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菜市场里的“幼儿园”

15岁的女孩杨光雨还会常常想起她的“幼儿园”。

在那里，同学的家长是校长、老师，也是会计、保安；她的妈妈丁凤云是老师，每天教学计划写到半夜。校长也是市场里卖调料或者玩具的摊商；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小雨爸爸作词的。跟着父母北漂的那些年，她的朋友几乎全在这里，这是她的第二个家。

后来上小学，遇到烦恼了，杨光雨会背着大书包回来。她是当年第一个破例获许进入这所幼儿园的孩子，过去这里只招收市场摊商的孩子，而她家住在市场之外，她的父亲是一名电梯维修工人。

杨光雨怀念的“幼儿园”叫四环游戏小组（以下简称“游戏小组”），是一个以市场摊商父母及子女为主体的非正规学前教育组织。2004年的春天，一群北师大的师生在北京四环农贸市场调研发现，摊商孩子普遍面临“入园难”。他们想通过互助育儿的方式给孩子提供照顾和社交环境，于是产生了游戏小组，流动儿童的教育由此多了一种可能性。

至今，游戏小组已经走过了17年，但它始终无法避开蛰伏其中的身份危机。

学小花猫“静悄悄地玩”

17年间，数不清有多少次，为了聚在一起上课，游戏小组的孩子、志愿者老师和家长需要东躲西藏找地方。

最初，四环农贸市场给游戏小组免费提供了废弃库房和一间大院，供孩子们活动。但北京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生或安全事件，游戏小组就会面临关停。

志愿者向导说，他们担心停止活动，孩子回到市场的环境里更危险，并且停了再聚起来也难。所以，他们打起了游击战，去废弃的健身器材室、摊位前的空地、胡同口的通道、后海公园，到了就把报纸摊在地上，一群人坐在一起，给孩子们讲故事、教折纸或做操。

志愿者带着孩子在市场空地做活动。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一群孩子待一起难免吵闹，路过的居民看到了，冷眼碎语不少，“骂骂咧咧”，他们只能换个地。“这有空地这边摆，那边有空就在那边搭，”当时，游戏小组的家长肖金生记得，看到城管，他们也害怕，像摆地摊的一样，看到了就躲。有时候带着二十来个孩子走在马路上，他们怕车，也怕孩子丢了。

2010年5月，游戏小组遭遇了最严重的关停危机，起因是市场里的一个孩子被管理办公室主任的狗咬伤了脸，这件事让市场管理人员看到了游戏小组的风险，他们直接收回了场地。此后，游戏小组打了三个月的游击战，这是历时最久的一次。

后来，他们好不容易租到了一间民宅。 “独门独院，门一关安全得很” ，肖金生挺知足，“最起码，孩子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了，不要打游击了。”

但开园第一天就遇到问题了。志愿者杨剑宇回忆，隔壁大爷站在房顶上大骂，“这么吵，还让不让人过了？”之后，对方每天报警说“扰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杨剑宇每天算着时间，差不多到点了，站在门外等民警过来，然后道歉。

一个月后，游戏小组遭遇的问题被地方电视台报道，一位爱心人士匿名捐了一万块，给四家邻居都装上了隔音玻璃，才暂时相安无事。这些年，他们仍然逢年过节给邻居送礼，小心翼翼地维护邻里关系。

平时，在院子里做活动，志愿者教小朋友学小花猫，静悄悄的，不要发出声响，“如果不小点声，我们可能就在这玩不了了。”

游戏小组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区服务中心，用社区家庭参与的形式开展互助育儿。“但是处在民政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夹缝，很容易两边都想管，谁都不知道怎么管。”李远香说。

这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幼儿园”。李远香感慨说，“我们每一年走完了，都觉得好幸运啊，我们又走过了一年。”

造血，而非输血

在北京二环，有一条胡同叫“大半截”。秋分的早晨，天还有些炎热，日头明晃晃发亮，胡同里却有几分清凉。朝着胡同深处走去，赶巧了也许能碰见大人把孩子送进一个百平米的院落——大门毫不起眼，门口除了门牌号之外，无任何字样，槐树掩映下的便是四环游戏小组。

