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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源头 | 段渝

2021-11-24 19:0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中国丝绸传到西方，先秦时代的主要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汉代及以后从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丝绸当中，也以四川丝绸为大宗，而从草原丝绸之路输往北亚的中国丝织品中，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也是四川丝绸。大量事实表明，四川丝绸以其质量优良闻名中外、传播西方，不愧为丝绸的故乡，而成都则堪称丝绸之路的源头。

蜀身毒道的开通

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地区便初步发展了与古印度的陆上交通，成都丝绸通过上缅甸、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传播到古印度和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地区，这条国际贸易线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西方考古资料也说明，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Philippa Scott,The Book of Silk,London:Thames&Hudson,1993,p.78；又见《新华文摘》1993年第11期关于奥地利考古队在埃及发掘中发现中国丝织品遗物的报道），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传至欧洲，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就发现了五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到公元前四、五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尤其罗马帝国盛行。这两种情况，在早期中西交通的开通年代上是吻合的。

如果仅仅根据中国古文献的记载，至公元前2世纪末叶汉武帝时，汉王朝才开通西域丝绸之路，这就远远晚于考古发现所真实反映的中国丝绸西传欧洲的年代。而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约在战国时期，用以交易的丝绸主要是蜀锦。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于汉代，但它的兴盛是在宋代及以后，贸易的物品主要是瓷器而不是丝绸。历史事实表明，由于成都丝绸的西传而引起丝绸之路的开通，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源头所在。

舞人动物纹蜀锦（战国）

古代四川销往南亚的代表性商品是丝绸。蜀地商贾从事长途贸易直至古印度的情况，历史文献记载颇多。如《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详细记载了汉使张骞的西行报告，明言张骞“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大夏商人所得蜀布、邛竹杖，即是在身毒“得蜀贾人市”，“往市之身毒”。明明白白地说出“得蜀贾人市”，证明蜀身毒道贸易是直接的远程贸易，而不是所谓间接传播。

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史记·大宛列传》还记载：“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亦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滇越（即盘越）的所在，张星烺以为是孟加拉；向达以为是剽越，即《广志》所谓剽越，地在今缅甸；饶宗颐及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1—57页）等以为应在阿萨姆与缅甸之间；汶江《滇越考》则认为在今东印度阿萨姆，为迦摩缕波（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其说甚是。可见，蜀贾人是通过东印度陆路通道进入古印度地区的，这也是古代蜀、印之间进行直接贸易的重要证据（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阿萨姆野象

（文字、图片选自《发现三星堆》第八章第四部分，标题为编辑所拟）

《发现三星堆》

段渝著

简体横排

16开平装

978-7-101-15377-4

85.00元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一部科学、系统反映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文化研究成果的大众普及读物。全书四色印制，彩图600余幅，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展示了三星堆文明的内涵。全书从三星堆——文明的重现、神权政体与文明、神权政体的运作系统、古蜀文明与夏商文明和长江中游文明、古蜀文明与欧亚古文明、南方丝绸之路——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等方面对三星堆文明的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贸易等经济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并对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文明以至西亚古代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本书将深奥的学术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既具有学术高度，又具有普及性的特点，以科学性与知识性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神秘的古蜀文明，并对笼罩着三星堆文明的诸种未解之谜一一给予了妙趣横生的科学解释。

作者简介

段渝，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等，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史学科评委。出版专著11部、合著17部，发表学术论文36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1项、年度课题4项、省部级和国外科研项目10余项。获中国图书奖1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7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项。多次在国外合作研究、访问和学术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