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席勒讲座：数字化时代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

近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丹·席勒（Dan Schiller）教授，应“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到访北京大学开展讲学。10月24日晚，他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四场系列讲座中的第一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地缘政治学，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维佳担任主持。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丹·席勒首先引用详实的数据、扎实的史料、新近的新闻，讲述了世界各地的信息产业和数字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概况。进而，他透过信息传播和通信技术史这一独特的历史角度，深入阐释了二战后世界各国在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中进行的复杂博弈，并讨论了未来围绕数字网络可能带来的巨额利润而展开的国际竞争。他表示：目前，美国仍在战略领域占主导地位，但多种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因素也在不断增长，而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而言，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并不能拯救其自身深处的危机趋势。

丹·席勒研究专长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信息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通信史、信息与社会、通信政策研究等，其《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一书是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因特网政治经济学著作，其专著《信息拜物教》《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均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信息传播领域的审视。其新作《数字化衰退》一书（Digital Depress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的中文版也即将面世。值得一提的是，其父亲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神领袖。

数字化的资本主义能否避免危机重演？

席勒首先从世界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概况谈起。围绕信息展开的地缘政治问题，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早在18世纪的欧洲，专业市场数据、战略军事情报及内政消息就为各国垂涎不已，而伴随电信技术的不断革新，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外国新闻乃至世界舆论，则一直是各国梦寐以求的重要国家能力。而二战以来，随着近百个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围绕信息展开的地缘政治问题显得愈发重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在全球展开，其中，信息传播和通信技术始终是一大焦点问题。遗憾的是，这场运动所引发的国际讨论虽有反响，却日渐式微。

那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力量，真正深刻地塑造了今天的信息地缘政治格局呢？丹·席勒认为，真正的改变发生自尼克松时代。七十年代晚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结构性转变，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争议焦点，从经济再分配转移到了如何争取新兴产业的失调利润。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真正引发了全球信息地缘政治的剧变。对信息的利用和关注焦点，不再是最初的消除不平等，而是逐渐走向了为最盈利的资本集团服务。

在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倾向和信息产业历史进行多年深入考察后，与技术乐观主义者不同，丹·席勒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数字化衰退”（digital depression）这一概念，用来描述以下现象：在网络化和数字化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剥削，商品化和不平等——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正在不断发展和加速。上世纪末，数字网络刚出现时，多数人都欢呼雀跃，对互联网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抱有无限期待。然而，随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机，断然打破了人们期望能借互联网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厄运的美梦。

历史似乎时有回响。08金融危机过去九年后的今天，IMF在两个月前发布了抵抗经济衰退的建议，若干美国智库也发出警告称，当下经济正处于极端倒退趋势，新一波危机可能到来。但在整体颓势之下，数字产业的整体资本投资率仍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也与上一次萧条非常相似，大规模的凋敝之中，信息产业逆势上扬。数字产业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建构诱人前景、吸引大量资本？接下来，丹·席勒通过对主要的政治力量和大型企业的对抗史进行整体性梳理，进一步分析了他眼中的当今世界信息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数字资本主义主要为谁服务？

丹·席勒认为，美国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于尼克松执政时期。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14年，美国数字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增长了近10倍。2013年，美国的数字化产业投资达到3310亿美元，而当年全球仅35个国家的GDP可超过这一数字。这样庞大而迅速的投资增长，不仅来自Google、Facebook等大型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更来自包括军队、银行、制造业、农业、零售等在内的多种不同产业。事实上，如今的所谓数字化产业，不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产业，而是指已被互联网深刻嵌入并改造的几乎所有传统产业。因此，丹·席勒教授指出，在研究数字化资本主义时，我们不仅应关注产业上游的供应端企业如阿里巴巴或谷歌，还应同时关注数字技术的主要需求端。

在美国，军队正是数字产业的几大主要需求端之一。为维持其庞大的海军规模及其在世界多地建立的军事基地，美国对于军用信息通讯技术的需求非常庞大。有趣的是，军队的研发预算甚至远超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巨头，当苹果公司研发预算为100亿美元时，美军用于信息通讯技术的研发预算高达760亿美元。难怪一位美国防部高官曾扬言道：“信息技术能让美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美国银行业的信息技术投资始于1960年代。一系列新型银行产品和服务的发展，都需要以数字技术作为支撑，比如，如今随处可见的ATM服务（自动取款机服务），就严重依赖数字网络这一基础设施。以美国银行业两大巨头之一摩根大通为例：2006年，该集团的IT部门拥有员工共20000人，IT投资达70亿美元之多；即使在经济状况较差的07年和08年，这一数字仍持续攀升；2016年，这一数字已达到90亿美元，由此可以想见整个银行业对于IT投资的重视程度。