游戏小组的大门从不封闭，家长可以随时进出。 课堂上，每天都有值班家长的身影，游戏小组希望家长参与课堂。更确切地说，是参与教育。

但17年前，一切并非这样。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教授张燕在关注社区教育，其含义便是让父母互助育儿，“自己的孩子，自己来办教育”。正好，有学生介绍说，位于北京二环的四环农贸市场有很多孩子。

很快，张燕和她的研究生来到四环市场调研。当时，读研二的程敏也在其中，她看到市场里到处有孩子乱窜乱跑，有一个孩子搁在菜摊上睡着了。三月的北京还很冷，她问家长，孩子怎么睡这？对方回说，发烧了，放在家里没人管，就带到了摊位上。

家长肖金生在市场卖调料，他形容市场里的孩子整天像马上的猴子一样东走西窜，“哪里都有，脏兮兮的。”

这群师生调查发现，市场里共有外来务工摊商700多户，跟在摊商身边的学前儿童有80余人，除极少数上了幼儿园外，大多处于放养状态。

摊商一天要在摊位上度过14个小时

这些摊商孩子的选择不多，公立园入学有户籍限制，而私立园的学费高昂。如果摊商父母把孩子送进了私立园，他们打工一年赚的钱攒不下多少。

这时，“游戏小组”的概念跃进张燕的脑海里。它的提法最早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主旨是“社区家庭自助育儿”，由中产阶级的家长组织，采取互助的形式看护和教育幼儿，它的出现恰是为了满足不能及时接受学前教育的家庭需要。张燕设想，能不能在流动人员的居住地，发动家长互助，为这些儿童提供一定的学前教育？

最初，师生们想得很简单，摊商们往往是老乡带老乡来到了四环市场，关系亲，住处和摊位也近，完全有条件搞一个游戏小组。只要他们带头组织一些活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发动家长，让他们之间自发形成互助育儿的组织，比如夫妻双方一个人去卖货，一个人去游戏小组照顾孩子。

没有犹疑，一群师生发起的育儿支援行动，悄然开始了。

2004年4月7日，游戏小组第一次组织的活动，没有一个孩子和家长来。程敏说，家长们那时候并不理解志愿者在做什么，但游戏小组的育儿活动坚持一个星期后，家长和孩子都非常喜欢。每天不用叫，孩子和家长自动就会过来。

最核心的难题相伴出现了。虽然家长把孩子送过来了，但是起早贪黑忙生意，大多数人不愿意参与课堂，更别说当“妈妈老师”。“他们（家长）来北京是要赚钱的，有人带着孩子玩，那就玩一玩。他们认为孩子没人看，也能长大。”程敏说。

四环市场的孩子在三轮车上玩耍

但四环游戏小组创建的初衷，并非帮流动家庭的父母带孩子。张燕也预想到，作为志愿者的研究生们迟早要毕业，最后只能依靠孩子们的父母了。

既然家长没时间来游戏小组，志愿者就去找家长，他们每天到每个家长的摊位上做工作，这个行为被叫做“下摊位”。为了更有效地沟通，志愿者每天设计制作“宣传页”——A5纸的大小，上面有睡前10分钟小故事、智力题、小游戏，还有一些关于游戏小组孩子的故事。

下摊位的时候，志愿者给家长发宣传页，和他们聊聊孩子在游戏小组的表现，了解他们是怎么和孩子相处的，还会关心他们的生意和老家的情况。用志愿者们的话说，就是人心换人心。

同时，志愿者开始给家长排班，让他们尽量一个星期抽空值班半天，同时设立家长会、读书会，还有大型活动，比如春游秋游、亲子运动会、亲子故事大赛等等。师生们想各种招，让家长融入游戏小组。

为了让家长去开会，志愿者甚至帮忙卖菜、卖包子。起初，家长能在场就不错了，一些家长仍会躲避。志愿者沟通后发现，一些父母不愿意参与课堂，总是说“我不行”，很害羞，甚至有些自卑。

程敏记得，他们特意去了解家长的特长，比如他们懂得更多的关于庄家和动物的知识，乡村本土的童谣儿歌或者小手工等，平常活动就请这些家长展示一下，让他们在活动中增加自信，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潜在的教育能力，也进一步明白不是有多高的学历才能当孩子的老师，父母本身就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我们的家长多能干”

成立六个月后，摊商父母第一次真正走进了游戏小组，参加育儿活动。每周四的教室，白天是孩子在上课，晚上家长坐在这里，和这群师生一起读书，讨论孩子存在哪些问题，该怎么教。

