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代表“普通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政治思想史起源

众所周知，近年来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一大特征就是与民粹主义相合流。本来传统而言，保守主义者应是对群氓的行为充满不信任，但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却全力拥抱草根及其所谓的“民间常识”。对于此种现象，已有许多学者做了不同探索，而最近芬兰奥卢大学（University of Oulu）历史、文化与传播研究专业Antti Lepistö博士所著《基于“草根性常识”的保守主义的崛兴：美国右翼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再发明》（The Rise of Common-Sense Conservatism：The American Right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一书，算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切入视角。此书洋洋洒洒，从特朗普带起的民粹主义思潮，谈到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再一路谈到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此书是由作者于2019年向赫尔辛基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来。

特朗普2016年出人意料的当选，很大程度是由于美国中西部白人势力的支持，这些白人自视为美国质朴纯粹的“普通人”（common man）价值的代表者，他们立志与那些沿海媒体界的所谓“精英”针锋相对，斗争到底。Lepistö此书就试图证明这种拿草根性的“质朴”来说事的思路其实是早有先例，而且最初的知识起源并不在美国本土。

特朗普

此书选取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福山、欧文·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 Wilson）等人。Lepistö发现，这些人的基本主张中留下最大影响力的就是他们对所谓“普通人”（the common man）性格与气质的描述。而这种痴迷于“普通草根阶层”的做法根源乃在于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战争”里冲锋在前的所谓“战士”（culture warriors），这些新保守主义取向的思想家们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亚当斯密、休谟、托马斯·里德（ Thomas Reid）和 弗兰西斯·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等哲学家的理念遗教“武器化”了，他们毫不吝惜地运用这种武器以攻击那些自由派精英，教育类机构和社会改革运动者。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早期，新保守主义者们经常性地嘲讽专家与知识精英阶层，他们宣称普通人的“常识性看法”要高于学术性的分析，大众的感官情绪要比学术研究来得更高。他们认为，学术研究不仅过于精英化，而且极易受到流行的时髦理论的左右，并因之有所趋附，而普罗大众的感官情绪则来自于朴素的道德感知，并因此更为可靠。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们的努力，最终使得美国政治保守主义变得特别强调“普通人的常识性感知”（the common sense of the common man）。

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即是指18世纪发生在苏格兰地区的一场新兴思想人物联袂辈出的事件。西方学界一般归纳此次启蒙运动有四大基本特征。第一是对理性主义与莱布尼茨范式“统一场模式”理论的质疑，第二是对所谓人类感官感知的强调，第三是特别重视经验性的，以实验或观察为依据的探索，第四是立志于探究人类本性。这四点里的其中第二点，即与本书主旨相关，其所谓“人类感官”，既包括所谓的“道德观”，也包括18世纪在苏格兰蓬勃兴起的对于所谓“常识性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mon sense）的强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不少思想家都认为，“常识性感官”（common sense）乃是人类所通有的知识的起始点，正是通过这些“常识”，我们才得以接触到那些无法通过理性而被揭示与认识的若干“真理”，这种看法，有时又被称为“苏格兰式现实主义”[1]  。有不少学者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康德思想形成对立，因为康德认为人类理性已是最高，应无需再求于外物，但苏格兰思想家们却更强调来自于经验积累和长期观察中的实证型知识，因此苏格兰启蒙运动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保守化性格。

按照此书的描述，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其道德哲学，对于一般人所持的所谓“常识性”概念有一番独特的建构，二十世纪末叶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们将这种理念用之于解释美国社会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家庭问题，犯罪问题，种族问题，贫困问题，多元文化问题等等，他们最终的结论是，美国的真正问题在于精英们所制造出的危机，而真正的解方则蕴藏在普罗大众的日常文化实践中。他们认为，普罗大众对“对与错”有着一种近乎于直觉本能式的感知体认，而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们则要么道德败坏，要么干脆没有道德观念可言，美国文化正是被这些精英所腐坏。