美国的制造业、农业和零售业也都是数字化技术的需求大户。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制造业就开始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积极进行数字化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业信息系统、早期工业机器人等多项产业革新。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几年前还曾花费约三十亿美元并雇佣8000名程序员，来研发消费者软件。美国的商用农业巨头也非常注重数字化技术。比如，孟山都集团正在积极研发相关IT技术，通过安装在拖拉机上的软件，搜集在不同的微天气和具体土壤状况下的作物生长数据，再把这些数据卖给农民，在帮助农民增加收成的同时，依靠数据为自己赚取利润。在全球所有的非IT企业中，IT投资数额最大的公司，来自美国的零售业：沃尔玛仅在2014年就在IT方面投入了超过100亿美元。早在10年前，沃尔玛就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电子信息系统，以便对其存货和销售信息进行数字化管理。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沃尔玛已经被阿里巴巴和亚马逊所超越。总之，与银行业采取的策略相似，即便遭遇经济危机，制造业、农业和零售业等美国传统产业在IT方面的投资依然不降反增。

那么美国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又如何？丹·席勒表示，与上次危机来临前的局面相似，美国信息产业似乎保持着惊人的增长活力。2013年，产业规模就达到了860亿美元左右，而且有望持续增长。事实上，互联网已经成为了其他各个商业领域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整个商业领域占据着平台性的重要角色。云计算、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等新概念层出不穷，每个概念背后，都孕育着大量新兴商业项目。尽管数字技术似乎给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丹·席勒也清醒地指出以下一些值得警惕的状况：第一，我们很可能已经到达数字化资本主义发展的临界点，产业内的剩余空间已经非常有限；第二，政府在数字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应以直接获利方的角色参与；第三，在可预见的未来，新一波政治经济危机正在抬头，似乎已经不能被目前的数字产业繁荣态势所克服。

数字资本主义多极化格局中的欧洲和日本

说完美国，在评价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格局时，丹·席勒采用了这样的说法：互联网压倒性的成功，使得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的过程。他指出，互联网在今天所引发的新一轮巨大变革和影响，其实是和2008年金融危机相伴而生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意味着，在未来的危机应对中，数字技术和资本这两股力量将起到支配性作用。从投资生产到销售流通，全球贸易体系的各个环节，正围绕数字化技术进行新一轮改革创新。作为一条必由之路，数字化正在影响所有的行业和公司，没人能成为这场历史浪潮的旁观者，这也是信息地缘政治值得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所在。丹·席勒进一步强调，在这场持续的浪潮中，没有哪个公司或国家能持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逐渐走向多极化。

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的几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断在高新技术领域加大投资，与美国展开竞争。在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等领域，欧洲企业也曾多次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在国家政策方面，美国国内对于电信业的大力支持，使得美国企业拥有了相对于欧洲企业的绝对优势。不过美国市场独有的开放性，也给欧洲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带来了一定机会。目前，欧盟虽然公开否认其政策框架对欧洲企业有特别待遇，但他们确实在积极进行监管调整，为本土电信业发展提供支持。另外，斯诺登事件的爆发也让欧洲各国开始意识到数字化时代保护国家隐私的重要性。目前，欧盟把美国当作数字化发展领域的头号敌人加以抵制，并对美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屡屡设限。但是，欧洲目前的数字资本和电信业发展，正受到其内部政局不稳的影响：首先，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的战争，以及英国脱欧，都是比较主要的不稳定因素；其次，欧洲近年来国家民族主义抬头，一些国家的右翼政党蠢蠢欲动，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有上台的可能性，欧洲一体化趋势受到威胁。而面对欧洲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抵制，奥巴马政府的立场则十分强硬，表示将大力支持资本数字化扩张。在此，席勒还引用了奥巴马一段富有争议的发言：“我们拥有互联网，是我们的公司创造、发展并且完善了互联网。”

日本，也是数字化资本主义多极化发展中发展迅速而富有竞争力的一极。二战后，借由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但20世纪80年代初的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漫长的长期衰退和停滞。进入90年代，日本电子产业一度奋起直追，但其电子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其第三经济体的经济水平并不匹配。即使安倍上台后，日本政府为电信行业的扩大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但日本所经历的两个“失去的十年”，以及日美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捆绑，都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对美国在数字资本主义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构成实质威胁。

只有中国实现了自我保护和主权完整

在详细讨论中国的情况之前，丹·席勒教授援引大量资料，简要介绍了金砖五国中其他四国的数字化资本主义发展情况。

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独裁统治的历史后，巴西于1985年走上了民主化道路。进入21世纪，巴西也曾试图在数字技术领域向美国发起挑战。然而，2014年起，巴西国内的经济下滑和政局动荡使其终究无力撼动美国主导地位。据席勒观察，新上台的保守党有右倾态势，作为金砖五国之一的巴西，从某种意义上已被美国所分化。