有一天的家长会上，孩子爸爸何湘讲起自己如何运用读书会上学到的育儿经验和孩子沟通——

“今天我忙完到摊位，看到一袋花生米被女儿全撒到了地上，非常生气，差点吼出来。但我想到打骂已经于事无补，控制住了自己。这几天，我刚好看了一本书叫《怎样批评孩子才是对》，想着这正好是教育孩子的机会，故意问孩子，‘怎么倒地上了？’孩子也紧张，解释说，自己捉迷藏到摊位里，不小心弄倒了。

我没再说什么，去忙自己的事了，让女儿收拾起来。等我回来，女儿收拾完了，我问她，‘难不难收拾啊？’女儿说，‘难。’我又问，‘那以后还能躲到摊位里吗？’女儿回答，‘不能。’然后我安慰她，‘以后我们应该到外面玩，在摊位里面，如果不注意，架子上的东西掉下来，砸到头了，会让爸爸很担心。’”

回忆起这件事，何湘说，游戏小组让他知道了怎么跟孩子平等沟通。

舞龙头的何湘

有一位妈妈平时不参加家长会，何湘了解到，这位妈妈是遇到了麻烦，她的孩子每次来市场，看到什么就要买，不买就哭，妈妈拿小孩没办法。

何湘想起了《为孩子立边界》一书，给这位妈妈支了个招：以后带孩子进市场，先沟通好，只能买一样东西，同意了再带。如果孩子还是不买就哭，你就坚持自己的原则，别理他，“不能老是让他（孩子）拿哭当武器是吧？”

没想到这个方法起效了，之后这位妈妈也来参加家长会了。

在游戏小组，这些来城里务工的父母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张燕经常“敲打”自己的学生，“要调动家长的主动性，其实他们都是能人，从老家到北京，不是说干出多大的事业，但是人家受苦受累，敢闯敢干是吧？”

后来，游戏小组还成立了家长委员会，何湘和肖金生都成为了校长。这些摊商父母们一边进货、卖货，一边读书、参加家长会，他们和师大的师生们坐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

游戏小组的家长会

家长魏志红仍清楚地记得游戏小组给自己上的一课。有一回，游戏小组举办了一个故事大会，每个孩子都要上台讲一个故事。她和女儿已经在家里排练了好多次，女儿说得挺好，可是一上台，女儿站在那里，低着头，说两句就不吭声了。旁边一群老师和孩子看着，魏志红觉得很丢人，一心想着“别的孩子都会讲，为什么我们家孩子不讲？”当场，她的脾气就“蹦”出来了，直接上台把女儿拽下来，甩头走了。

回到家，母女俩都气呼呼，不说话，直接闷声睡觉。

第二天，志愿者马楠上门来了——学前教育强调家园共育，认为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性格养成影响极深。在游戏小组，当老师发现一个孩子特别爱打人、不敢说话、哭得比较多等异常的行为特质，会到孩子的家里头找原因，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亲子沟通的方式。

马楠和魏志红谈心，让她明白教育不能急于求成，要去听孩子的想法。魏志红自认脾气急躁，以前对待孩子比较粗暴，“轻则骂，重则打”。事后，她向孩子承认了错误。女儿也解释说，当时讲不出话是因为害怕。

这件事之后，魏志红明白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她开始做事都征求孩子的意见，母女俩的关系逐渐磨合，她发现女儿相信她了，什么话都愿意和她说。

妈妈老师

如今，游戏小组从孩子家长中培养出了八位妈妈老师。

刘乡英是日本福山市立大学儿童教育学科的教授，多次带学生来游戏小组交流。在她看来，游戏小组从家长中培养老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刘乡英在和妈妈老师的接触中发现，这些老师比正规幼儿园的老师更好，能领悟到学前教育的真谛——“眼里有孩子”。

2011年的春天，丁凤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她要去游戏小组当妈妈老师了，自行车骑在路上，女儿坐在身后。微风习习，一切看似如常，但她感觉自己浑身都不一样了，“还是很激动”。

