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教育体系是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机制之一

本文选自研究20世纪中叶美国政治和政党的经典之作《政治、政党与压力集团》，作者：[美]小瓦尔迪默•奥兰多•基，译者：周艳辉、陈家刚，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政治制度努力使自己永久化是政治行为的首要原则之一。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力图维持其权力；人们普遍持有的忠诚会受到保护，以避开那些可能更具吸引力的信仰的竞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会得到珍惜和保护。维护一种政治体制，既要反对外部侵略，也要防止内部颠覆。在国际环境中维护和捍卫某种特定政治秩序的过程很容易被察觉到；但是，政治体系的内部防御和自我保存并不总是那么明显，因为作为体系参与者的观察者通常不具有一种观察该过程所需的超然的心理基础。此外，虽然军队、海军和外交，这些针对外部威胁的防御和应对设施是物理的、显而易见的，但那些用于保持政治体系内部结构的诸多方法和手段则是以更加隐蔽的或者缺乏明确方向的方式在发挥作用。例如，家庭对于政治体系长期存在的重要性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制度化的世袭统治阶级的消失并没有消除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世袭传递。但是，我们还不能作出如下推测，即未来的准父亲们能够普遍冷静地认为，自己属于我们姑且称为资产阶级的这样的群体，他们会想要这个阶级及其所从属的这个体系一直存在下去，以及他们会因此决定成为其权力和利益能够保持下来的这种阶级中的父亲。孩子们往往会长成他们长辈那样的人，这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模仿。

图源：美联社

教育体系是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机制之一。有时候，学校体系会被有目的和有意识地用于这样的目标，就像军事力量被用于国防一样。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完备的政治秩序中，学校体系在发挥这一功能时，无须像我们上文不假思索假设出来的准父亲那样设定一种合乎逻辑的目标。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

一种确立已久的意识形态是能够自己长期存在下去的，不需要那些从中受益最多的人去进行有计划的宣传。当有人为了寻求传播某种信念的方法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就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要不就是一种新的胜利的前景还没有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自发的忠诚。没有私心的国家是真正幸福的；或者，少数几个在人们普遍默认下得到主要好处的人至少是幸福的。在群众受着信心的驱使，而精英又满怀自信的情况下，那些将特殊利益给予他人的生活体系没有必要去搞什么阴谋诡计。

换句话说，当大学的院长们和学校的负责人召开会议，彼此就学校维护政治体系的责任发表讲话，并发布声明要求所有普通的教育者去灌输社会体系重视的各种价值时，其内在的弱点和怀疑可能已经在该体系中生根发芽。毫无疑问，上述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都是自发完成的。

也有人说，“学校是群体传统和群体智慧的有组织的传播者……”“从根本上以及从全方位考虑，教育是引导年轻人和未成年人融入群体生活与文化的过程……”通过教育，传统、忠诚、价值观、神话、习俗、态度、民间传说以及群体的技能被传递给后代。整个生活方式都要反复灌输和教诲。如果人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教育过程，那么教育研究者围绕灌输的利弊展开的冗长讨论就会变得非常荒谬。灌输是不可避免的。教育正在将当下鼓舞人心的生活模式编织进未来。

在选择要灌输的价值观和态度时，任何学校系统都会选择那些被政治秩序中的主导群体所重视的价值观和态度。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教育系统无法使自己摆脱处于一般社会秩序中的社会环境，部分原因是它的职能是充当该政治秩序中统治精英的代理人，或者服从于统治精英的控制。关于这一观察结论的真实性，我们很容易通过对各个方面的简单观察来验证，但如果需要文献证明的话，我们可以引用乔治·S.康兹（George SCounts）关于教育委员会的社会构成的研究：

从这项关于教育委员会成员的职业的研究中得出的明显结论是，教育的控制权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委托给了获利更多的阶级的代表。就此观点而言，可以找到一些例外，就是各偏远城市中的教育委员会，以及较小地区和农村社区的教育委员会。重要的委员会要么是由控制国家经济资源的人所主导，要么是由那些与经济力量强大的阶级密切相关的人所主导。换句话说，一般的委员会大部分是由商人、律师、银行家、制造商、医生和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组成。

这些结论并不特别令人吃惊。知道我们对世界的运行方式所做的事情后，相反的结论才会是令人吃惊的。也许关键的问题是，由那些“获利更多的阶级”直接控制学校，而不是将控制权交给多少有些专业的人士，即专门的政客。

