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如何消解“羡慕嫉妒恨”？相信“福命”和下一代

“羡慕嫉妒恨”这个流行语能够火起来不仅仅是由于语词上的反复叠加，更是符合了一种社会现实。嫉妒作为一种社会情绪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进入到公共话语领域，有关“红眼病”与仇富心态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纸。以《人民日报》为例，关于“眼红”的讨论第一次出现在1980年，在1980年代有15篇文章讨论，以“仇富”为关键词搜索在2003到2005年有5篇文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张慧在她的新书《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一书中将嫉妒（envy）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自己田野调查期间所收获的资料给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人类学的解释，认为羡慕嫉妒恨并不是一个心理问题，而是一个财富急剧增加、分配又极不均衡的快速转型社会中的表达、管理及诱发机制。在她所调查的三个村落位于华北，从2006年开始这三个村子的铁矿储量被发现，铁矿的开发带来了村落财富的急剧增加，一夜暴富、分配不均等多种问题随之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财富态度的微妙变化，我们可以透过华北三个村落的故事试着去理解这一复杂心态背后的文化意涵。

带上“社会违规色彩”的暴富

在铁矿发现之前，这三个村落均以农业为主，保持了一种传统而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采矿业的迅速发展，财富也成几何倍数增长。该县的财政收入由2000年的5000万攀升到2013年的近20亿。一夜暴富在当时不可避免，但并不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所造成的结果便是贫富差距，正如村民评论的，开矿使村里的人“穷的穷，富的富。”

在这一背景之下，村落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暴富因此带上了社会违规的色彩。福斯特在他“有限资源图景”理论中认为，对农民而言，生活中想要的东西的供给总是有限的，一个人只能通过牺牲他人来提高自己的位置。暴富在“有限资源图景”中会被视为某种程度上对他人的剥夺。这构成了嫉妒产生的结构性条件，人们都在竞争一些想要但是稀缺的事物，他们意识到别人的成功会减少自己成功的机会。

嫉妒的产生可以被视作对社会违规的惩罚，它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往往与不平等有关。嫉妒的一方认为别人得到了自己没有的东西，这样一种被剥夺感将会带来一种消极的情感体验，甚至会导致犯罪。人类学的研究认为，很多社会中巫术或妖术便是嫉妒的产物，它是对违反互惠、平等主义的行为的惩罚。

嫉妒所形成的情感结构会对那些成功者构成威胁，它使得被嫉妒者不得不想办法减少嫉妒所造成的伤害。最常见的应对方式是隐藏或否认自己的财富，当这不够的话开始象征性地分享给他人。对于村民来说，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使得判断谁家有钱是件简单的事情，但当财富迅速分化后对财富的隐藏变成了重要问题。正如作者在刚开始调查时问老村长村子里有什么禁忌，后者告诉她“除了经济问题，什么都能问。”

财富的隐藏并不能完全消除嫉妒的负面影响，象征性的分享成为另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其表现便是承担村里公共生活或公共事务的支出，比如春节时村子的秧歌表演。在作者的调查中，秧歌表演早在几年前已经几近消失，不过随着矿业的兴起，秧歌表演又得到了恢复，而演出的费用则多由富人承担。作者在这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节庆等公共生活在恢复共同体秩序结构上面的作用，事实上正是通过集体的活动，嫉妒与社会违规达成了一项协调，这个协调关系以一种隐藏的、不可见的逻辑支撑着社会秩序的维持。

作为一种道德话语的“眼红”

在对村民的访谈中，普遍提到“眼红”与羡慕的差别，羡慕在村民的话语中仅仅是一种情感状态，而“眼红”则预示了一种破坏的行动或破坏的可能性。因此提到“眼红”更多地会牵涉到纠纷、捣乱、不合作等。