那一年，时年60岁的张燕即将退休，准备招收最后一批研究生，考虑到学生毕业后，游戏小组将没有志愿者老师。创建之初，从妈妈中挖掘老师的想法，再次被提起。

志愿者马楠记得，从那以后，开例会大家都会讨论，哪位妈妈更适合。至于，选人的标准不外两条：第一，热心、愿意张罗事儿；第二，是全职妈妈或者没有稳定的工作。大家想到了孩子杨光雨的妈妈丁凤云。

当时，丁凤云27岁，女儿杨光雨4岁，为了照顾孩子上学，丁凤云就近找了一份小时工，给老人打扫卫生。丈夫做电梯维修，自从女儿出生以后，两人商量之下，丈夫忙工作，她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生活从此被家务琐事挤占，只剩下四角的天空，“就觉得人生没有目标了，可是我又不想这样过下去。”

她一直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初中那会，她的成绩不赖，但看到母亲每次为了给孩子交学费，要去街上辛苦卖大米。作为家中的长女，为了让底下的三个弟弟妹妹能够上学，她主动放弃了升学的机会。但她是一个“想做点儿事”的人。那之后，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贷款2000元开了饭店，生意不赔不赚，关了饭店的第二年，她嫁人、生子。

当志愿者樊艳茹邀请丁凤云做老师的时候，她心动又犹豫，回去和丈夫商量，丈夫担心她没有经验做不好，但她心里早已经决定去做老师了。

刚开始做老师，丁凤云对一切感到新鲜，听着小朋友们叫她“丁老师”，丁凤云内心欢喜。那会，她做的工作简单，比如帮助准备材料、上课维持纪律。但一个月后，压力来了，志愿者让丁凤云去讲课，她开始需要每天课前写教学计划，设计课堂，课后写教学日志，记录这一天发生了哪些事，怎么处理的。这些工作她“完全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全部从头学起，每天忙到夜里十二点多才把邮件发给张燕。儿歌、手指操也不会，她起早贪黑练习，“就把它当个事儿似的。”

从那时起，丈夫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晚饭后，丈夫主动帮忙洗碗，让她去学习。

作为一名幼师，除了教学之外，丁凤云每天要面对小朋友们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小朋友叫小鱼，来游戏小组快一个月了，看起来完全适应了新生活，每天都很兴奋，有时候做早操，他在队伍里跑来跑去，突然一下子就把别的小朋友推倒。

丁老师发现小鱼的问题后，提醒了很多次，但是小鱼仍然没有改正。后来，丁老师找到小鱼，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小鱼不说话，也不看丁老师的眼睛。丁老师让小鱼跟着自己把双手交叉放在身后，这样手就不会去碰别人。小鱼把手放到身后，眼泪立刻就掉下来了，哭着说，“我怎么办呀。”丁老师说，只能自己管住自己的手，否则不能松手。小鱼呕气了一会，答应之后不推小朋友了。

还有一次，两个孩子干仗，丁老师看到了，喊来一个小朋友：“小石头，你去看看他俩干什么呢？你快帮忙解决掉。”没想到，小石头过去后，从兜里拿出了糖，给两个小孩各一颗，接着说了句：“以后你们俩别打架了。”没想到两小孩真的停手了，丁凤云看到那一幕很意外，后面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只要在安全范围之内，她都只做旁观者，派一个孩子去解决。

最困扰丁凤云的难题是和女儿相处：上课的时候，女儿举手想回答问题，她为了避嫌，故意不喊女儿；有一次外出游玩，女儿想拉她的手，但丁凤云觉得自己是老师，得在前面带队，没有拉女儿的手，女儿伤心大哭；还有一次，女儿偷吃游戏小组的零食，丁凤云怒斥了女儿，“我希望我家孩子哪样都好，别让我觉着没脸。”

春游中，丁凤云和孩子们在一起

之后，丁凤云反而是通过女儿注意到了自己的问题。有一个小朋友哭了，女儿进屋去拉丁凤云的手，把她带到了哭泣的小孩面前，对小孩说，“张艺可，你不就喜欢丁老师吗？我把丁老师给你带来了。”当丁凤云看到女儿愿意把妈妈的爱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因为避嫌，没照顾到女儿的心情，而作为一个老师，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

鲜活的孩子

15岁的杨光雨始终记得一个幼年时期的画面。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老师拿着圆形教具在讲课，3岁的杨光雨和小朋友们一排一排坐在小马扎上。四周特别安静。杨光雨举手说，“老师，我想上厕所。”课堂突然被打断，老师面无表情，严肃地说，“不行，憋着。”