一个相关的问题可能是，由我们的学校进行灌输的内容源自何方？实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会表示，他们不认为重要课程是在系统性的强制之下进行的。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要想在美国发现意大利学校为了有效地教授法西斯爱国主义而对其课程和教学人员重新进行精心组织的类似做法，基本上是徒劳的。他在美国也找不到地位同等重要的法国教育部类似的机构，为促进美丽法国（Ia belle France）的存续，后者实施了广泛的权力，尽管事实最终证明其是无效的。他在美国可能也看不到与俄罗斯的体制类似的东西，在俄罗斯，政治家“掌控了学校，将其作为最有效的机构之一，来培养用理论和理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其中，“革命历史、斗争、胜利、英雄、成就贯穿于学校课程设计的始终，而且往往技巧高超，始终满怀激情”。

我们的学校系统组织松散，存在48个州级学校组织，其各项行动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们普遍接受的目标、习俗和社会价值来实现的。我们不需要由政府当局来推动或通过绝对手段来推行教育计划，一般来说，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教授什么样的东西。关键是，当学校偏离这种界定模糊的惯例，并与政治体系中的主导群体发生冲突时，它就会开始感受到强制其屈从的压力。对学校体系的控制基本上是边缘化的，也就是说，这种控制是在主要问题的外围地带发挥作用，其中绝大部分领域都不会引发任何争议。事实上，在任何地位稳固的体制中，情况可能往往就是如此。

灌输民族主义（就当下的目的而言，可以将其定义为对这个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忠诚）的经验证明了上述一般性主张的真实性。学校体系灌输这种态度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上，全民免费教育的兴起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教育已经成为支撑强烈民族主义的有力支柱。S.P.海斯（S.P.Hayes）教授说，州立学校“已经成为在大众中宣传民族主义的基础性的、最可靠的机构”。

美国学校的孩子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美国是一个赞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民族”，而且“我们拥有的不是滥用武力或让人恐惧的政府，而是充满理想的政府”；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国这个大熔炉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口体系”；美国人的发明“可以媲美希腊人的雕刻、威尼斯人的绘画、现代意大利人的吟唱”；美国“为世界进步做出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我们的代议体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没有国家能够像美国这样，为人民提供更高的安全、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机会”。

尽管我们通常认为历史学家是我们民间传统的主要守护者，但实际上聚焦于其他主题的学者们也有着民族主义的特点，正如海斯教授用有些新颖但普遍正确的话语所做的如下陈述：

识字课本中塞满了民族主义的诗歌、极端爱国主义的传说，以及关于祖先神秘的、通常是典范性的事迹的故事。地理课通常集中于讲授自己国家在经济和领土方面有如神助的重要地位。通过地理课的学习，学生们会认为，他们的国家是或者应该是上帝的所有创造物中最受偏爱的，并且拥有或者应该拥有“自然边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无尽的财富。通过公民课的学习，这些学生会被引导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不受限制、最热爱自由、最进步、治理得最好以及最幸福的国家。

当我们从民族主义领域转向国家政治权力的内部结构时，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学校在维持内部权力分配方面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教科书（课堂教学进一步强化了其作用）赋予现有的正式政府秩序的合法性；反过来，这种秩序又为总体上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学校灌输的一系列生硬的刻板印象影响着人们一生的思维，决定着他们的行为反应。有文章指出：

我们国家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选择自己的官员，并在需要更换他们时具有同等的投票权。这些代表承诺将推动我们的政府促进我们所有人的平等利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样的权限，受到同样的限制。这是接近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够实现的平等理想的最佳路径。

美国宪法被说成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文政治文件”。教育过程的一般结果是，三权分立制度、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分权原则以及最高法院的地位被认定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给未来的公民装备了一套完整的话语表达体系，他们将利用这一体系来行使其作为选民的主权。

除了与政府正式结构有关的观念外，被灌输的还有世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就这些问题而言，似乎还没有任何深入的研究可供我们借用来指明教育所传递的态度类型。尽管如此，如下说法却是没有问题的，即私有财产权的观念、个人进取精神具有的美德、进步的确定性以及商业和金融领袖的社交智慧通过教育过程得到了全面灌输。在维护现有的、广义上的政治秩序中，这些态度与那些关于正式政府机制的观念一样重要。

对维持主流态度和政治模式而言，学校里没有教授的内容也许与教授的内容同样重要。也许正如其他政治秩序一样，在我们的政治秩序中，既有体制的延续部分地取决于权力行使的方式，即群众要么不了解该体制的性质，要么已经习惯了这些权力行使的模式，以至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秩序的影响。学校的学生很少了解掌权者逐渐增加的利益，很少了解收入和其他特权分配的性质，很少了解权势集团对政府的操控。他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政治体系对沉默群体的影响。权力施压的结果也不属于学校课程的主要内容。

