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专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一部“君王宝鉴”

革命与时代

亚当·斯密出生于一七二三年，卒于一七九〇年。他生活在一个革命时代。“革命”既是在世界史意义上对时代精神的描述，也是斯密对社会结构、政治危机的体会和判断。斯密注意到，自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欧洲可谓沧海桑田。商业和自治市的兴起已经掏空了封建领主的权力，“旧制度”不再具有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社会的总体精神亦为之一变。尽管此乃社会机体在时间之河中自然生长所致，但斯密仍然将其称为“革命”。“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亦未预见。”

贸易和制造业为封建领主带来“钻石纽扣”之类的精美器具和物件，价格高昂且能为其一人享受。于是，地租为此倾囊而尽，再也不能维持众多的依附者，领主的权威因此丧失。商业和制造业兴盛起来，进而反哺农村。贸易像风一样化育了社会，逐渐瓦解了野蛮的法律和习俗，人们获得了秩序、安全和自由。这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展现的欧洲社会自然史：由野蛮而文明的历程并非人们有意为之，实属自然之功。

英国虽已经历了政体意义上的革命，砍下过国王的头颅，但政体的一朝改变并不能一劳永逸地使不列颠的自由正义确保无虞，也难以令其国祚永昌。社会层面的运动就像不断涌动的海涛，政治的航船无论具备如何精美的构造，若是不能分辨洋流的走向，不知如何识别并躲避暗礁，它也将葬身于狂澜巨浪之中。海洋虽多凶险，但有其自然法则，航海者只要认识并利用之即可乘风破浪，征服海洋。所以，主权者当颁布合于社会机理的法律，守真务本，方能令国运不坠。论及法律与帝国命运时，斯密曾言：“各帝国虽与一切其他人为的事物相同，其命运有时而尽，但它们却总图谋永远存在。所以，帝国的任何制度，被认为应与帝国本身同样永久，都不但求其便利于某些情形，而且当求其便利于一切情形。换言之，制度不应求其适合于过渡的、一时的或偶然的情形，而应求其适合于那些必然的而因此是不变的情况。”这些“必然且不变的情况”即为社会的生命原理和自然法。财富之发展、文明之化育，甚至公民德性之养成皆以此为基础。法律、制度亦应依自然之理来照管、培植社会的健康与活力，而不能凭某一私人的嫉妒心或某一特殊阶层的意志。

斯密其言谆谆，其心切切。他对财富、文明、道德之原理思考得越深，对政治体命运所依存的“自然智慧”体认得越深，其危机感便越发强烈。英帝国早已身染沉疴，若不能得到及时医治，其繁荣、自由、正义都会被疾病一一吞噬。若此，革命、动乱和荒芜便是帝国最终的归宿。

斯密将不列颠和英帝国的疾患诊断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重商主义并非推崇一切商业，而仅仅推崇某些特殊的商业类型，尤其是对外贸易中的远洋贸易。商人们建构起一套话语，以此俘获君主的权力与意志，对国民经济（包括商业）予以全方位的干预。依据斯密的分析，如果我们把这套话语像洋葱一样一层层剥离开来，其核心便是对财富的货币化理解。我们也会看到，紧紧包裹住这个内核的仍有两层：欧洲诸国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战争状态”，以及对海外社会的“黄金国”想象。正因为此，重商主义理论家才会将“战争”视为国家追逐金银的正当性因由。当我们如此解剖这个“洋葱”之后，其思想结构便需要重新加以组织。其思想内核其实是“战争”，是君主间彼此的嫉妒。“嫉妒”主宰了政治家对财富的理解，主宰了商业，也主宰了国家行为。商人则乘机利用这“嫉妒”，从而绑架君主与国家，来获得贸易中的独占地位和巨大利润。更重要的是，君主和商人在无意识中的“合谋”使财富偏离了生命和生活的本真原则，必然也使相应的法律、政策体系违背自然，违背社会的机理和生命原则。

“贸易的嫉妒”驱策着君主们竞相追逐金银，甚至在海外开疆拓土，打造殖民帝国。非理性的动机、对财富本质的扭曲也使庞大且繁杂的法律体系破坏了社会机体内部的自然平衡，损毁其自然健康与活力。庞大的殖民体系给不列颠带来了帝国的虚荣，但并未带来切实的利益，反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变得特别脆弱。其时美洲动乱，令母国恐惧异常，不惜点燃战火，以维持其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然而，殖民地战争又耗费巨大，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增加赋税，从而进一步损害社会与国民经济之基础。斯密因此感慨，“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想象，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计划。为此计划，人民徒增负担，却未获得切实利益。