不过，此书作者也指出，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们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解读大概只能算是一种刻意而为的误读，或者说是故意“重塑”（reconfiguration）。他们做出这种误读的原因是希望能证明“一般普遍的美国民众”才是对的，而那些自由派精英则是错的。通过这样做，最终他们唤起的是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崛兴。Lepistö 在此的判断是准确的，比如 托马斯·里德就认为不应让大众一时的普遍意见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际应在基层百姓与知识精英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的管道和机制。另外里德所讲的“常识性感官”及判断能力，实际上是针对所有人都存在的一种天性（unconditionally given to all men by the Author of Nature），人会赖此以自存，因此不仅是草根民众有，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也同样有。

对于另一个关键的细节问题，此书也有交代。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们大多讨厌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这两股力量时有相争，互看不爽（欧文·克里斯托之子Bill Kristol就是激烈的“反特”人士），依此书提供的分析框架，则新保守主义者们虽憎恶特朗普，但特朗普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却与新保守主义者们的先期知识构建密不可分，因此，特朗普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保守主义者们“无心插柳”而导致的非预期性后果，或者，至少是特朗普顺势利用了新保守主义者们努力而造出的成果。Lepistö认为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们基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遗产而发明出的这套面向“普通草根人群”的修辞术是十分强大的，且一直被反复运用，从这个层面看，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们的论调，甚至和后来崛起的特朗普之间存在某种“共谋性质”的联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书的研究可谓相当深刻。一般而言，学界倾向于认为当代政治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是英国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但是，若我们仔细推演柏克的政治主张，就会发现它与今日美国特朗普范式的右翼民粹主义可谓格格不入，不仅侧重点完全不同，连基本基调都大相径庭。柏克不是以渲染基层民众的强大力量或纯洁本质而著称的，相对而言，柏克走的是一条更趋精英主义的路线（以贵族出身的辉格党人作为政治中坚领导阶层）。而且柏克最重传统，强调逝去者，当代者和未来者间的有机生命联结，因此世间万物不应随一时民粹的偏好而有所剧烈转动。而若柏克并非今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之思想源头，依此书提供之分析框架，就相对更有道理一些。

此书对感官感知方面的着重刻画也可与另一项研究相验证。学者Roderick P. Hart的研究就指出，真正在2016年将特朗普送入白宫的，不是他的党派立场，政策卖点或者经济性因素，而其实要害全在于特朗普懂得操纵如何让大量选民觉得舒服、受用，且被带起了情绪，受到了感召（Trump and Us，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

若说此书不足之处，笔者认为一大潜在问题就在于，从亚当斯密和休谟，到福山，再到特朗普及美国右翼草根民粹分子，这条线（用此书作者原话，叫“unusual lineage”）跨度数百年，未免也拉得太长了，时间线越长，真确度可能就越低，况且特朗普及其拥趸“刘项原来不读书”，大概连福山这些人是谁，都未必会知道，就更遑论亚当斯密和休谟了。同时，特朗普在2016年之前的政治性格、政治立场都是相对较为模糊的，他甚至有一段与民主党的蜜月期[2]。笔者觉得，特朗普是典型的美式庸俗型功利主义者，只要发现价值能为他所用，他才不会去管究竟是哪种脉络，何样系谱。而能用就用，正是美国当代政客的普遍性格，不仅特朗普一人如此，正如学者Lauren Mattioli所指出的那样，就算拜登基本抛弃了特朗普式的路线，可他仍选择拥抱特朗普的部分民粹主义遗产（尤其是在对待非法移民等问题上）。《金融时报》甚至直接说拜登搞的无非是一种“更为受控的民粹主义”（the controlled populism）而已。

因此，从完全实证主义的角度看，此书立论似乎未必真的完全成立。讲新保守主义为特朗普与右翼民粹风潮“铺路”的那部分，可能比远溯源头至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那部分，要来的更为切实和真确。但实际上，“铺路”那一段类似的论述，早在2016年时就已有论者（比如Michael Lind和Jim Lobe等人）指出过了，就连苏格兰启蒙运动那一部分，学者Walter Russell Mead也早已在2011年时就提过类似讲法。而苏格兰启蒙运动诸思想家之间又并非铁板一块，比如，托马斯·里德与休谟之间就存在很大的见解分歧（里德思想里有不少受洛克影响的成分）。另外，此书对以桑德斯等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左翼民粹主义及所谓“进步主义范式的民粹主义”（Progressive Populism）的描述似乎也很不足。而且，如果说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可以上溯至苏格兰启蒙运动，那今日欧洲的民粹主义是否也同样源出于苏格兰呢？英国脱欧的情绪氛围是否亦同此机理机制呢？