有人指出，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拥有一个人员组织得当的核心机构的教育机制，来决定我们的学校要灌输的价值观。但是，当学校偏离普遍接受的社会习俗时，校正性压力就会在外围发挥作用。贝西·路易斯·皮尔斯（Bessie Louise Pierce）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与历史教学》（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公民组织与年轻人的公民培养》（Citizen‘s Organizations and the Civic Training of Youth）两本书中收集并记录了这些压力的性质以及施加这些压力的情况。“美国革命的女儿”（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890年成立，白人女性运动家们最重要的组织资源之一，如今依然是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译者注）坚持认为：“大学和中学应该忠实地展现有关美国历史和政府的各种事实，同时教导人们既对真理保持敬畏，又理解和认识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是命定之事。”美国“外国战争退伍军人协会”（The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出版物以及公立学校和相关机构的工作，按照真正的美国主义原则来教育后代”；为此目标，该组织给学校和教科书的撰写者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各种和平组织也是这样发挥其影响力，并且像“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一样，这些组织也准备了一本供学校使用的书，但和平联盟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学习如何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幸福地生活”。不久前，联邦贸易委员会曝光了公用事业部门为了在教科书和学校中正面展示公用事业部门的作用所展开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美国劳工联合会一直警惕地对教科书进行调查，以确保教科书“充分考虑和公正对待劳工运动与劳资关系问题”。本书最初几章分析过的几乎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都努力以某种方式影响公共教学的课程和要领，就像他们施压影响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决策一样。

霍华德·K.比尔（Howard K.Beale）在《美国老师是自由的吗？》（Are American Teachers Free?）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学校系统面临的各种压力。在这本长达800多页的研究成果中，他记录了自己的发现，并得出美国教师在所有方面都受到约束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能也是在预料之中。他在讨论战争问题、和平与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历史、宗教和科学的过程中，审慎地分析了自由的问题。他描述了教科书作者面临的压力，探讨了私立学校和黑人学校的特殊状况。他将教师面临的压力分为校内压力和校外压力两种类型。在不歪曲他的这部巨著的情况下，可以将其内容浓缩为如下观点，即教师通常必须教导那些在共同体中受到支持的观点。或者至少，他们不得教导与共同体中主流阶级所珍视的价值存在激烈冲突的观点。因此，地方不同，学校中教授的内容也总会有所不同，而且控制模式也是因地而异。在一个单一产业的城镇，学校控制者的身份可能非常明确；在一个存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城市，老师可能因为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群体的相互作用中来确定自己要听命于谁，而感到困惑。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从总体上涉及的是社会中的主导性群体对教育体系所实施的相当模糊但依然有效的控制。在许多方面，这种控制已经在立法中固定下来了，而且有大量的法律对学校课程或教育的各个阶段作出规定。如下法律上的强制要求属于这种控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即学校要举行规定的典礼和仪式，就像早期灌输的要养成向各种组织共同的制度性符号敬礼的习惯那样。

我们不需要去证明，社会中掌握控制权的各群体共谋去操纵教育体系，以便发挥学校在延续（或者试图延续）现行秩序主要结构中的作用。学校体系所发挥的功能并不必然是不怀好意的邪恶之徒玩弄诡计的结果。教师和学校是现有政治秩序的一部分，他们深受社会主流信念的影响。而且，他们也无法超越（或者远远超越）其所处的环境网络。教育系统受到主流习俗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行为的性质所固有的。

因此，教育系统是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一种可能比警察和监狱更有效的政治装置，总的来说，它的作用是协助政治秩序中占支配地位的群体维持其权力。上述这种假设总体上是正确的，这一点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会得到各方的承认。此论点并无令人惊讶之处。如下这一点确证了这一假设，也显示了学校作为政治装置的有效性，即革命集团获得权力后会迅速地荡涤被旧秩序败坏的学校，并贴上自己特殊的真理标签。

当然，学校体系绝不是唯一的教育机构。在年轻人形成其态度和信仰方面，家庭本身无疑是重要的。同学校相比，报纸在教育过程中开始发挥作用的时间稍微晚一点，但报纸的影响力要更持久些。杂志和书籍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电影在养成和培育社会态度上极具影响力。广播、教会和其他无数的机构也参与了广义的教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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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政党与压力集团（上、下）》
作者：[美]小瓦尔迪默•奥兰多•基
译者：周艳辉、陈家刚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