“帝国想象”对国民经济、社会机体健康的破坏尚非最严重的问题。重商主义精神内在的不义才是最大最紧迫的危机。在此精神的推动下，打造帝国的目的只为造就一个“顾客之国”——母国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商品市场。母国既为此精神吞没，便也彻底沦为一“商人之国”。其政策和法律丧失了原本该有的公共性，为商人的意志和利益捕获。于是，君主的无知、愚昧，商人的贪婪、欺诈彼此纠缠，一同牺牲了其他各阶层的利益，并将帝国的重负、限制贸易所带来的税收负担转移到人民头上，带来极大的压迫与剥削。此外，法律的不义使其变得残暴、严苛，英人引以为傲的自由传统也随之倾覆。为了避免技术外流，劳动者的人身亦受到极大限制。在繁杂的重商主义法律体系中，此类不义与苛政不胜枚举。斯密对此厉声痛斥，称此类法律 “像德拉科的法律一样”，乃是“用鲜血写就”。

 “鲜血”是革命的意象。重商主义法律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剥夺、压迫。有钱有势的商人与贫弱的劳动者处于对立的两端，亦处于潜在的战争状态。此弊端不除，潜在的战争状态很可能会成为现实的动乱。美洲殖民地与母国的战争之间便是最好的例证——在重商主义的逻辑下，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可等同于商人阶层与劳动者阶层的关系。英帝国与不列颠都身染沉疴，若不及时救治，它们将会被不义、暴戾，甚至战火吞噬。斯密曾言：“没有仁慈，社会尚可维持，尽管并非处于一种最为舒适的状态。不义（injustice）横行，则会将它彻底摧毁。”

英国已然在重商主义盛世中孕育了自我毁灭的种子。正因如此，斯密对经济事务的思考才会在其“立法者科学”中占据如此核心的地位。根据基欧汉（Keohane）考证，“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这一术语乃由路易十四时代的蒙克莱田创造。即便对斯密而言，政治经济学仍为一新生的学问。在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中，“经济”与“政治”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经济学不过是齐家之道，致力于家财管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政治学则是城邦的学问，致力于实现正义、德性与自由。政治学无疑更为高贵，经济学应受其统御。亚里士多德借此道出的，实为一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在正义有序的城邦中，经济事务安于自身的位置，遵循其法则，并不会对城邦制度及存亡造成冲击。此时，经济事务自然处于相对不太重要、服从的地位。但是，倘若政治体处于危机之中，经济处于一种失序无义状态，可能撕裂城邦、国家或帝国时，经济必然成为最紧要的政治问题。如何使经济秩序重归于正义？这一问题关系政治体的存亡，同时需要自然和立法者的智慧（或国家的智慧）。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探求正义和理想政制的方式便是遵循如此逻辑。城邦因经济没有节制而患病发烧，走向不义与战争。“发烧的城邦”如何重返健康？城邦的“正义”便在对此问题的不断追问中浮现。

《国富论》虽然围绕财富、分工等经济问题展开，但其核心却是“正义”。重商主义时代无异于经济上的“战国时代”。欧洲列强对海洋和殖民地的争夺，对殖民地的奴役与屠杀便是其战国特性最激烈的体现。斯密究其根由，发现世界市场上争霸的诸侯实为绑架了国家意志的商人。在国内，商人与其他阶层，尤其是劳动者亦处在一种潜在的战争状态下。斯密著述《国富论》的用心，既是为英国立法，劝勉主权者驯服资本，恢复正义， 也是为时代立法，期待欧洲走出战国时代，重塑帝国之未来。

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斯密的用心，便要理解其正义理论和道德哲学。

革命与学问

斯密传记的作者约翰·雷认为，法国大革命一度阻碍了斯密学说的传播。大革命造成的恐慌使人们难以区分法兰西原则和斯密的主张。“人们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具有革命倾向”，甚至“仅仅政治经济学的名字就让人们感到恐慌”。此种观点源自对斯密学说的抽象理解：将其政治经济学简单化、教条化为绝对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则。如是，其学说的历史意识、学理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便被彻底抛弃，变得粗暴而激进。如此理解会对学问和思想带来致命的伤害：在因革命产生的恐慌中，它会因想象出来的“革命性”遭到拒斥，无法得到更深入确切的理解；在平时，此种误读则很可能促发真正的革命行为。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习惯将斯密与法国的重农学派混为一谈，却无视他对魁奈的批判。

