权时的后备补充力量。然而，近些年来，由于教职市场上提供的终身轨岗位越来越少，美国大学中非常勤教师的比例已经快要跟终身教职持平，甚至很多全职在某所大学工作的教师也只能与学校签订非常勤服务的合同。按美国高校教授联合会（AAUP）的统计，2013年美国高校所有教学和研究型职位中，属于终身教职序列的只有26.88%，即使不计兼职教研人员，在全职的高校工作者中，拥有终身教职的也只有65.2%，有三分之一的教研人员虽然全职在高校工作，但随时面临解雇的风险。如果进一步细究，考虑到不同职业阶段的教授承担的课时量区别，那么在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教员中，非常勤的比例就更高了。

美国大学雇佣更多“临时工”教授（contingent faculty）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1975年到2011年，美国高校雇员中终身教职序列员工（包括已经拥有终身教职和正在升职序列上的员工）的比例从56.8%下降到了29.8%，而在教学类岗位中，终身教职序列的比例从45.1%下降到了24.1%，3/4以上的教学工作都是附属教授、兼职讲师和研究生助教在负责。非常勤教职在各类学校中的分布也不平均，经费原本就吃紧的社区学院是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临时教师的，随后蔓延到州立大学系统，而中国人最熟悉的精英私立大学则较少受到波及。早在1970年代中期，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临时教员们就在加州教师工会中专设了分支委员会来代表非常勤教师的利益。然而，教师工会本身的合法性就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60年代加州州立大学教师工会建立之初，就曾经被州劳动委员会质疑不具有谈判代表权。虽然70年代后公立大学系统的教师工会逐个争取到了州级别的谈判代理权，但全国和州劳动委员会仍然无权判定私立大学中教师工会的合法性。1980年最高法院在叶史瓦大学案中裁定，私立大学的教师属于学校的管理层而不是雇佣劳工，因此不应该享受集体谈判的权利，只有大学管理方主动承认工会的地位，双方才能进行集体谈判。这就意味着受雇于私立大学的非常勤教师很可能处于既不受终身教职保护，又不能参与集体调解的双重尴尬地位。

“非常勤”维权：知识分子还是学术工人？

随着近年来非常勤教师比例的提高，许多学会都开始关注到本学科非常勤教职的现状，并且表态支持非常勤教师“维权”。自2015年12月起，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的官方博客“进程”（Process）就连发数稿，分析美国历史学界和高等教育界非常勤教员的生存状况。用OAH“非常勤教师委员会”主席唐纳德·罗杰斯（Donald W. Rogers）的话说：“我们非常勤教师的生存处境就跟19世纪晚期的劳工差不多。”罗杰斯1983年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简历上的工作经历看上去像是漫漫征途：他在至少十所学校当过非常勤讲师或助教，足迹覆盖了综合性大学、本科生博雅学院和社区学校，其中甚至还有这样一条：“2000-2003年，在康涅狄格州弗农县Stop & Shop超市当熟食售货员。”如今，罗杰斯同时在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和胡萨托尼克社区学院教课。作为一名美国劳工史专家，罗杰斯分析起自身处境来也很有政治经济学色彩：“我们身处的行业（教育）正在面临重组，熟练工（终身教职）正在大规模被低收入的非熟练工（非常勤）取代。高等教育中非常勤教工的比例从60年代的25%膨胀到如今的75%，我们在多个计时（按学时收费）、计件（按课程收费）工作之间奔走，收入微薄，每门课能拿到2000-5000美元不等……我们中有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013年的统计，美国非常勤教师一年从教学中获得的平均收入在20000-25000美元不等，这一水平已经逼近联邦最低工资标准（2007年国会规定的全国最低工资线是7.25美元每小时）。知名网媒Salon甚至曝出过在阿拉巴马等贫困州，非常勤讲师的年收入不及12000美元，只能靠领食品券吃救济过活。