书中提到小吴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眼红”是如何实践一种道德话语。事情的由来是矿业公司要征用村民的土地建尾矿库。小吴是为数不多的几家没有和矿产公司签订征地合同的家庭之一，借此希望向矿产公司多要点赔偿。他通过自己的不合作与矿业公司谈判，并将自己的不合作转化为获利的投资。在已经签过合同的村民看来，小吴就是“眼红”，村民用“眼红”的话语为自己的劣势寻找安慰，但是当所面对的是外人时，即作为第三方的矿业公司，这样一种“眼红”的话语又被巧妙地转化成了素质和能力的证明。小吴的“眼红”行为成了自己谈判能力、挣钱能力的体现。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小吴自己看来，自己的行为并不是由于“眼红”。

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理清“眼红”话语的双重暧昧性，它通过区分两个不同的群体，即同村村民和第三方代表（他人），它通过指责捣乱者遮掩了同村村民内部的“嫉妒”情绪，同时通过正面的积极评价将“眼红”话语转化为争取村民利益的行动。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眼红”话语具有双重价值评价标准，通过这种双重的价值体系实现的是一种道德控制。它既是内部情感宣泄的途径，又是弱势一方对抗强势一方的手段，捣乱者在这一个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个双面人的形象，作者在讨论部分中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学家对乡村“混混”、捣乱者、胡打乱闹群体的研究做了简单的比较，并将关注点推向更为宏大的问题，如乡村的公平、正义、法律、道德等，遗憾的是作者并未详细展开相关的研究。

“福”与“命”的观念可以缓解嫉妒情绪

面对暴富，三个村落的村民很少会用“能干”、“有能耐”去解释，相反更多地用“福”或“命”这样颇具神秘色彩的观念去理解。书中提到“没福坐不住”的例子：

“有钱的我看没福也坐不住。我们那边有一对夫妻，要是现在还活着那就富得不行了。各个矿都提钱（从矿上提成）。他俩是车祸死的。按说也不应该死。别人家办丧事，他们开车去了一次了，份子钱也给了，本来有事先走了。后来可能也就是为了显摆，又开车回去，路上就撞死了。我看没福有钱也没用。”

提到“这就是命”的例子来自村长的妻子：

“你说这人一辈子是不是命。有时候我就想这人是不是该你得着的就得。你说这沟，原来是刚子承包的。在两边种树，这原来都是荒地，受了不少累。弄了二年，非说没法弄，太受累要退给大队。后来他实在不干了，就退给队里。后来张家承包了，这才几年啊，你说这次（地被征用）就弄了这么多钱。”

“没福坐不住”常被用来解释一夜暴富却死于非命的情况，“这就是命”常被并不富裕的村民用来自我安慰。“福”和“命”所体现的是一种偶然性、不可知性和风险性，面对财富的来来去去，个人的能力被一种巨大的偶然性所取代，所有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借着“福”或“命”的观念归于他者，而不是个人能力的差距。它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嫉妒所带给自身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减轻了嫉妒所带来的困惑与挫败感，成为一种应对策略既可以获得自我的心理安慰，也可以缓和人际关系，成为应对负面情绪、缓解乡村矛盾、减少暴力冲突的有效工具。

暴富给乡村共同体带来巨大的震动，既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再加上与暴富相关的死于非命，这一切给村民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福-命”观正是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得以盛行，它一方面可以安慰自身，重塑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在个人与社会之外整合了一种应对未来的世界观，让看似冥冥不可控的力量得到控制，降低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焦虑。

代际希望可以消解嫉妒

“福”与“命”多少是一种略带消极色彩的策略，而代际希望的传承则是另一种较为积极的行动策略，通过亲子之间的代际传承延续父母的期望，使得由“不可得”导致的嫉妒在代际希望中被消解。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老有所养和向上流动，孝道的存在正是为了保证这两种期望能够顺利实行。子女对父母希望的承继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嫉妒的负面情感，同时也将希望延续下去。希望的延续对于家庭再生产意义重大，它包含了整个家庭对于未来的信心和愿景。在现实中父母无论是在教育、婚姻、工作等多方面都非常积极地投入，其背后正是通过不断地将希望投入未来以维持其再生产。

当然随着现实的快速变化，年轻一代有了更多自主的选择，孝道在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希望的同时，也会与个体自我选择形成冲突，但无论如何选择，维续对未来的希望将会是始终不变的努力，嫉妒虽然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但只要正确应对，不妨会有积极的结果。