那是一个打工子弟幼儿园，杨光雨记得，她每次去上学都会哭，父母把她送到幼儿园的大门，她扒着门不愿意进去。在这里，杨光雨需要学习写“123”，但她不理解这些数字，“每天回家哭着写”。

杨光雨说，这个幼儿园的环境非常好，操场的面积是游戏小组场地的两倍，全体老师穿着工服。但是，她分外压抑，“感觉小朋友们的童趣都被磨灭了。”

入园的短短三个月里，杨光雨经常发烧生病。后来，因为这个幼儿园的费用太高，而且离家太远，丁凤云才考虑给杨光雨换个幼儿园。

寻找幼儿园的场景也印在杨光雨的心里。父母骑着电瓶车载着她，在家附近一圈一圈地绕。突然，杨光雨看到好多和自己一样大的小朋友从胡同里出来，她跟着走进院内，看到小朋友和老师玩得很开心。她想留下来玩，这里就是游戏小组。

游戏小组的门窗有些破旧，水泥地面有几处坑洼不平。若留心去看，又会发现一些独特之处：教室的正对面挂着白色泡沫盘子，上面画着二十四节气图；边上是一根大树干，点缀着用彩纸和毛线制作的花朵和树叶；教室一角的桌子上堆放着几个肥大的南瓜、地瓜和黄瓜；一抬头，成串的高粱像扫帚一样挂在墙面上，底下贴着小朋友们的画作。这些是游戏小组的玩具和教具，都是由老师、孩子和家长一起制作完成的。

家长和孩子一起自制玩具

这里的妈妈老师善于用农村经验设计课堂。

春天到了，孩子们会用彩纸制作迎春花树；夏天到了，蜜蜂和蝴蝶会飞来采花粉，他们开始上昆虫课；惊蛰时分，小昆虫从土里冒出来，孩子们可以到院子翻石头，寻找蚂蚁和蜗牛；白露时分，老师会布置早起的任务，早起的孩子才能看到露珠。

丁凤云的教学日志记录了一节生动的自然课。有一天早操过后，她带着小朋友去观察杨树的形态。孩子们找到胡同口的杨树后，一拥而上，用手触摸大树，每个孩子都有出乎意料的回答：辉辉说，大树是凹凸不平的；俊熙说，大树皮是疙疙瘩瘩的，摸完手都变滑了；彤彤说，大树的皮，看着就像老人的脸，很多皱纹。

过了一会，丁老师又让小朋友站远一点观察。有孩子抬头说，大树好高呀。丁老师让小朋友看看大树枝是怎么长的？希希说，大树干是粗粗的，越长越细；途途说，大树枝上面的树枝乱七八糟；原原发现，树上面还有两个鸟巢，小朋友开始猜想，小鸟的家里面应该有鸟宝宝呢。回到教室后，小朋友们把自己观察到的大树画了下来。

丁凤云在课堂上展示农作物

之所以强调乡土自然课，张燕说，这些流动儿童虽然来自农村，但回老家的次数很少，距离大自然已经很远了。

这里不教拼音、算数，不握笔练字。有的家长也会焦虑，“怎么不教点？”丁凤云说，家长认为学到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留了多少作业、识了多少字。她会跟家长解释，如果现在开始认字，教一些“死”的东西，孩子们思维容易固化。就像一些大人，拿起绘本不会先去看画，看到的全是字，没有自己的想法。

分流

2014年起，在北京就读公立小学需要集齐“五证”。对于游戏小组的摊商家长来说，最难满足的便是在京居住证明和连续的社保缴纳证明。同年，9月30日，四环市场贴出了一则公告，因为城市环境规划升级，市场将在一个月内被拆迁。

当时，多数的摊商父母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何校长和肖校长一家人都相继甩完摊位的货离开了。

一些摊商父母仍竭力为孩子争取留在北京上学的机会。游戏小组孩子陈一洲的母亲说，没有离开北京，是想“叫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无法进公立小学，陈一洲最后去了打工子弟小学。