在1994年民主化后，南非执政党打开国门欢迎跨国资本进入，同时也是非洲和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电信市场。但进入21世纪，其国内执政党的多数地位受到挑战，无暇顾及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印度保护主义传统浓厚，但其开放市场后，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外资流入增加，实际限制了其本土企业的发展。席勒在此强调：谁掌握了规则制定权，谁就拥有了经济主导权。现任莫迪政府选择与美国增强合作，以换取经济发展。虽然印度的网络发展空间巨大，但印度对美国的依靠，决定了其在短时间内不会对美国的霸权发起挑战。

俄罗斯与美国的对抗比较直接。美对俄的政治经济“进攻”已引起了激烈反抗，且俄态度强硬。俄罗斯提倡本土数字化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域名的本土化来加强对俄网络的控制力，以此对美国霸权进行对抗。但由于俄目前的发展水平限制，尚不能对美霸权构成巨大威胁。

关于中国的数字化发展，丹·席勒指出：中国的数字化道路完全有别于其他金砖国家，它并没有依附于强国的发展，而是通过走向国际市场、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实现了自我保护和主权的完整。他评价道：中国的发展路径比较聪明，在引入外资的同时，实现技术转让和产业升级，扭转了对外资的依赖，甚至开始推动本国资本走出去，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但在技术转让方面，中国企业仍受到美国种种阻挠。而且，中国新兴的若干互联网巨头，其底层架构主要基于国内市场，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另外，现在的互联网市场规模很大，没有一个国家或机构可垄断一个行业，因此新的模式还会出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增加其对美国在竞争中的话语权。像阿里巴巴这样有意走出去的互联网企业，国家可能通过给予相应的支持，来减少他们进入国际市场的壁垒。

中美在数字化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国内更多持有消极的态度，认为中美会走向对抗。比如，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接见硅谷企业领导人的消息，在美国精英层当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应，认为中国取而代之的野心十分明显。就这一问题，丹·席勒教授表示，具体走向还要看未来两国是否能够在发展上达成共识。

最后，丹·席勒还谈到了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在2012年迪拜峰会上，美国曾公开反对在国际电信联盟框架下讨论互联网规制，但并未获各国支持。此后，斯诺登解密事件揭露了美国对于世界各国包括其盟友的监视。这两个事件，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有了新动向。目前，美国把持互联网的态度有所松动和软化，以美国为主导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部分精英创见性地提出，要与中俄合作制定国际秩序、进行共同管理，从信息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回应美国实力减弱的趋势，但这一创见并未在美国国内得到有力响应。总体而言，丹·席勒教授认为，美国虽然仍在战略领域占据主导，但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因素也日益增长。而这场围绕数字化技术展开的地缘政治较量终将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并不能克服其内在深处的危机趋势。

讲座评议

讲座结束后，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赵月枝教授与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教授分别呢进行点评。

赵月枝认为，尽管丹·席勒在演讲中运用了大量最新数据和现实案例，为我们描绘了国际互联网治理领域正在发生着的种种复杂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整个系列讲座的总主题为“互联网与尼克松时代（Networks and the age of Nixon）”，这一题目已鲜明揭示出了丹·席勒看待数字资本主义崛起这一问题时所采取的整体性历史视角。

同时，席勒的演讲，使她回忆起了另一位知名的批判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W.Smythe）于1971年对中国的访问。彼时正值第三世界解放浪潮风起云涌，美式现代化范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消费道路受到广泛质疑。为此，达拉斯来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下的民主传播实践，并由此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进而，赵月枝教授结合传播学发展史，反复强调了在国内的传播学研究中建立批判性视角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性。她指出，在目前的传播学界，达拉斯70年代的访华和研究似乎已被淡忘，而80年代初西方学者施拉姆的访华却被很多人看做是中西方传播学交流的起点。自此，传播学界几乎已被这种冷战社会科学逻辑所主导。而她希望，丹·席勒的这次访华，能够成为国内批判政治经济传播学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区别于目前的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席勒把人类传播现象放置在更加宏大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之中，采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出发，对电信业和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这对国内传播学者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最后，赵月枝教授指出，席勒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中国能否在新一轮的数字化资本竞争中与美国相抗衡。在承认这个问题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去考虑，能否寻求一些替代性框架来看待目前的国际数字传播竞争格局。

简要的现场问答环节过后，程曼丽教授结合当下中国的传媒研究领域，进行了总结发言。程教授认为，在我国的传媒研究中，长期以来，以市场经济为背景、以技术逻辑为主导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而近年来，随着传媒领域的变革，研究者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技术和平台的调整方面，很多人对于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机遇和福祉充满了期待，却忽视或缺失了对技术依赖的批判性和理性思考。而丹·席勒教授则为我们展示了理想光环包裹下的互联网数字世界的另一面，即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互联网与跨国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丹·席勒教授的历史思维、全球格局以及深刻的洞察力，对国内研究者有着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启发，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和把握传播领域现象背后的根源，以批判的思维去突破和弥补以往研究中的认知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