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皇家大道上的哲学家大卫·休谟雕像

从另一个层面说，美国当前的右翼民粹主义也许并没有这么多知识与思想意义上的积累，正如学者Tom Nichols在其新近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美国的右翼民粹思潮很大程度是植根于普通人民中常见与流行的“过度自赏”（unchecked narcissism）和对必要之改变的拒绝排斥（Our Own Worst Enemy， 牛津大学出版社，2021年）。而学者Alan I. Abramowitz则认为特朗普风潮的兴起关键在于，美国在种族、宗教、地理与意识形态等方面所发生的前所未见的阵营重组，也就是说，思想意识领域至多不过是其中一环而已（The Great Alignment，耶鲁大学出版社，2018年）。再有一点就是，至迟在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时期（1829-1837），美国就已经有了显著的草根民粹主义传统（更早甚至可上溯至美国建国时代的反联邦党人群体），那么是否有可能新保守主义者们主要借的并非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外债”，而是更多植根于美国政治思想的固有本土资源？而且按学者Arthur Herman等人的描述，杰克逊思想里就颇有受苏格兰文化影响的影迹在。

此外，正如学者Robin Grey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早在美国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的年轻时代，他就已经采纳了苏格兰启蒙哲学家们对所谓“常识感官”的思想建构，也就是说，早于当代新保守主义者们百余年，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常识”理念已然入美。学者Roy Branson和Forrest McDonald等人甚至认为苏格兰启蒙思想对于美国建国一代（尤其是麦迪逊和杰弗逊）和美国1787-1788基本宪政秩序亦有潜在的影响和关联性。而学者Nicholas W. Drummond的研究又恰可补上这一环，因为他指出，麦迪逊的政治理念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当代民粹主义相关联：1、基于公民社会的共和主义范式；2、先辈、我辈与后辈之间关于责任的传递和接续；3、警告太多的“多元化”可能会导致社会上出现分化、撕裂和斗争，最后形成财阀型的金权统治。是以，我们又可以得出一条从苏格兰启蒙思想到麦迪逊，再从麦迪逊直接接驳到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路线。

学者Charles J. Holden等人的研究则认为特朗普民粹主义路线的前导者并不在于那些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而是落在实际政治运作层面的先行政客上，尤其是在 1969-1973年间 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共和党人 斯皮罗·阿格纽（Spiro T. Agnew）的行为范式上，而阿格纽也是动辄诉诸于“草根普通人”式（everyman）的政治话语（Republican Populist，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19年）。

还有一个潜在问题，学者Pippa Norris和Douglas Kellner等人都曾将特朗普的统治风格定义为“威权范式的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如果说强调所谓“普通人常识”的性格是源自于苏格兰启蒙运动，那这个“威权范式”的性格又是源自于何处呢？

当然，此书对当代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思想起源，无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新颖而别致的分析与解释框架。考虑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与英格兰政治传统间的一些潜在分异（广义而言今日的苏格兰独立运动也与此远远有些关联），此书的立论更是尤为有趣。2018年时学者C. B. Bow曾编了一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关于“常识”的概念》（Common Sense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牛津大学出版社），若将该书与Lepistö此书对读，必有助于更深层次理解。

另外，这本书也可算是挖了一堆福山等“顶流”大知识分子尘封的“黑历史”，因为本书只说福山等人曲解了亚当斯密和休谟，却并没有特别说特朗普误用/滥用了福山等人所造成的概念风潮。总体来看，此书基本上走的是“阳春白雪”上层路线，拿此书和“下里巴人”范式的J.D. 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译本）对读，可能会更增几分风味。

注释：

1、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具体介绍，可参阅复旦李宏图教授：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3380 一文与http://www.cssn.cn/sjs/sjs_dqgbs/201406/t20140616_1212953.shtml 一文

2、可参阅笔者旧文：https://www.guancha.cn/LiHaiMo/2016_08_02_36970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