摊商甩卖结束后离开

魏志红的女儿戴嘉嘉当时正在北京的公立小学读四年级。之后，为了把女儿供到小学毕业，她先后去宾馆、徐悲鸿纪念馆打扫卫生，成了一个陪读妈妈。

那一届毕业的孩子里，丁老师的女儿杨光雨是最幸运的。本来，丁老师因为条件不符合已经准备带孩子回河北老家读书，但在截止报名的最后一天里，她从京籍邻居那里借到了房产证，最后杨光雨顺利进入了公立小学读书。

这些是农民工父母为孩子作出的最大努力了。之后，没几年，这一批孩子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在北京高考，还是在小学毕业前后离开了北京。

再往后看，这一批游戏小组的孩子，不论是直接回到了老家，还是留在北京读了几年书再回到老家，他们离开游戏小组的保护之后，很快都感知到了外部世界的差异性，接踵而至的是身份疼痛感。这些隐秘的感受，孩子们很少向大人倾吐。

杨光雨先是进入北京公立小学读书，毕业后，又回到了老家，经历了双重生活，她的感受最为强烈。在游戏小组，很多小朋友特别愿意亲近杨光雨，大人们都抱着一颗愿意为孩子好的心，杨光雨感受到了温暖，她形容，这是一种胜似亲人的关系。

进入小学后，班里几乎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她初次有了金钱的概念，懂得什么叫做贫富差距。在她的观察里，城市里的孩子有钱出去上补习班，学习也往往较好；班里的外地小孩下课会围在本地小孩身边。

这些发现刺痛着杨光雨，但是她没有把这些心事告诉母亲，“因为我妈已经非常累了，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告诉她。”

在杨光雨的讲述里，小学六年的生活“不太幸福”，她因为状态不好，基础没打好。六年级这一年，她和父母商量后，决定一个人回河北小镇上初中，让父母继续留在北京打工。

和杨光雨不同的是，进入打工子弟小学读书的陈一洲，班里都是农民工的孩子，他没有身份上的差异感，他还因为成绩好，当上了班长，但是他同样难以适应新生活。在那里，他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那时候和谁都不熟，感觉自己很高冷，没有主动和别人说过话。”

2015年，为了提前回老家适应教材难度，在北京打拼了15年的陈一洲父母，决定带着儿子回到河北县城上学。陈一洲说，自己一度不能接受离开北京的事实，回到老家后，情绪波动很大，可能因为学习压力变大，也可能是无法适应新环境，“回到老家就是感觉自己在异地。”他原本听话，这时起，总想和母亲反着来，母亲也觉得他在逆反。陈一洲没有和父母说过自己不能适应老家的生活，他觉得父母不能理解他。

这些流动儿童在北京出生长大，老家的记忆是空白的，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就是北京人，突然中断生活回到老家，都经历了漫长的身份体认过程。一年级的肖灿得知自己要离开北京，回老家上学时，她感到不解、奇怪，“那时候我都在好奇，我到底是哪的？”

转回福建县城老家上学之后，同学都好奇这个新转来的学生是哪来的，知道肖灿是从北京转回来后，同学都自然而然地把她当成北京人。上课讲到了有关北京名胜古迹的课文，老师会请肖灿介绍一下北京到底是什么样的。哪怕上了初中，同学听到她的北京口音，仍然会问，“你是北京人吗？”身份上的错位感纠缠着她，她感觉自己不太一样，既不像北京人，又不像福建人。

这些流动儿童对北京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知道自己不属于北京，又对北京有着无法割断的依恋。“北京更像家，不管（以后）做什么，至少能回北京。”陈一洲说。

一时间，大量市场里的农民工回了老家，这意味着游戏小组将失去一大批孩子，为了应付房租，他们像民办幼儿园一样开始考虑招生的问题，每周的例会开始讨论怎么招收新的孩子。志愿者带着小朋友去后海活动的时候，会带着宣传册，有人围观的话，就发给他们。

也是这一时期，一些认同游戏小组教育理念的北京家长把孩子送到了这里，现在这样的孩子超过一半，但整个游戏小组的孩子人数仍为历史最少。

试验田里的回响

9月，在游戏小组的大院里，我见到了张燕。她身型瘦小，齐耳短发，穿着一件素净的白衬衫。小朋友们正在做活动，她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看着孩子，目光柔和。偶尔，她会起身拍下小家伙们跳跃时的身影。活动的一个小时里，她和家长坐在一块，视线几乎没有离开过孩子。