随意翻开一页关于非常勤教师的报道，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苦大仇深”的故事，不过偶尔也有例外：2009年3月，《高等教育纪事报》上一篇题为《没终身教职？没问题！英文系非常勤讲师教你一年挣10万》的文章在人文学科博士生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作者自称毕业于一所“中西部授地大学的英文系”，这种级别的博士学位在学术就业市场上毫无优势，运气好的时候也就能找个年薪四万块的穷教职，“英文系博士找终身教职的伤亡率，堪比英军陷落索姆河”，师生间谈及找工作时总是一片愁云惨雾。接下来，作者话锋一转，表示自己如今不但没有穷困潦倒，反而靠着当非常勤讲师过上了年入十万、每年休假三个月的闲适生活。而他给同辈学人的金玉良言就是：尽早转变思路，接受事实，要意识到学界教职“临时化”的大潮已经不可逆转，趁着“双轨制”的最后东风，打定主意当“非常勤”，多开课，多发表，忘记终身教职里慢慢升职那一套，先挣到钱再说。作者还有几条具体“建议”：人文专业博士生要早日打破幻想，不要做什么成为著名知识分子的春秋大梦，要把教职看成一份普通的工作，拿出医生和律师对待客户的态度来对待学生。作者甚至建议这些将来要在英文系教书的“非常勤”们，少跟那些怨声载道的英文系教授来往，“少听那些拿你当牲口的老家伙的风言风语”，不要以挣钱为耻，“名声又不能当饭吃”。在反对者看来，这篇文章满篇都透着就业市场重压下的斯文扫地，但在高等教育观察者看来，它体现的则是“非常勤”渐成常态之后美国大学的形势变化：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已经是两个不同的职业了。

教师雇佣“临时化”：压垮大学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大学管理者的角度，提高非常勤讲师比例是为了削减大学运作的支出。近三十年来，美国大学的学生总和入学比例在持续下降，这一方面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的长线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生入学的积极性在降低。很多学生发现，付出了高昂的学费、背负一身学生贷款之后，还是找不到合意的工作，因此，在读学生的辍学比例也在升高。与此同时，公共机构对于大学的拨款和捐赠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普通大学都选择通过减少“奢侈”的终身教职来节流支出。不无讽刺的是，近些年来高校管理层的工资却在迅速上涨。根据《高级教育纪事报》网站的调查，四年制大学管理层的平均工资已经是普通讲师的两倍之多。这并不是因为高校管理者在“中饱私囊”，而是因为大学经营艰难，很多学校开始雇用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学校日常事务、平衡收支。而这又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于大学“企业化”的质疑：终身教职制度原本就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让学者不受衣食所累而设，而如今，谁来保障这些只有短期合同的教授不会受情势胁迫？当大学的管理者不再由学者兼任，如何区分大学与普通盈利机构？如果教授必须在一份份工作间往复奔走，他们的教学水平还能一如既往吗？谁来保护学生，尤其是那些穷学校的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这样的忧虑已经不限于学界内部，近两年来，非常勤教师因为没有医保而无钱治病、因为工资太低流离失所而上州教育局维权的报道屡见于《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主流媒体。最令公众忧心忡忡的是，非常勤教职的泛滥不仅在大学教师中制造了一批“新穷人”，而且很可能会改变大学中的权力结构，最终威胁到美国大学引以为豪的几项制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育公平，以及大学的博雅精神。在非常勤教师与大学管理层的拉锯战中，从普通民众到大学师生，都更多地选择支持教师维权。

对于大学生家长来说，这样的选择是痛苦的，毕竟给非常勤教师增加福利很可能意味着学费要继续上涨。在这次宾州州立大学的罢工事件中，家长们的立场就分为两极，有不少家长虽然同情非常勤教师的遭遇，但也觉得大学学费再涨下去就完全没法负担了。所幸，宾州教师工会中已经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们选择了与非常勤教师站在一起。罢工持续三天后，宾州州长伍尔夫介入斡旋，教师工会与高等教育管理处分别表态各退一步：州立大学系统将重启谈判，根据教师工会的要求修改合同草案中双方意见分歧的200多处细节，而作为交换，已经具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们将会放弃自己的部分薪资福利要求，并且愿意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换取大学管理方不过分“压榨”非常勤教师。

看起来，在终身教职教授们的主动“牺牲”下，这次宾州教授罢工风波迅速平息了。然而，这样的结局离大团圆还很远。在美国大学严重层级分化的前提下，非精英大学的预算削减仍然是个解不开的死结。大学提供的终身制岗位仍然在减少，也就是说，随着老一代教授的退休，具有更强谈判议价能力的终身制教授只会越来越少。而在学术全球化的时代，美国本土“青椒”们就像十九世纪末的劳工一样，还要面对移民“学术工人”的挑战。甚至近年来日渐流行的网络公开课（MOOC）、在线教学都会让普通大学教师的生活雪上加霜——当学生花几百块钱就能远距离听名校名师讲课时，为什么还要倾家荡产去上个中等大学呢？当我们关注大学的制度、精神和规范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大学也是一个雇佣劳动的机构。而今天我们可能就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上：随着大学中劳动雇佣状况的变化，我们熟悉的大学制度也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