魁奈通过“经济表”描述出在“最完全自由状态”（同时也是最繁荣的状态）下各阶层的财富分配方式，并认为任何对此状态的偏离都会损害国民经济。国家的使命便是护持这种“最完全的自由”。在魁奈的学说里，自由和正义具有非常积极且确切的面相。他描画出了一个非常具体且细致的关系图谱，政治家亦因此拥有了具体的立法指南。考虑到柯尔贝设计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魁奈的一大用心又在批判并纠正重商主义之错误，那么重农学派对“完全自由”的追求便具有了激进的革命倾向。斯密亦认为其学说“矫枉过正”，并忽视了“自然的智慧”。

重农学派虽奉自然法为圭臬，却将自然的力量放置一旁，以人为的法律取而代之。它力图通过政治的力量使法国社会快速实现完全自由、正义的状态。这一做法无疑是激进且暴烈的。斯密洞见到其学说背后的危险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法国革命的到来。

就此而言，斯密与重农学派在精神气质上大为不同。斯密思想的底色是对“自然智慧”的信仰，以及对人为理性的怀疑和警惕。在其笔下，史上的君王多受偏见、“系统精神”主宰，屡屡犯下愚行，危害社会不浅。其思想因此透露出浓厚的保守色彩。斯密的正义理论道出了国家必须坚守住的底线、基本义务，却从未像重农学派那样去勾画社会理想蓝图。

依据斯密的道德哲学，正义是一种特殊的德性。斯密将其称为“消极德性”（negative virtue），因为正义不在于积极为善，而在于消极的守成，在于不做危害他人之事。一个人只要不去危害他人，即便他什么也不做，他也可以是正义的。正义又像文法法则一样确切，可以得到准确的识别、认知；因而可以在国家法律中得到清晰的呈现。对于社会秩序而言，正义是最根本的基石，缺之便会导致整个社会大厦的崩解坍塌。在斯密论及的诸多德性里，正义也是唯一需要强力加以施行的德性，一旦拂逆必遭惩戒。

斯密对正义的论述道出其国家理论的精义。国之强力旨在守卫、维持正义，使社会、个人不遭侵犯，使正义依赖的人心和情感秩序保持健康。国之义务便不外国防、司法，以及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项目。斯密所谓的正义是交互正义，体现的是社会体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他对秩序的思索亦是从个人的情感机制及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出发。在此种逻辑下，单独的个体，而非整体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秩序的起点。政治秩序会因此呈现出一段生成演化的历史，在文明和社会自然史的维度上得以铺展。在本质上，斯密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法学理论：只要法律正确，文明和政治理想便是一个可期待的未来。斯密对正义、法律“消极”面向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政体”形式的重要性，也重新定义了“共和精神”的含义。

他的政治经济学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共和自由并非寓于某一种特定的政体之中，而是寓于主权者对社会机理的认知，及其对社会自然秩序的守护、照管之中；寓于正义的法律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国富论》是一部“君王宝鉴”式的作品。它力图揭示社会的内在机理和自然法则，从而激发主权者的公共精神，并在其胸中植入对自然智慧的信仰。

斯密从未像魁奈一样描摹某种合于比例原则的社会关系结构，也从未刻画某种理想的政体结构。他虽大力批判重商主义的错谬与不义，却从不认为国家应该使用强力来实现完全正义、自由的理想。《国富论》第三卷的历史叙述提醒我们，自然具有纠正愚昧和野蛮，敦风化俗的力量。他对魁奈的批评也提醒我们，神意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植入了秩序的种子。国家和立法者需要唤起自己的公共精神，免遭私利绑架以行不义。国家就像一个园丁，他只要守住社会的根基，按照自然之理来照管即可。对于文明和理想秩序的未来，他唯有等待，也可以等待。他感知到革命的危机，并呼唤自然智慧来驯服这危机。

保卫文明：革命与“国家的智慧”

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三次大革命（revolution）：马其顿军队征服希腊各共和国及波斯帝国、迦太基的没落与罗马的兴起、罗马帝国的衰亡。鉴古知今，斯密对历史上诸帝国的命运怀着极大的关切。希腊、波斯、迦太基与罗马都曾经放射出耀眼的文明光辉，他试图剖析这些共和国或帝国兴衰的因由，从而获悉文明的生命原理以及保卫文明的“国家智慧”。他为此深入到文明的血肉之中，洞悉其构成、运动及精神。

斯密关于这三大革命的分析，旨在论证常备军对文明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社会的自然史可以分为渔猎、畜牧、农耕和商业四个阶段。它们虽然有共同的人性基础，并同由劳动分工不断深入孕生而来，但是，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它们又具有不同的社会条件、生命品格，从而需要国家予以区别对待。比如，在前三个阶段，人们能从生产方式中习得战争技艺，国家无须耗用专门费用来训练战士；人们在闲暇时段作战也不会影响生产，战争带来的损失相对较小。所以，民兵便足以满足防卫的需要。对这些社会而言，战斗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功能。