张燕和孩子一起做游戏

多年来，张燕每天坚持看妈妈老师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日志并反馈，每周的教研会从未停过；她很少去谈游戏小组的价值，她一直告诉所有人，“四环不是完美的，它就是一种互助的教育形式，不要美化它，也不要过分赞美它。只要儿童喜欢、家长喜欢，那就是合适的教育。”

如今，已经有六百多个孩子从游戏小组毕业，最早的一批已经上了大学。当这些孩子离开游戏小组升入小学时，他们年仅七八岁，关于游戏小组的课堂和游戏，记忆已经难以清晰而微。

陈一洲在老家的县城中学读初二了。许多时刻，他会想起在游戏小组度过的那些天真又温馨的时光——掉牙时，志愿者老师笑着把他的牙齿扔到了房顶；和小朋友在后海跳绳，他像大哥哥一样照顾他们；妈妈老师温柔的笑容；还有一些不那么清晰的追逐打闹的画面。

这些回忆仿佛近在眼前，又似乎很遥远了，他有些怅然，“我就感觉是不是自己突然长大了，没有小时候那种天真了。”陈一洲还记得小学的一次期末考试，作文主题是写自己的小时候，他写了游戏小组，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当踏入了游戏小组的大门，我就感觉整个人都在放松。

在山坡森林里奔跑的孩子们

很多孩子童年记忆的开端就在这里。杨光雨说，去游戏小组之前，她没有朋友，之后她所有的朋友都在游戏小组。她还记得，夏天放学了，他们摘下黄瓜，搁水池里洗一洗，一口咬下去，特别甜；过年的时候，菜市场的很多摊商家长都不放假，他们会聚在一起包饺子；还有妈妈老师丘老师曾经在课上做示范时，握住了她的手，她记得丘老师手的触觉，“真的好嫩”，这只手后来教会了她给鞋带打蝴蝶结。

孩子们做手指游戏

长大后，肖灿从父母那里得知，以前孩子满市场乱跑，困了就躺在摊位上睡觉，饿了就出去买个包子吃，没有人照料。而这时，游戏小组把他们组织到一块玩，让他们学到东西，肖灿说，“（游戏小组）给所有的小朋友一个接受教育的机会，还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在游戏小组的那些年，同样给家长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99年，魏志红和丈夫“为了生活”来到北京，在市场里卖衣服勉强谋生，一直有强烈的漂泊感，惦记着老家和孩子。当志愿者向导得知，他们家还有一个儿子留守，主动给孩子写了很多信，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回忆起志愿者，魏志红忍住眼泪，“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聊天，我心里舒服，特别温暖、特别贴心、特别真诚。”

游戏小组里的人像流动家庭一样迁徙变化，丁凤云在今年上半年因为搬家，换到另一个幼儿机构做幼师。这些年，妈妈老师的工资全部来自基金会筹款，从最初一个月500元到现在4000多元。曾经，一个亲戚不理解丁凤云，为什么家里本身就没钱，辛苦北漂挣这点钱？

丁凤云看重的是个人成长、价值认同，和那些属于孩子的童真时刻。她还记得，有一回教师节，让小朋友画老师，一个女孩说要画她。丁风云认真地坐在那里，可是好半天，女孩都不抬头，丁凤云诧异地问她，“你不是要画丁老师吗，你怎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女孩说，“丁老师，我不用看，你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关于孩子的变化，几位家长都提到了阅读习惯。在游戏小组，每天早上老师会在院子里给孩子们读绘本故事，每周都会给孩子们登记绘本借阅，之后还会举行亲子故事大赛。如今，丁凤云发现，女儿杨光雨从老家来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图书大厦看书。她说，对流动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珍贵、很重要的习惯，“我们不是天天看书过来的，但是我的孩子现在是这样。”

张燕的学生，曾经的那些志愿者，从师大毕业后，多数仍从事学前教育专业相关的工作，成为了高校老师或者幼儿园园长。毕业后，很少听到来自孩子的反馈。当我把这些遥远的回响告诉杨剑宇时，他停了几秒，笑了笑，“如果这样讲的话，我觉得我们以前做的挺值得的。其实，我们也就是希望，他们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能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以后遇到什么问题，他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基础，不会垮掉、倒掉。”

（文中孩子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张燕 李远香主编《把种子埋进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