但是，在商业社会中，防卫却需要“国家的智慧”。由于制造业的进步，居民大部分为技工或制造业者，分工链条拉远了生产者与战士之间的距离。劳动者的生计全凭一己之劳动，也使人们总是行色匆匆，少有闲暇。劳动者若要为了防御从事军事训练，他就必须放弃赖以为生的工作，从而遭受损失。再加上战争技术的进步，战争耗费也随之极大增加。国家必须发放军饷，组织常备军，专门从事军事训练和作战。

文明社会的防卫亟需士兵职业专门化，使之与生产性职业彻底分开。常备军无法由社会成员出于个人考虑生成，只能借由立法者的“国家智慧”方能建立。立法者必须洞察社会的总体精神及其构成，了解每一环节的性格与影响；他必须洞晓社会条件与民情，从而制定出合于其生命原则的法律。常备军既合于商业社会的职业化原则，也致力于保护其职业分工体系。罗马君主对商业社会内在机理的忽视，拆解其常备军，终致军队腐化，令帝国蹂躏于日耳曼蛮族的铁蹄之下。

戴克里先大帝或君士坦丁大帝将屯驻边境的常备军召回内地，将大军团分化为小部队，散驻各省的都市。“军队常川驻在商业及制造业都市，兵士们自身就渐渐变成了商人、技工或制造业者。市民的性质，于是渐渐超过军士的性质而占优势。这样一来，罗马的常备军，就逐渐颓废了，成为腐败、疏忽、无训练的民兵。后来日耳曼和塞西亚民兵入侵，西罗马帝国就抵挡不住了。”商业会腐化尚武精神，败坏军队的技能与纪律，此乃工商业生产的本性使然。为了保卫文明，令其不受野蛮之侵犯，国家必须让军队从生产环节中独立出来，进行职业化的专门训练。常备军实为文明社会自我保存之需要。这一政治智慧乃是源自对社会自然机理的把握和认识。罗马帝国皇帝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们轻视了游牧部落的战斗力，及其特有的危险性。他们对社会机理和民情的忽视使之无法认识自我和敌人。君主一己之偏见、愚昧葬送了帝国，也伤害了文明。

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理解《国富论》的枢轴之一。在这三大革命里，它在时间上是离斯密最近的一次，对其时代有直接影响。《国富论》第三卷亦将其当成关键节点，叙述了欧洲在这次“巨大革命”（so great a revolution）后，历经“几世纪的混乱”，恢复秩序和文明的曲折历程。这段历史叙述展示自然的智慧与功业：文明突破野蛮的习俗和压迫性的法律顽强成长，这许多个世纪的漫长轨迹正是追踪社会自然机理的线索。所以，斯密借以行其“君王之鉴”。帝国衰亡之因由足以劝勉君主（政治家或立法者）重视民情及社会自身的生命原则；帝国衰亡后的欧洲复兴史则为此生命机理、自然智慧提供一个历史图谱。

关于君主（政治家或立法者）与自然的关系，斯密曾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在社会的巨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其自身的移动原则，完全不同于立法者可能选择强迫他接受的那个原则。如果两个原则的移动方向碰巧一致，人类社会这个大棋局（the game of human society）将会和谐顺畅，并很可能是一盘快乐成功的棋；但是，如果它们相反或是不同，棋局就会变得凄惨，社会也将陷入最大程度的无序。”智慧的君主知晓棋理，知道如何顺应棋子自身的行动原则，将棋局引向成功。盲目、愚昧的君主才会拂逆自然之道，使社会陷入无序，令文明为革命摧毁。

斯密所有的历史论述都有其道德教化意义。他致力于阐述文明、社会的自然之理，致力于劝说对自然智慧的信仰，致力于教授“立法者的科学”。“国家智慧”的基础是对自然智慧的认知，不洞悉自然便不懂得如何保卫文明。

在危机的时代，斯密呼唤一个像梭伦一般的立法者，他既知道如何坚守正义，又知道如何照管社会，从而避免像大革命中的法国一样，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他无法建立正确的体制时，他将不会以改良错误的体制为耻，反而会像梭伦那样，当他无法建立最好的法律体系时，他将致力于建立他的国人所能容纳的最好的法律体系。”

斯密的学说既有自然法理学较为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史学现实主义的一面。我们要理解他的思想，既要进入其义理结构，窥其思想全貌；又要进入他的时代，理解其历史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文明的忧思。如此，我们便可感受到，学问并不是故去的僵硬教条，而是有生命、有温度、有力量的活泼泼的精神。这种精神历久弥新。

本文发表于2016年10月《读书》杂志，原题为《革命时代的亚当·斯密》，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